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考察货币升值，人们通常会把目光转向日本。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大幅升值，往往被认为是日本经济持续低迷的祸因。
其实，货币升值本不应承受这些苛责。经济走弱也不是货币升值的必然结果。
德国马克的升值过程即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注解。
1960年代到1990年代，德国经济与日本经济非常相似，二者都经历了持续的贸易顺差。德国的顺差规模在1965年后更是逐步扩大。与日本不同的是，德国的对外贸易更多地在欧洲国家占据较大比重，对美顺差远不如日本那样集中。
在持续的贸易顺差的推动下，马克持续升值。从1960－1990年，马克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从4.17∶1升值到1.49∶1，期间累计升值了1.79倍。无论是对美元的双边名义汇率，还是贸易加权的名义汇率，同期马克升值的幅度都超过了日元。
1974年，德国放松外汇汇兑方面的管制。在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三者之间，德国货币当局选择了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让马克汇率自由浮动。
相同的开始，结果却大不同。
日本试图利用货币政策保汇率，最终反而触发了国内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而德国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经济长期保持了稳定的发展。
那么，德国经济在这30年间经历了怎样的轨迹？德国如何在货币升值的同时保持经济稳定？德国企业怎样走出马克升值带来的出口困境？德国人在此期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变迁？对中国又有怎样的启示？
本期，“国际评论版”特别策划“马克经验”专题，以期对人们理解当下的货币升值有所助益。
(马娟)
德国央行始终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或唯一的目标。而其他中央银行则至少在某些时期游移于不同目标之间。
今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各大媒体相继推出众多该专题的策划文章。而日本“失去的十年”也是经常被国人提及的前车之鉴。
现在，我们该谈谈德国了。
从1960－1990年，马克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从4.17∶1升值到1.49∶1，累计升值了1.79倍。同期内，马克经过贸易加权的名义汇率升值了1.43倍。与此同时，德国经济并未出现剧烈的波动。
相对于上次专访(参见本报2007年5月28日29版《“我不认为光靠货币政策能真正有效的抑制股市泡沫”》一文)的周折来说，这次的专访非常顺利。为了此次采访，余永定还找来了一本836页的叫做《德国货币50年》的英文专著阅读。他甚至将书中一些重点的图表和内容复印下来，遇到细节的时候，会给记者指着图表详细讲解。
余永定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依然是旗帜鲜明，没有模棱两可的表述。
在经过了与余永定接近两个小时的交流之后，德国以“反通货膨胀为纲”的货币政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此，本报特刊登对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的专访，请他来谈谈德国战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对今天的借鉴。
德国央行最重要的目标
《21世纪》：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较好的实现了本币升值与经济的平稳发展，没有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紧缩，那么在您看来，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例子呢？
余永定：德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恶性的通货膨胀给纳粹上台创造了条件，最后给德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德国文化中，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意识，就是不能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它会毁掉这个国家。德国人把这种全民共识称为“稳定文化”。
第二，它有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就是联邦银行。央行本身又有相当强的独立意识，而且德国政府和德国的宪法也赋予了它强大的独立性。在这个银行的信念里，稳定物价是最重要目标。“稳定文化”加上一个能保证这种文化得以变为政策的机构，这是德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
《21世纪》：同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相比呢？
余永定：现在西方中央银行在反通货膨胀和保持独立性方面大同小异。但从历史上看，德国联邦银行在这两方面是独领风骚的。它始终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或唯一的目标。而其他中央银行则至少在某些时期游移于不同目标之间。
《21世纪》：其他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有什么目标？
余永定：我们这里是谈最终目标。在相当时期内，大多数央行的最终目标是多重的。例如，日本银行的最终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货币的对内对外稳定(汇率稳定)。而在德国所形成的传统是，经济增长和就业等问题由德国政府、特别是德国财政部来负责。对于联邦银行来讲，它要为物价稳定负责，其他事并不需要它去管。这是德国一个很重要特点。
《21世纪》：上世纪70年代，德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余永定：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对黄金的自由兑换。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固定汇率制度)崩溃。德国马克同美元彻底脱钩是在1973年3月2日。
在此之前，为了支持美元，联邦银行不得不大量买入美元，投放马克，引起流动性泛滥，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为了使联邦银行能够获得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求让马克同美元脱钩的呼声高涨。当时执掌经济大权的经济部长施密特是反对让马克浮动的。但德国政府在1973年3月1日讨论是否让马克与美元脱钩这一天，正好施密特生病，没有参加这个会。支持自由浮动的人趁机说服了大家，政府正式决定马克对美元自由浮动。所以，德国并不是没有支持马克钉住美元的人、并不是不重视汇率的稳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联邦银行所面对的一个基本矛盾问题就是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关系。汇率稳定始终被看作是货币政策的约束条件。汇率政策的变动服从贯彻货币政策(如完成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的需要。
《21世纪》：这是不是说他们基本上不考虑汇率政策对进出口的影响？
余永定：不是，它肯定是考虑的，企业界人士都希望汇率稳定。我想说的就是，在德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史上，保持货币的对内稳定、抑制通货膨胀始终是最高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可以牺牲汇率的稳定，而不是反之。
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讲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因为，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偏热时期。虽然通货膨胀目前并不严重，但如不加以控制就会恶化。通货膨胀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所以现在我们也面临着德国当年(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问题。不能为了汇率稳定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政策应该从属于货币政策。局部利益应该服从整体利益，近期、短期利益应该服从长期利益。就是说中国好不容易得来的一个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绝对不能由于政策的错误，而让它丧失掉。稳定的通货膨胀预期丧失之后就很难再重新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