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忠臣之苏轼：让你的行动作你的政治

　　【在一个组织的平日运行里，总有一些宁肯自己受气却诚心诚意帮助大家、维护大局的人。他们的理想和能力，不仅仅只配做一个老好人；假如跟着某一派势力卷到一起他们一早会出人头地，甚至仅凭个人名望和才干，还是各派势力的争夺对象。但他们总是站出来提一些各派势力都无暇理会的、其实挺有用的建议。】

说起忠臣，一般人都想起屈原，想起安史之乱中为抵抗叛军牺牲的颜杲卿、颜真卿兄弟（注1）和张巡（注2），想起文天祥，想起袁崇焕，其实这些人作为个人，都是道德高尚、恪尽职守的人，但却又都是在领导力走下坡路的时候挺身而出却未能挽回局面的人。他们的出现，是古代政治叫人想起来就内心悲凉的一个现象。

我记得儿时在北京十三陵寻访思陵的情形：那是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大军攻入紫禁城时上吊自杀的崇祯皇帝被下葬的地方，原是他所宠爱的田贵妃的墓，因而距离其他正式皇陵都较远。也不是什么正经的陵墓。尤其我去那时，一片萧条，仅有几棵松树和两块石碑而已。其中一块铭刻着紫禁城里唯一一个与皇帝一起赴死的人，“烈士”太监王承恩的事迹。

看着碑上的“烈士”字眼儿，未免觉得一阵恶心。倒不是出于对王太监之死的鄙夷，而是想到那么多的明朝人，为了主持公道，创造文化，批评弊政，保卫国家而被杀被砍，直到朝代的终结而不能得到当权者起码的尊重和承认。他们又何尝不是忠臣？他们在治国安邦上可发挥的作用，又何尝比不过一个太监？

人们对一个组织的忠诚为什么一定非要等到与它一道结束生命而达到自我实现的最完美境界？人的生命固然可惜；他们的自我选择固然也值得尊重。但假如一个社会的忠诚观仅是如此，甚至把众多人平日里的贡献都横加排斥，拒不承认，那么明朝的终结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偌大的中央政府，情愿为最高领导人殉死者竟然仅有一人。

于是又想到，在一个组织的平日运行里，总有一些宁肯自己受气却诚心诚意帮助大家、维护大局的人。他们的理想和能力，不仅仅只配做一个老好人；假如跟着某一派势力卷到一起他们一早会出人头地，甚至仅凭个人名望和才干，还是各派势力的争夺对象。但他们总是站出来提一些各派势力都无暇理会的、其实挺有用的建议。

四川人苏轼自嘲“平生文字为吾累”，却每次都选择了“最累”的方式，去按照自己认定的公道去做官。他32岁上因主张政策变革不要太猛而遭到排斥，后因文字狱（或许宋朝仅有的一个文字狱案件）蹲过大牢。48岁因旧党上台而升官回朝，但又因提出政策回归不宜太猛，在52岁上再当“下放干部”，快60岁时还被流放到海南山区，死前一年才得赦免。

现代人或许闹不明白，这么一个怀有“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功名心的人，怎么会自甘一辈子连着两次故意“站错队”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全都耽误了？有人说文人就是这样。那么王安石、司马光又岂非文人？别忘了，彼时士大夫人生价值的定义并非做一文人而已。苏东坡从小由母亲教《汉书》，20岁出头举进士，就被欧阳修断定是国家未来的宰相。在他有限的行政生涯中，凡是得到略施拳脚的机会，不论是在徐州还是杭州，他都创造了传为佳话的业绩。

又有人说是意气使然。但意气也有不同。朱熹、陆九渊的意气之争争在学术，王安石、司马光的意气之争争在国策。苏东坡要的是什么？他明显争的不是学术，而是政治上的东西，但不是王安石、司马光所代表的那种过火政治。他感激别人怜爱他“一肚子不合时宜”，也完全知道为什么自己不合时宜。那是因为无论新党、旧党，谁当政，谁就把他斥责为不可救药的自由化分子加以排斥、打击。在前途黯淡、事业低迷的日子里，他也不是没有动过“乘风归去”的念头，但“江山如此不归山”，他毕竟又不忍罢手——还是要坚持他“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坚持公开批评那种使士大夫阶层陷入分裂和内斗，使宋朝政治丧尽元气的一边倒政治——其实两种一边倒都是道德高调掩盖下的相当卑劣的“极左”。

没错，若论事迹，与那些推翻一系列政策、颁布一系列政策（而后又被后来者推翻）的政坛人士相比，苏东坡不算是政治家，因为他被剥夺了机会。但是，鉴于北宋中期开始在绵延不已的党争中不断改革，不断失败，直至不敢改革，彻底失败的政治轨迹，它的领导核心其实最需要的一个角色，难道不正是能出以公心，超越朋党，兼顾各方意见和利益的大调和者和大整合者吗？启用像苏东坡这样的有才干但不以圈子归属论是非的人难道不是对政治发展上最健康的一招吗？

苏东坡死时，吴越民众“相与哭于市”。这样的历史记载，让人想起现代人推崇的面对公司政治的一种态度，那就是“让你的行动作你的政治”（Let your action be your politics）。苏东坡难道仅仅是个文人艺术家吗？他的一生难道不是一种行为政治吗？他?道不是宋朝的忠臣吗？

现代企业里也充满了朋党之争，学名公司政治，中国员工也称“路线斗争”。

有人为这种争斗正名，说它就像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要遵循的就是一帮上台，另一帮下台的游戏规则——天经地义，没什么好看不惯的。有人甚至给自己插上“海龟”或“土鳖”的标签，以充当派别打手为乐。还有些企业领导人，也情不自禁乐于居高临下地看着公司里几股势力争来斗去，以为它们的相互对骂、相互削弱中可以帮助他巩固地位，维持平衡。倘若苏东坡再世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话，他一定会说这是一股亡国之风，因为作为北宋的“过来人”，老先生在心灵和皮肉上的感受都曾苦不堪言。

当时苏东坡最瞧不上的，就是那批在熙宁变法中跻身政坛的“新进勇锐之人”。无论古今中外，小知识分子中那种喋喋不休且自说自话的争吵，既不能为社会提供新知识，开启新的思路，甚至也不具最基本的交流道德，根本不是正常定义的辩论。正如北宋历史证明，这种争吵的结局，只不过是帮助一批欺世盗名者实现对公共论坛的垄断，以及在这种舆论垄断的支持下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挟持和利用。回顾这一过程，言论偏颇之人或不足以定为奸臣，但主张公道之人被称为“忠规谠论，挺挺大节”（注3）应不是过誉。

苏东坡没有活到北宋的溃败，但人们或可感觉到他对自己身处的政治将给历史留下怎样的伤痕早有预料。他是一个聪明人，骨子里又很自信，从自己蒙受的挫折和屈辱中，不可能对其未来无所想见。类似“百年兴废更堪哀，悬知草莽化池台”；“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的诗句，让人越读越像是在暗示一个帮派打手横行于世的朝代的必然结局。

至少，像“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生”（注4）那样的无休止的争斗只会把一个组织的器量越斗越小。宋朝疆域本来狭窄，政坛人士的心胸却更狭窄，结果心胸越狭窄，疆域也就越狭窄。对这一点，南宋的辛弃疾与北宋的苏东坡可谓心有灵犀：

雪堂迁客，不得文章力。赋写曹刘兴废，千古事，泯陈迹。

望中矶岸赤，直下江涛白。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

（《霜天晓角R26;赤壁》）

此处的“雪堂迁客”，说的正是苏东坡。

苏东坡与辛弃疾是两宋批判文学的旗帜。

他们也都是大忠臣。

注1：颜杲（gǎo）卿（692~756 年），颜真卿（709~785 年）。颜氏兄弟为唐朝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安史之乱时，颜杲卿守常山（河北正定县西南），任太守，而颜真卿守平原（山东陵县），亦是太守。颜氏兄弟擎起讨伐叛军大旗，十七郡响应，使安禄山不敢攻潼关。天宝十五年（756 年），安禄山叛军围攻常山，抓到颜杲卿之子颜季明，逼颜杲卿投降，他不肯屈服，季明被杀。不久城破，颜杲卿亦被杀。

颜真卿后来的命运也同样悲壮，德宗兴元元年（784 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奸相卢杞欲借李希烈之手加害颜真卿，派其前往招抚，后被李希烈缢死。颜真卿还是书法家，与欧阳询、柳公权、赵孟畈⒊啤翱樗拇蠹摇薄�

注2：张巡（709~757 年），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唐朝安史之乱期间著名将领。安史之乱中，张巡以区区两县几千兵力，苦守雍丘、睢阳两座孤城近两年，城破被俘，英勇就义。

注3：《宋史》的评论。谠（dǎng）论，意为正直之言。

注4：白居易，《对酒五首》。此首后两句是“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

本文摘自《历史是个商学院》

　　《历史是个商学院》从中国历史中选取关键阶段、著名事件、重要人物，作为案例进行剖析，旁征博引西方管理学、经济学、营销学等著作中精华观点，绝大部分为作者从原著中翻译而来，力求信达雅；又融汇了大量中国古代诗文中的经典内容，既体现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湛见解，又与现代工商管理思想相通，还可以增进企业家、管理者的人文修养。
　　在此基础上，作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提出了中国社会三大组织原型并论述其对现代组织的影响及启示，阐述了管理上要注重“仁”的价值，战略上要善于经营不败，领导力建设上要超越个人局限，人力资源管理上要培养忠诚，用人上要提防“马仔政治”，品牌打造上要从传统中找寻“寄托”等诸多观点。
　　本书的着眼点，不在于讲历史故事。作者认为，近乎捕风捉影地讲故事，更适宜茶余饭后消遣。而对于企业家、管理者来说，读史就是要从华夏民族共同的经验中汲取宝贵的智慧和教训，从而获得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启示。
　　本书除了推出了实体书，还同时在苹App Store(苹果应用商店)上架，给读者提供数字化时代非凡的阅读体验。
　　本书上市后不久，韩国知名的21世纪出版社就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与本书出版商“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达成了引进意向，不久的将来即会在韩国推出韩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