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使者（3）

　　沃尔特-萨克斯为他对瓦蒂尔-卡钦斯所做出的决定辩解说，"我们的生意发展很快，工作量巨大，"他说，"这些压力对我来说太大了。"最后，沃尔特-萨克斯同意卡钦斯的要求，给了他在公司里更大的控制力。"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但很快我发现我错了，"萨克斯说，"但是毕竟我还是做了这个决定。"他说这是一个"有关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和权力分配比例，以及在合伙人中哪方占优势等这样的问题。亚瑟对这样的事非常不高兴，但是我想在那个时候，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到1928年，卡钦斯是公司中股权最多的合伙人，而当股票价格以一种需要谨慎对待的高速增长的时候，卡钦斯的权力也明显地增加了。据说股票的价格上升是因为："流通领域里没有足够的证券，相应的，它们就获得了稀缺价值。"这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KennethGalbraith）在他的《1929年大崩盘》中提到的，在叙述大萧条那段历史的书中，这本书是里程碑式的。在这个时期里，高盛的合伙人们并没有表现出对风险的强大控制力。

　　贪婪的投资者们进行投机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当然，这在21世纪首10年内不算新，在20世纪20年代，也不算新。人类一个接一个地涌上快速致富的列车，这种行为很少有停止的时候，对于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来说，这里面已经没有什么可挖掘的东西了。为什么我们总是不能从那些由我们冒失的行为所导致的问题中学到些经验，这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加尔布雷斯说，"历史学家们充满疑惑地提到了南海泡沫事件。"南海公司同意再为英国债务筹1000万美元，这笔债务是在1713年结束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产生的。这时，让人不能忘记的南海泡沫事件爆发了。因为南海公司同意为政府的战争欠款筹钱，英国政府同意给予公司同所有南美国家贸易的特权。南海公司的投资者们可以得到年6%的利率收入──英国政府向南海公司与南美贸易的货物征税，用得到的税金来付这笔钱──同样也包括公司的股票。这种似乎无害的交易在那段时期反复上演多次，带来了损失惨重的后果。加尔布雷斯说，这样一种南海资金筹措行为，"就应该在恰当的时机予以揭露。"历史学家的说法就更保守一些，"据说那些债券还是卖得相当好的。"

　　加尔布雷斯把1928年12月卡钦斯和高盛公司以及其他的一些人所创的投资信托比做18世纪南海公司的金融行为。"投资信托作为一种改良后的产物，要更好一些。"他写道，"这是一种不会被揭发的生意，而且它们的股票卖得也很好。"精明的华尔街成员为从投资者手里拿到钱而做出了许多创新，投资信托只是其中的一个。这种设想是建立一个空壳公司，或是股权公司，由它卖出债券或股票，然后把得来的资金用于投资（当然手续费要更少一些）或用于购买其他国有交易公司的股票。这要求那些专业的管理人员对市场的兴衰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而且能够挑出那些表现良好的股票。这种投资信托公司就像是国有个人共同基金，如果它也使用杠杆力量而使潜在回报最大化（当然也放大潜在的损失）。总之，投资信托很像今天的对冲基金，只是没有那么复杂。最新最恰当的类比，当然也不够完美，是将它比做含有更少公有成分的对冲基金──像是堡垒投资集团和基金奥氏资本（两个都由前高盛合伙人经营），这好像是给投资者机会，让他们授权给那些声称自己能用猪耳朵绣出钱包的自封的金融天才。

　　另一个类比就是大家都知道的SPAC（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几年前风行一时。投资者把钱交给那些收购公司里使用杠杆收购的所谓的专家（主要是用自己借来的钱付给公司）然后通过金融市场的作用，把这些钱变成黄金。人们总是乐于把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交给那些据说比他们自己更善于投资的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种迷恋从不曾消失。在市场繁荣的可以说是疯狂或是不合理的时候──像是20世纪2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这种赚钱的机会对全世界的投资者都有了意义。股权公司和空壳公司在IPO之后在市场上的交易通常使公司市值没有明显的跳跃式上升，这也加强了上述的概念──直到系统的崩溃，当然，在事后很容易看到，这是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本文摘自《高盛如何统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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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调查审阅了数千页政府、联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信息及其他资料，并对100多人进行了采访，其中包括高盛的客户、竞争对手、监管机构、高盛现任和前任雇员，科汉生动地揭示了高盛如何变得如此强大，并且具有非凡的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一个答案是公司高管对权力层的维护——亨利.戈德曼建议政府组建一个机构旨在监督华尔街；悉尼.温伯格，长达40年周旋于政府高层之间，从罗斯福到肯尼迪总统，他的绰号是背后的“政治家”。高盛的高管支持尼克松、里根、克林顿和布什的竞选筹款活动。 两个高盛的领导人罗伯特.鲁宾和亨利.保尔森还成为财政部的高级官员。另一个答案是它渴望与交易双方进行交易，高盛公司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开玩笑的说，他在做“上帝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