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国内政策向左，国际战略向右（2）

　　金融监管是这次达沃斯论坛的焦点，各种峰会讨论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金融监管必须加强。目前来看，加强金融监管有三个基本的方向。

　　其一，严格控制金融机构自营业务的规模和自由度。其原因在于，这些自营业务不是以实体经济的客户为服务对象，而是为金融机构自身的超额赢利服务的，它不仅不公平地得到了政府隐含的金融救助的补贴，而且其经营不善对整个金融体系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通俗地讲，这种自营业务是金融机构的自娱自乐，一旦玩得好，其好处都归大型金融机构所有；一旦玩失手，后果都由纳税人来承担，因此必须加以限制。

　　其二，必须使金融机构的服务简单化，其规模也应当缩小。这种规模的缩小不仅表现在金融机构资产的大小上，而且还要严格控制这些机构运营的业务范围。看起来，欧美正力图回到《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即《1933 年银行法》）的老路上，要求金融部门的业务面尽量缩小，以隔离风险，便于监管。

　　其三，在金融监管上，各国政策必须协调一致。具体而言，欧美各国不能因互相竞争而放松金融监管，不能出现伦敦和纽约竞相以松弛的监管来吸引金融业务的格局。

　　在国内经济问题上，发达国家政策思潮往左转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大力推进产业政策，希望以这种方式重建经济发展的基础，强化实体经济，淡化包括金融在内的虚拟经济影响。2010 年达沃斯论坛上的一个重要言论就是，中国在新能源和新型战略产业领域已经出现了领先的苗头，因此，发达国家必须迎头而上。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精英人士激励和刺激国内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家的说辞，有点类似于当年的苏联卫星上天后，西方国家痛下决心赶超时的情形。但不管怎么讲，发达国家政府正在积极干预和扶持实体经济的发展。最近爆发的丰田汽车召回事件，依笔者看，一个重要的诱因就是，美欧等国以此大做文章，落井下石，帮助本国企业在竞争中获得先机。

　　在国际政策方面，发达国家的思潮却在向右转，即采取实用主义的原则来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公开表示，美国最大的挑战不是金融危机，也不是碳排放等问题，而是当今世界出现了十几亿人口的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家；面对这些国家，美国的任务是如何设计出一套管理全球化的体制，使得这些新兴国家的发展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而不是互相牵制。所以，可以预期，发达国家从维护其长期利益出发，对外经济政策将不拘泥于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等传统的说教，而将更加务实，更加注重实际利益，更加强调在制度设计上占领先机，从而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摘自《乱世中的大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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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海啸、欧债危机、美债危机、北非动乱……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乱世。中国的崛起只能在这个乱世中谋求。
　　乱世如何崛起？这是本书所关心的核心话题。
　　作者以宏观视野解读当下乱世的世界格局与中国的应对。从多个角度对现在与未来的中国经济关键问题做了犀利剖析，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作了大胆的思考与预测。
　　作者睿智地指出中国的崛起根本在于自身站稳脚跟，务实地调控经济运行，坚定地推进改革，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