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供不应求与股市迅速升温（1）

    自香港政局日渐走出1967年暴动的阴霾后，股票市场便迅速反弹，成交量和股票价格更屡创新高。对于这时期股票市场由冷转热，并且急速飙升的情况，不同人士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整体上，我们可以归纳为六大原因，它们分别是： （一） 局势稳定；（二） 外资涌入；（三） 本地游资充裕；（四） 银行“水浸”（存款过多）；（五） 经济发展前景乐观；及（六） 股票供应量过少。以下让我们逐点加以分析。
    1966年及1967年的暴动，曾经使很多香港市民感到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部分稍有财力的市民甚至选择离开香港，宁可移居他国做“二等公民”，也不愿再留在香港，劳动（就业）及物业市场更显得疲不能兴、积弱不振。不论是那些曾经参与暴动的人，还是那些逆来顺受的普通市民，他们均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伤害（郑郁郎，1967；周奕，2002）。正因如此，他们对暴动后的和平稳定特别期待，也倍感珍惜，这或者正是“民心思治”的一种结果。事实上，自踏入1968年起，不论是外围的中国政局、国际形势或内部的香港社会，都出现了一片渴求和平、呼唤和谐的声音。这种气氛，对投资者来说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去年香港政治局势稳定，年来由内地供应香港的生活物资和其他出口商品也大为增加，从而使香港各行工商业发展起来，这是股市交投活跃的一个基本因素。（《星岛日报》，1970年2月8日）
    由于香港社会稳定，法制健全，加上经济发展成绩卓著，很多原先因政局不稳而外流的资金，便在1968年起陆陆续续重投香港市场，而东南亚各国自60年代起出现的连串政局不稳事件，也间接加速资金回流香港的步伐。另一方面，香港一直扮演着沟通海内外华人社会的中介角色。这个角色，除了凸显在商业贸易方面外，也可反映在资讯互通和财物汇兑上。
    很多财经杂志或报章都有报道，欧、美、澳或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地的华人，对本地经济特别有兴趣，他们甚至视香港为“资金安全区”（The China Mail, 9 January 1969）。正因为香港一向给予海外华人讨好的“形象”，又兼具沟通内外、连接东西的角色，大批海外资金也“因利乘便”地蜂拥到港，寻求更好的出路。
    “积谷防饥”或“勤俭致富”一类重视储蓄的传统，一向是华人社会广为传颂的美德。自50年代本地工业起飞后，普罗市民的收入也相对地提升了。虽然居民收入有所增加，但他们“晴天打好雨天柴”的忧患意识仍然十分强烈。他们的收入除了扣除必要开支外，大多储存下来。到了60年代末，这批积蓄已达天文数字了（《星岛日报》，1968年10月15日）。从另一角度上看，经济急速成长自然引来通货膨胀。如果把积蓄放在银行，微薄的利息明显无法抵消通胀所带来的损失。结果，精明的投资者乃希望寻找一些可跟随经济发展步伐的投资管道，而股票市场正是当时其中一个“新兴玩意”。
    在外资持续涌入而本地储蓄又有增无减的情况下，本地银行也出现了“水浸”现象。西谚有云，“银行家是最精明的投资者”。在存款充裕的环境下，银行一方面降低存款利息，另一方面则放宽了借贷条件，让客户的存款变成他们“赚钱的工具”，当中又以对“孖展买卖”（股票押款）的规定，变得较为进取。据一些不愿透露身份的资深经纪回忆，60年代末、70年代初，银行对信誉及营运纪录良好的客户（经纪行），押款借贷做得很“松手”，几乎是做了“黄大仙”（有求必应），利息也较优惠。由于借贷手续较易，加上成本偏低，炒卖活动也变得特别活跃（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
    暴动平息后的1968年，香港贸易进出口总值仍持续上升了6.08%，达157亿元。俟后的增长速度更加凌厉。1969年的贸易总值是185亿元，增幅为17.83%；到1970年，更攀升至220亿元，增幅为18.92%（《经济年鉴》，1967～1970）。由于经济发展步伐迅速，很多企业都大举增加投资、扩充业务。当中又以“船王”包玉刚在1969年10月30日宣布以8250万元订购11艘总排水量达150万公吨新船的消息，最为轰动，也最振奋民心。这些消息使人想到商界对香港经济发展的前景颇为乐观，而投资信心亦已全面恢复（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1 October 1969）。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由于香港证券交易所一向对上市公司的审批十分严格，使市场上的股票供应量不足。举例说，1968年的上市公司约有59家，1969年虽上升至73家，但是，可供选择的股份仍颇为有限（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Limited, 19691970）。如果扣除部分不活跃及部分落入大户手中的股票不计算的话，真正可以在市场中流通买卖的，着实不多，这便形成一个供求失衡的现象。也即是说，在持续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股票价全线上升自然也显得“有迹可寻、理出有因”了（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2 October 1969;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8 December 1969）。
    事实上，受到各方面利好消息的刺激，股票价格也持续上扬，而升势更是浪叠浪，汹涌澎湃。1969年10月底《星岛日报》的一篇专讯，既精简地描述股票买卖屡创新高、股市气氛日见炽烈的情况外，也扼要地总结了当时股市“热浪逼人”的某些重大原因。该报道摘录如下：
    昨（10月30）日是本港股票市场一个十分轰动的日子，畅旺之势极为罕见，半日交易额已有2600万元，整日交易额更是天文数字，达4160万元的高峰，这是香港有股票交易所以来的最新纪录。股市如斯狂热，是由（一） 香港局势稳定，各阶层人士均认识到股票是一种稳妥投资，购买者极为普遍。（二） 香港游资过多，外围资金仍陆续涌来，加入股市活动。（三） 香港股票项类不多，任何冷门货亦多买家，照目前情形来看，未来股市仍将继续会有一番热闹。（《星岛日报》，1969年10月31日）

本文摘自《香港股史1841-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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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股市是什么？是投资融资的交易所！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晴雨表！是国际资本的角力场！一谈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极为活跃的股票市场。如果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那么说股票市场是金融的核心，相信不会有很多人反对。事实上，香港从一个细小而荒芜的小岛，发展成今日的世界第三大股票市场，过程的曲折和多变，实在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明白，而深入而系统地去分析金融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扎根的始末，却肯定可以填补历史上的空白，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