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利者的安乐死(2)

2013-11-06 13:33:54

  事实上,1913~1918年间,德国流通中的货币量的上涨百分比(1?040%)远高出英国(708%)或者法国(386%),但是该百分比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则分别为1 116%和961%。与1913年相比,到了1918年,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商品批发价格要远远高出德国。1918年德国柏林的生活消费指数是战前的2.3倍,这个变量在英国则为2.1倍。那么,按照这些数字显示,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是德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为什么变得一文不值的是德国马克,而不是其他国家的货币?问题就在于战时和战后的债券市场。

  战争期间,所有陷入战争的国家都被战争债券牵引着。那些之前从未买过政府债券的小额储蓄者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开始投资战争债券。然而,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不同,德国在整个战争期间无权涉足国际债券市场(德国最初拒绝在纽约债券市场投资,之后一直被排除在大门之外)。而协约国则可以在美国或是富有的英帝国出售债券。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以及土耳其)则被排斥在外,只能在自己国家出售债券。柏林和维也纳虽然是重要的金融中心,但远比不上伦敦、巴黎和纽约。结果,德国及其同盟国在国内出售债券愈加困难,因为这些国家发行了过量的战争国债,超过了投资者的承受范围。很快,德国和奥匈政府就开始向其中央银行求助购买短期贷款,程度远远超过英国。中央银行购买的短期国债数额的上涨预示着通货膨胀的到来,因为与出售公众债券不同,将这些票据兑换成大把大把的钞票,大大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供给。到战争结束时,差不多1/3的德意志债务都是“浮动的”或者说是未清偿的。而且,德国政府发行了过量的货币,仅仅是由于战时价格管制,才未使整个国家陷入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战败使得这些国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之前,各方都向纳税人和债券持有人保证,只要战争胜利,敌人将会为这些债务埋单。可是事与愿违。这些国家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意味着国家的破产。那些先前投资债券的人本希望能够打赢这场战争但战败和革命意味着政府无力偿还债务。德意志帝国的债权人不得不为这场灾难埋单。比战败更严重的是,1918年11月到1919年1月间频繁爆发的革命,更让这些投资者难以安心。还有在凡尔赛召开的巴黎和会,让这个稚嫩的魏玛共和国背上了一笔数额未定的赔款债务。当1921年债务最终确定时,德国人发现自己背上了一笔数额惊人的高达1 320亿“戈德马克”(一种战前马克)的外债。这笔赔款相当于国家收入的3倍多。尽管并不是所有这些债务都即刻生息,但预计的偿付款占到了1921~1922年间德国1/3以上的财政支出。那些寄希望于德国的投资者在1921年夏天对未来并不乐观。而战后流入德国的外资仅仅是一些短期的投机货币或“热钱”,随着情况的不断恶化,不久就又流出了。

  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把1923年的那次恶性通货膨胀看成是《凡尔赛条约》导致的恶果,那就大错特错了。当然,德国人愿意这样认为,他们觉得通胀与条约的签订有很大关系。德国人一直声称,战后的巨额赔偿是导致经常项目赤字的原因,除了印制更多的钞票以外,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去应对赔偿。通货膨胀是马克贬值带来的直接后果,但所有这些都忽略了德国国内货币危机导致的国内政治隐患。魏玛共和国的税收系统是脆弱的,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这个新生的政权对于那些拒绝纳税的高收入人群而言缺少合法性。与此同时,公共支出的开销没有合理的预算,政府尤其对公共部门的工资出手大方。远在与战胜国签订赔偿协议之前,税收不足加上过度开支,就导致了德国在1919~1920年间巨大的财政赤字(超出国民生产净值10%)。1923年,也就是德国中止偿付战争赔款那一年,财政赤字已相当惊人。更糟糕的是,那些魏玛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们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就对稳定德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失去了信心,甚至在1920年中期,当机会摆在面前时也无动于衷。德国财政界精英们大都盘算着,在货币贬值失控的情况下,那些战胜国会被迫修订先前有关战争赔款的协议,结果会使德国出口的商品与美国、英国以及法国相比价格低廉。事实上,局势也是这么发展的,德国马克的贬值大大促进了德国的出口。德国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当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处于战后发展衰退期时,由这场通胀引起的1920~1922年间的经济繁荣,导致进口需求大大增加,这样便消除了原来预期的对经济造成的压力。德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关键在于对局势作出错误估计。当法国从德国官方一心要还清债款的伪善承诺中醒过神来时,他们终于决定通过对鲁尔河流域工业区发动军事进攻来收回赔款。结果导致德国宣布总罢工(“消极抵抗”),用更多的纸币进行赔付。恶性通胀终于发展进入到最后阶段。

  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言,通货膨胀确实是一种货?现象。但是,恶性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种政治现象,即由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根本缺陷所导致。事实上,面对敌国战后日益减少的国内收入,确实有危害性更小的方式去解决德国国内和国外债权人相冲突的索赔要求。但是,许多德国人一直认为,他们的国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本文摘自《货币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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