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故事，长久以来对于该事件的深入思考。使得我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有了更真实的感受。2000年秋天，我所在的城市出现了“爆炸事件”。有人利用国庆前的时间，通过在公共汽车上放置炸弹的手段，在社会制造恐慌情绪。当时已经有几辆公共汽车出现爆炸，人们总是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件给以更多的权重。就像我们关心自己的感冒胜过关心2002年肆孽欧洲大陆的水患。或许是自己从事的行业习惯角度，我习惯给自己身边的每个事件赋予不同的风险/收益分布。自己当时很冷静的认为：1）自己坐公共汽车的概率几乎为零；2）自己在公共场合长久停留的概率几乎为零；3）这两个区域是最有可能发生问题的区域，因为我基本不会去。所以这对我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性。
一天，我外出办完事后准备回单位。期间停在了城市最繁华街口的红绿灯前，对面的商场正在进行着开门前例行的升旗仪式，秋风中升起的国旗、围观的群众、漂亮的升旗小姐，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平凡快乐，生活的意义或许就在这里。
绿灯了，我停在路中间等待改变方向。一声巨响过后，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我扭头看时，我身外不足一米的女孩子满脸是血、已开始痛苦的呻吟，爆炸产生的碎片击中了她的脸部。如果没有他，现在痛苦的或许应该就是我了。血从她指缝间溢出的情景，一直烙进我的记忆中。与今时想起，依旧如刀划过肌肤的凛冽……
事件过后很久，我一直在思考。这中间一定存在一些东西是自己没有认识到的。或许我是一个幸运者，还有机会思考这些问题。事件总是惊人的相似，2001年的三月，我所在的城市再次发生爆炸事件。这其中一幢居民楼成为废墟；一幢居民楼被由中间分为两半。期间我在北京工作，当自己再次回到家乡时，被分为两半的居民楼依旧在那里矗立。印入我眼帘的巨大缺口无疑在向我诉说着什么……。一位朋友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位和我同龄的女孩子就住在楼里，她的生命已远离我们。或许这正像米兰·昆得拉那句很著名的话——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轻！
9·11事件时，我在夜里爬起来收看大厦被撞后的景象。永远留在记忆中的是几百米高空陨落的躯体。失重后的身体就像瑟瑟秋风中飘落的落叶，这一刻，莫名的悲怆后，我深深感受到当人类面对意外时，我们不可以把握的东西太多。上面的那段话就是索罗斯先生在9·11事件过后留下的。双子楼里面有上千位和我从事同样行业的人，这些被认为市场精英的同行，长久的市场生存使得很多人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准确计算出各种可能的风险分布。但对于自己，或许一直没有想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风险。
9·11事件时，中国证券市场正在经受“银广夏事件”的冲击。不久，美国的“安然事件”也浮出水面，以上的这些都要求我们认真思考我们赖以分析风险的所有一切。或许这中间有很多是我们没有真正认识到的。
证券市场中的生存就像依靠不完善的航海图在大海上航行，或是一个人在充满危机的丛林中孤独的行走。实际进行的决策，通常比较不在意这样做是否能够使自己的满足感得到最大的提升，而是更多的关心如何避免那些潜意识中“积存”的礁石，是否会出现在我们不确定的地点；或是如何积蓄力量，避免突如其来的袭击。
转盘和扑克，与证券市场一起，是研究风险的天然实验室。当我们屏住呼吸看着白色的小球在旋转的轮盘上四处弹起；当我们的资金伴随敲击的键盘在市场中流入流出。我们的心脏同那些数字一起在跳动，也是伴随着靠机遇而定的各种重要的结果在跳动。
风险管理是科学抑或是艺术？在数学家逐渐把《概率论》从职业赌徒的职业工具发展成管理、诠释、应用信息的有力武器。伴随着富有创意的思想逐渐堆积，产生了大量的风险管理技术。在其中明显形成了两类对立的观点：1）坚持认为最好的决策是通过过去模式决定的限制和数据为基础；2）和决策是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主观信仰。其中主要的分歧在于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过去的模式预测未来。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数字，担忧是我们也忘记了数据仅仅只是工具。数据并没有灵魂……但现在风险管理的数学驱动工具也孕育了自我湮灭。
我现在一直牢记着索罗斯先生的那段话：我什么也不害怕，也不害怕丢钱，但我害怕不确定性……
效用函数的内在机制
假定两个人使用一枚硬币进行赌博，如果在第一次出现正面，甲将付给乙1元；如果第二次出现正面，甲将付给乙2元；如果第三次出现正面，甲将付给乙4元。以后以此类推……直到出现正面结束游戏。现在如果你可以向乙购买这项权利，你将会付给甲多少钱？
如果根据《概率论》计算这个游戏的期望收益，我们会发现游戏的期望收益是无限大。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以很高的价格来购买这个游戏，相反很多人会以很少的价钱，比如不到100元的价格来出售这个权利。类似的游戏在证券市场中也经常出现，著名的期权定价公式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在97年时，曾经有人专门利用类似的公式计算上市公司成长性和市盈率之间的关系。并很认真的指出如果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达到100%，市盈率将失去作用（具体计算公式可以使用净现值贴现公式推导得到）！这篇文章发表于97年的《中国证券报》上，其时以（600839）四川长虹为首的绩优成长股正处于历史的高峰。
贝努利先生针对“圣彼得堡悖论”提出了“效用”的概念。并指出了确定一个项目的未来价值不能以其价格为基础，而应该参照它产生的效用。项目的价格可以由项目本身来决定，它不会因人而改变，但效用取决于评估人的特殊环境。效用的增加应该是自然财富增加百分比的自然对数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收益增加了50%，效用将会增加0.405个单位（ln（1+0.5））；如果再增加同等财富，效用只会增加0.288个单位（ln（1+0.33））。
在效用函数的作用下，人们会拒绝公平赌博。公平竞争的含义就是在游戏中参与双方的预期收入相等。假定两个人有100元，各自拿出50元作为赌注，通过使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输赢。赢家最后手里有150元，输家最后手里有50元。这个游戏的期望值为150×50%+50×50%=100，但通过效用函数，我们可以看到：不参加游戏的效用为ln（100）=4.605。参加游戏的预期效用为ln(150)×50%+ln(50)×50=4.461。而4.461相对应的确定性结果为86.60（通过公式ln(c)=ln(150)×50%+ln(50)×50计算）。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我们来说是“亏损”的游戏。
实际生活中，不同人对风险的偏好与效用函数并不一致。这样，通常可以分为风险厌恶、风险中性、风险喜好等类型。如我们曾谈到巴菲特先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