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过去的十二年里，常清一直走在风口浪尖上。得意时，资金、名利滚滚而来；失意时，金钱、朋友远远离去。谈起往事浮沉，常清对记者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在中国做期货公司，第一不要盲目扩张。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道路非常坎坷，再不能理想主义了，不能按照成熟市场经济的想法来做了。即便是期货业的春天就将到来，我也会采取‘内敛’的战略模式；第二，用人要‘任人唯亲’，不能‘任人唯贤’，不了解的人决不能重用。期货公司的利益诱惑太大，在中国期货制度还不完备的情况下，越能干的人往往造成的损失越大；第三，不能‘以人为本’，要以制度为本。这样做，也许丧失了优秀的业绩，但却是稳健发展的最好方法。”
——这番话，应该是在期货市场沉浮了十七年的常清的肺腑感言。
奠基中国期货业
常清于1978年考上了吉林大学经济系，与现任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经济学家韩志国、袁纲明等人是同班同学，又直接在吉林大学读了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研究生。作为中国第一批研究生，他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招去从事“价格研究”。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计划经济放开的第一步是价格放开，在1984年后出现了“价格双轨制”，也就是说，一部分商品的价格仍然由计划管理定价，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力量决定。但是，放开价格并不等于市场形成，究竟市场的价格怎么形成的，这对于一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学者来说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央领导也很困惑：从1984年放开价格开始，物价就开始飞涨，并且一种商品有许多价格，计划内的、计划外的，倒买倒卖的，市场形势非常混乱，以至于引发大家对改革的必要性和成功与否的怀疑。常清回忆说，1986年赵紫阳在一次老中青务虚会上说：“西方国家的物价是放开的，没有管制，但是物价上涨和下跌工人都不上街闹事；而我们国家一动物价，大家就都不满意，要上街、要游行。价格是管了也不行，不管也不行。西方国家的价格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常清在研究中发现，国际贸易是按照期货市场所形成的价格来定价的。因为期货市场是一个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讲的典型的完全竞争市场，买方卖方集中在一起，通过一定的规则竞争形成价格，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价格是公平合理的。于是常清开始研究期货市场。1987年，常清被派到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学习证券市场。时逢日本刚刚与美、英、德、法签署“广场协议”，用各国联合干预的方式使美元急剧贬值。常清来到日本就大吃一惊：中国1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几天就损失40多亿美元！常清询问日本的金融专家：“你们这些国家的任何货币都是可兑换的，如果汇率变动，银行的风险多大啊？”这位专家告诉常清，发达国家的大宗商品包括金融产品都可以通过期货市场保值来规避风险。
1988年初，常清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总理上报了全年的研究工作计划，总理看了研究计划以后，用大红的粗铅笔在题目下边画了一道，并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马洪同志，请你组织几位同志研究国外的期货制度，用于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保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于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体改委组成了中国的期货市场研究小组，任务是设计中国期货市场的总体方案，常清出任秘书长，是总体方案的执笔人。
1988年底，方案出来并得到通过，研究小组开始在中国进行试点。然而，实践似乎比理论要难得多。研究小组先找人民银行搞金融品种。人民银行说不行，外汇波动太厉害，金融牵涉到国家的经济命脉，不能搞。于是搞大宗商品，找来了物资部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官员。但在座谈会上就否定了搞大宗商品物资，物资部的官员说，物资关系到国计民生，现在物资流通的改革已经搞乱了，假如再加上期货投机，那整个国民经济就乱了，谁能负责？让研究小组欣慰的是，商业部很支持，原因是：第一，商业部参加了这个研究小组；第二，当时的粮食买难卖难让商业部很难受，财政挂账很多，粮食过剩又很难保存。在商业部的支持下，于是期货市场就由吉林的玉米、河南的小麦、湖北的水稻和四川的猪肉开始了研究。
然而，中国期货市场生不逢时，赶上了1989年。期货是姓“资”还是姓“社”有些说不清，于是，除了河南省，其他的省份都把试点研究停止了。中国第一个试点实际上从1990年开始，名字叫做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后来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的邀请下，常清又参与了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的设计工作，并为上海金属交易所的规则设计贡献了才智。
又遭严霜
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期货业在蓬勃发展，同时也泥沙俱下：1995年上半年的“3·27”国债风波、6月的“天津红507事件”、下半年的苏州“红小豆602事件”，都属于大户操纵市场，过度投机的恶性事件。这使得期货监管部门认为期货市场的发展已经到了不能不“治理整顿”的阶段。
1995年到1998年，期货交易所从50多家压缩为3家，期货交易品种从35个压缩为12个。从1995年开始，期货市场每年的交易量以平均30%～40%的速度滑坡，进入了极度低迷的状态。1995年期货市场的成交量为10万亿元，到了2000年只成交1.6万亿元，在市场上的交易资金只有40多亿元。许多从业人员逃离期货业，期货公司过上了紧日子。
常清的金鹏期货从1997年开始亏损，为了减少风险、增加激励机制，常清想出了一个办法：员工人人入股，国外的期货经纪公司很多都是合伙制的。说来有趣，常清入股的钱反而是从1996、1997年的股市中赚到的，他把这几百万元买了金鹏公司的股份，同时要求每个中高层干部都购买几十万元的股份，员工买几万元股份，并承诺，一旦员工离开，即使公司亏损、股份缩水，他也会按当时的原价收购。
但是此计划实施了一年，常清的心就凉了。当员工能从通过其他途径获利超过他的股份金额时，他的选择是毫不犹豫地把股份弃掉。另外一部分员工也没未因为拥有股份而留在期货业，到了2000年的时候，北京的总部只剩下17个人。常清不得不真的把他们的股份原价返回。
常清说：“炒股炒成股东了。当时我真的想放弃这个公司了，承认我的失败。可是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这样做，我‘无颜见故人’啊。我对金钱没什么概念，但是我对脸面有概念，这可能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所以，再苦也得做下去。同时，我也认识到，开公司，尤其是期货公司，绝不能‘以人为本’，要以严格的制度为本。我一直想让中层干部有房住，有钱拿，稳住人才，但是人人都想暴富，欲壑难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