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盐：被盐商打破的权力平衡（3）

　　朱元璋又实行“开中制”，商家负责运粮到边关，政府则给盐引，商人拿着盐引到产盐区取食盐，之后到指定地区销售。实行过程中，以自愿为主，政府不用行政命令强迫，考虑商人利益也较为全面，兼顾了粮食的生产、收购、运输、往返路程的食宿和旅费，以及人工费用等。

　　然而，军粮储运地点在北部、西北、西南等边关重镇，而支取食盐的地方却在东部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为此，商人要想获得利润就需要付出极大的金钱成本、时间成本，以及冒其他不可预知的各类风险，如人身安全和损害健康等。

　　盐商获取利润的关键，是每引可兑换的粮食和财政补贴。假如每引的盐无论是淮盐还是浙盐都是200斤，根据距离的远近兑换的粮食数量肯定会不同。例如淮盐，如果运到临濠府府仓则可以兑换5石米，运到通州是2石米。浙盐运到大同、太原、通州可兑换的粮食就分别为0.8石、1石、4石、1.8石。理由很简单，在距离上浙盐产区相对北方更近一些。

　　盐引运粮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边关粮食供给。它弥补了明初军事垦田与垦田收入之间的时间差。但因明初朱元璋父子对于军田的重视，以及军田的大规模开发，“开中法”在军粮上的比重不高，否则，朱元璋也不会说出不费民间一粒米的自夸之词。

　　所以，在朱元璋时代盐引发放并不多，有的年份一例都没有，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四例。

　　但其后随着军田荒废并被文武官员、太监、皇室、官商家族等大规模兼并，军田已经难以供给边关。为此，盐引的发放越来越多，盐引运粮的重要性大大提高。

　　其后盐商分化为边商和内商。边商（以陕商、老晋商为主）交钱得到盐引，内商（以徽商、晋商为主）则负责看守盐场和取盐。因此，边商和内商都开始在九边、产盐区（如扬州、杭州等）附近定居。到了弘治五年（1492年）叶淇变革盐法，实行了“折色开中”，商人可以不再运输粮食，只需缴纳银两就可以得到盐引。其后一条鞭法实行，国家又开始实行了赋役代银、边饷银制等制度，最终促使陕商、晋商和徽商等商帮的兴起与没落。

　　在国家层面，盐更到了影响国家财政税收的地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直接关系到政府对于各项事务的财政支出。万历年间的户部尚书李汝华统计：国家税收400万两，其中盐税占一半，两淮68万两，长芦18万两，山东8万两，两浙15万两，福建2万两，广东2万两，云南3.8万两。如果加上不进入专门储存白银的太仓库的河南12万两，以及川陕等地的盐税的话，全国盐税达240多万两。

　　盐的重要性还在于高额的利润，其利润率可以达到200％以上。正是这一原因，明中后期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

　　

本文摘自《翻翻明朝的老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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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从明朝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入手，讲述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从而，讲述了作为当时世界第一经济、军事、文化强国的明朝为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