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传统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3）

　　事实上，像这种监管滞后的情况，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非常常见。用一个比较贴切的说法来形容，那便是“先上车后买票”。这种实践先于制度的做法看起来似乎是政府监管部门的责任缺失甚至是失职。但是，如果没有实践先做出尝试，监管者又如何知道该怎么去监管呢？不管怎样，每一个新颖的实践在做出首次尝试时都必然会出错，尤其是在一个监管缺位的环境中，这就会让政治反对者有足够的理由扼杀它们。要使这种方法奏效，政府必须要有耐心，要保持思想的开放，并要学会迅速地采取行动——建立利于实践发展的规章制度或能在情况恶化时及时叫停。然而，如果过早地掐断有发展前景的实践，或者未能及时终止糟糕的实践，承担责任的还是政策制定者。更重要的是，由于实践的效果深受制度环境的影响，监管环境中任何微小的变化都有可能对其成败产生决定性影响。同时，哪怕是做出细微的调整，都有可能使一个正处于颓势的实践迸发生机。因此，一个新实践能否被政府认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较量。一方是它的支持者，在实践的试验阶段他们会尽力让其正常运转，然后不断地进行修正，并在可控的政治范围内调整对其有利的制度环境。另一方是批评者，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揪出试验过程中的差错，并以此为理由向支持者发难。对于希望通过引进新颖可行的实践来推动改革的人而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地试验，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出切实有效的因素，但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风险所在——试验的次数越多，错误也必然会越多。实际上，这也是邓小平的名言“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背后的逻辑。

　　在对股票交易市场的态度上，由江泽民领导的中国政府也持类似的立场，但理由有所不同。1989年上任的江泽民并没能消除市场化改革所遭受的政治敌意，也无法以官方立场承认股票交易所这种存在形式。与此同时，他不愿意或者无法采取严厉措施打压已经进行的地方性试验。因此，在没有法律条例或官方认可的情况下，深圳股票交易所继续运营，这实际上是一种走钢丝的冒险行为。直到1991年7月3日，深圳证交所才正式获得了北京的批准。

　　1992年的价格改革及1994年的税制改革都对消除价格扭曲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为单一价格体系及全国市场的建立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新一轮的企业改革也在整个中国蔓延开来。1992年，中国确立了将实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企业改革的支持者也因此有了一个新的任务：把国营企业转变成为独立、自主并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实体。这一决定超越了“放权让利”的基础及经营承包责任制，把中国的企业改革推上了一个全新的舞台。建立一个脱离政府干预并由市场监管的现代企业制度，便成了企业改革下一阶段的目标。

　　乍看之下，这个想法似乎违背直觉。国企如何能不受国家干预？企业改革内部存在着一个困境：国企不可能完全与国家脱离。一个归国家所有的国企如何变成自主逐利的商业企业？一个比较现实的想法是，减少各种官僚机构及相关的繁文缛节，简化政府和国企间的关系，同时让国企参与市场竞争。此外，由于大部分国企已经处于亏损状态，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有必要削减国企的数量。我们将会在后面看到，这恰恰是中国政府有能力实现的做法。

本文摘自《变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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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革中国》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书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它展现给读者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