从单一市场经济到多元市场经济（6）

　　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展显然也经历了巨大的飞跃。在改革之前，私营企业是非法的；而现在，私营企业已经被承认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但是，创业者们依旧要面对许多偏见和厄境。目前，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依旧来自政府垄断。大部分国企自9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被重组或是股份化，而剩余的国有企业则进入了一些垄断部门，包括银行、能源和通信行业。这些垄断性的国企在中国已经成为强大的利益集团。2008年开始实行的通货膨胀性货币政策，更加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实力。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大部分银行信贷都流入了国企和地方政府。国有经济通过廉价的信贷和其他政府力量，挤压私营经济的成长空间。2009年，《财富》500强名单中史无前例地出现了34家中国企业的身影（不含3家香港企业）。然而，其中只有一家是私营企业。到了2010年，42家中国企业（不含4家香港企业）进入了《财富》500强名单，只有两家是私营企业。

　　真正令人担忧的并非国家所有制本身，而是那似是而非的假设，总认为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这种论调曾经一度被用来替政府垄断和限制私营企业进入一些被认定是“具备战略重要性”行业的政策辩护。而现实中，政府垄断使众多国有企业成为肆无忌惮的征税者，获取了巨大的利润，使21世纪以来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两倍。这些简单快捷的利润让国企悠然地活在市场纪律的管制之外，从而隐藏了它们的弱点。由于可以获得垄断性的利润，国企不需要不断创新来满足消费者。没有了这样的压力，国企无意中被剥夺了在市场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学习机制。除此之外，虚假的高额利润迅速扩大了垄断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日益增长的工资差距。例如，垄断性国企雇用了全国8%的非农业劳动力，但这些员工却享受着占全国55%的工资。国企的垄断性利润甚至使它们在一些对私营企业开放的行业中也占据了优势。国企利用其政治关系和垄断利润迫使私营企业撤离或是将对手收购，弱化了市场竞争。国企的存在也削弱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例如，即使不考虑国有银行与国企在政治上的种种关联，国有银行也更喜欢贷款给国企，因为国企享受政府保护的高利润，从而有较高的偿款能力。私营企业，尤其是刚刚创立的，经常由于自身的高度不确定性和失败的可能性，无法获取银行信贷。因此，有着稳定和安全客户的国有银行可以不与私营企业进行业务往来，放弃了学习如何更好地筛选、监控贷款者的机会。这让国有银行更加不愿意向私营企业发放贷款。

　　全民所有制能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并保证共同富裕的陈词滥调，已经被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证伪。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代的政治家与哲学家的智慧依然熠熠生辉。中国古书《商君书》（商鞅曾帮助秦王两次变法，而使秦国后来居上，并最终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有言：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西行也，其不几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其议人异而无定。人主为法于上，下民议之于下，是法令不定，以下为上也。此所谓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尧舜犹将皆折而奸之，而况众人乎？此令奸恶大起，人主夺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

　　从早期中国哲学家慎子的作品《慎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权利划分重要性的论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像商鞅所建议的一样，将自己纳入法律监管之中，国企巨大的垄断势力也就不会那样令人担忧。但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政府所有制的压力之下，大多远离法治。当拥有巨额资产的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时，不可避免地会诱发公权私用，公产私分。腐败的政治产生了掠夺与不公正，种下了社会不安定和政治混乱的种子。当国企凌驾于法律之上和市场纪律之上时，不仅私营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也如同慎子和商鞅所描述的那样，整个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基础将危如累卵。

本文摘自《变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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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革中国》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书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