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卖势盛与股市疯癫（1）

    承接1972年第4季的气势，1973年年初的股市，仍然热火熊熊。举例说，踏入1973年的首个交易日，便开出了“红盘”（升市），使买卖气氛十分炽烈。《星岛日报》更以“1973年美好开端”为文，指股市“交投极为旺盛……呈现一片秀色”（《星岛日报》，1973年1月3日）。之后，因先后传出若干有利股市发展的消息，举例如越南宣布停止战火、港府宣布兴建地下铁路以及各大公司相继宣布大派股息及红股等等，使一众股民更加“热血沸腾”。
    对于股市一踏入1973年便迅速飙升的情况，当时的《股市经济周报》便以“达官贵人贩夫走卒俱缸客、炒股蔚然成风”为题，讲述股民漠视股市陷阱疯狂炒作的情形。该报这样说：
    大市向好，就算垃圾股都会起（升），咸鱼亦会“翻生”（重生），随便买一只股票，都有钱“揾”（赚），而且是“免浆熨”式（很容易）的“朝种树、晚板”（早上买入、下午卖出）……故近来读者已不再问及公司的发展情况，更不理会是否有派息或送红股。总之，已不再关心个别股票的表现问题了。大有只想到大市畅好，便“成个身瞓落去都唔怕”（什么都不怕地全情炒作）的情况。（《股市经济周报》，1973年1月7日）
    看到市场只升不跌，甚至有股民过分沉迷的情况，政府官员及工商界领袖颇为担忧，并多番提出警告，叮嘱投资者要小心股市泡沫（《星岛日报》，1972年11月13日、1973年1月12日及2月10日）。可惜，金钱的强大吸引力使很多投资者忘记了股票市场的陷阱，并过分乐观地相信“前景一片大好、股市长升长有”，因而将“股市可升也可跌”的忠告抛诸脑后。
    为了冷却炒风，港府一方面在1973年1月6日宣布成立“证券咨询委员会”（Securities Advisory Council），并以简悦庆为主席，其次又委任施伟贤（J. B. Selwyn）为证券监理专员（Commissioner for Securities），希望加强对股票市场的监察。另一方面则多次忠告投资者提防股市逆转，并尝试以行政手段干预股市。举例说，在该年的1月11日，港督麦理浩便公开呼吁投资者不要过分投机，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政府正考虑干预股市，抑制过激的炒卖活动（《星岛日报》，1973年1月12日）。
    事实上，麦理浩的话音刚落，银监处（Banking Commission）便发出通告，要求银行对股票贷款设立限额，抑制过度膨胀的投资。其次，政府又出动消防处处长，并以“防止火警”为由勒令交易所“疏散人群，以免堵塞走火通道”。
    消防事务处长胡达昨日对九龙证券交易所及远东证券交易所发出火警危险警告通知书。命令这两家证券交易所减少楼宇内的人数，以便紧急事件发生时容易逃生……消防事务处高级官员今日将续往视察香港证券交易所及金银证券交易所。（《星岛日报》，1973年1月12日）
    对于政府以不同借口干预市场运作的行径，身为“远东会”主席的李福兆，则颇为不满，甚至十分气愤地说：
    如果港督麦理浩爵士喜欢的话，就让他来经营远东证券交易所好了……如果交易所有火警危险，为什么早不来、迟不来，偏偏在这时候采取行动？（《星岛日报》，1973年1月13日）
    在谈到当年港府千方百计抑压股市，甚至要劳师动众地出动消防处并勒令交易所“疏散人潮”的滑稽举动时，资深股市评论员曹志明回忆时说：
    1972年及1973年股市疯狂的情况，促使政府成立证监处，开始监督证券市场的发展。一件有趣的事件是，香港政府为冷却股市，更以《消防条例》为名，派员把守远东交易所的大门。当时远东位于华人行，该行属旧式楼宇，消防设备并不符合规格。可见当时政府虽已察觉股市的疯狂程度，但苦无法例赋予权力进行干预。当时政府只能不断卖广告，呼吁投资者买股票“可升可跌”，投资时必须小心谨慎，但股民只闻股票“可升”，对“可跌”哪会听入耳了。（Stock Market Artifacts and Archives Collection： Oral History, 1997）
    虽然业界对政府的干预颇感不快，但消防事务处仍按惯例通知4家交易所，要求他们严格遵守相关规定，限制参观人数，以符合建筑物逃生通路规定（《星岛日报》，1973年1月13日）。在政府部门三令五申的打击下，股市终于在1月12日显著回落，单日下降了68.3点，但这个结果却招来投资者的诸多批评，认为政府落药过重、推行过急，窒碍了市场的自我调节（《星岛日报》，1973年1月13日及14日）。
    对于部分投资者的不快和投诉，政府解释有关措施只为防止投机活动，一些正常的买卖应该不会受到影响。1月14日，政府发出内部通告，禁止公务员在办公时间内私下炒卖股票。
    正当港府采取行动缓和本港股票市况之际，辅政司（Chief Secretary）昨日同时对政府官员实施禁令，禁止彼等在办公时间炒卖股票。该禁令通告昨日分派各政府部门之首长，内容为： （一） 禁止使用政府办公室内之电话买卖股票；（二） 禁止官员于办公时间内擅自到股票市场与经纪行交易股票。（《星岛日报》，1973年1月14日）
    另一方面，在证监会的游说和催促下，4家交易所最终同意从1月22日起，逢星期一、三、五下午停止股市交易（《星岛日报》，1973年1月15日）。表面看来，新措施是为了让经纪可以有足够时间处理累积交易，但实际则是借缩短交易时段抑制过热的市场气氛。虽然政府尝试从不同层面冷却股市，但成效似乎并不显著。1973年1月19日的《星岛日报》便这样说：
    尽管港府千方百计地使用压力意图“冷却股市”，但市民对香港的前景满怀信心，看好股市，与此同时，海外大量资金又因寻求出路而涌入香港，使刚跌不久的股市迅即反弹。（《星岛日报》，1973年1月19日）

本文摘自《香港股史1841-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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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股市是什么？是投资融资的交易所！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晴雨表！是国际资本的角力场！一谈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到极为活跃的股票市场。如果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那么说股票市场是金融的核心，相信不会有很多人反对。事实上，香港从一个细小而荒芜的小岛，发展成今日的世界第三大股票市场，过程的曲折和多变，实在非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明白，而深入而系统地去分析金融资本主义制度在香港扎根的始末，却肯定可以填补历史上的空白，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个讨论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