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谁绑架了上市公司（11）

　　有评论家认为，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对"太大而不能破产"的金融机构采取了保护措施。10一旦一个人不必对其行为的后果负责，他就愿意去承担更大的风险。这就好比掷硬币游戏，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结果是什么都没有关系。对于大型金融机构的高管来说，他们一旦赌赢了，便可以获得巨额奖励，而即使是赌输了，纳税人也会联手将公司保住。这种赢利私有化、损失社会化的现象，经济学家将其列为"道德风险"的典型案例。

　　在评论家看来，联邦政府在救助行为上的宽松立场，为道德风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历史上，美国政府曾对宾州中央铁路公司（1970年）、洛克希德飞机公司（1971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1980年）、存贷款机构（1989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998年）以及航空业（2001年）实施过救助。2002年12月，格林斯潘在纽约经济学俱乐部就道德风险问题发表讲话时重申了他的立场，认为联储难以确认泡沫的存在，并且"在泡沫破裂后采取措施，能更有效地避免经济在长期出现闪失"。11也就是说，政府应在危机后出手救市，不能任由金融机构走向倒闭。然而，也有评论家认为，联储在救市问题上表态过晚，使得危机没能及时得以制止。可以说，在危机爆发后，无论联邦政府救市或不救市，都会招致批评和非议。

　　然而，我们认为，减少政府的救助行为，并不会有效控制企业高管的冒险行为。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金融机构高管一般都非常自信。当他们与客户洽谈大额业务时，展现自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自信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助正在创业的人士一臂之力，另一方面，自信可能会演变为自负，将好不容易创立的基业毁于一旦。没有什么比成功后的狂喜更能催生过度自信了。因此，金融机构高管在功成名就之后，从不会去考虑失败以及失败后政府是否会救助的问题。此外，无论政府会不会救助，只要他们失败了，CEO的职位肯定都是保不住了，因此只想到好的一面，对风险视而不见。

　　其实，在激烈竞争下，金融机构按照同一模式运作，其策略及行为都逐渐趋于同质。一家金融机构的高管会在利益最大化原则下，参照其他机构高管的行为进行决策。这样一来，羊群效应便出现了。当竞争者采取相同策略时比如说同时投资于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他们便会低估所承担的风险。如果每个人都做相同的事情，那么当形势急转直下时，每个人都要承担相应的后果。正如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投资家约翰R26;梅纳德R26;凯恩斯在几十年前指出的那样："（大部分人总是）宁可顺理成章地失败，也不要出其不意地成功。"因此，群体思维是导致金融机构愿意承担高风险的原因之一，而非对政府会出手救助的预期。

　　最后，只有在企业高管确实关心企业的长期效益时，上面提到的道德风险问题才会出现。政府只对陷入长期困境的企业进行救援，使其转危为安。虽然CEO确实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够实现长期增长，但长期发展几乎不会成为CEO们的主要目标，因为他们的薪酬是与其个人的短期业绩紧密联系的，有时CEO们为了更好地实现短期业绩，甚至不惜采取可能危及企业长期发展的措施。12综上所述，道德风险并非由公共部门的救助催生，而是由私人部门中扭曲的激励机制导致。

　　如果政府不出手救助，金融机构高管会主动降低风险水平吗？我们认为不会。证据表明，过度自信、群体思维以及短期激励推升了风险水平，而政府救助并不是主要因素之一。

　　

本文摘自《谁绑架了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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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往往为了满足季度增长计划，依靠短期行为，将公司股票不计后果的上扬。作者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就是有追逐高股价和期权价格的管理人员造成的。在对“短期行为”的原因的后果进行调查后，作者认为，商界领袖和商学院的学生应重新审视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计划。
　　如今的商业领袖整天在为季度赢利指标和当前股价头痛不已。其原因在于：相对于长期价值创造，目前上市公司提供的激励方案一般都专注于公司的短期利润。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伤害企业和整体经济了。
　　最近几十年来，对这一议题，很少有人像拉帕波特一样做出如此多的贡献。拉帕波特既是一位开创价值管理原则的先驱，也是一名力推以长期股东价值来驱动公司战略的知名作家。他的新作《谁绑架了上市公司》堪称一声号角，必将市场引向创造长期价值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