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开行挑重担

　　“既然欧美的银行能够办好，中国的银行就没有理由办不好，共产党一定能办好银行。”

　　1998年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二年，也是人们对这场危机痛定思痛、寻求出路的一年。

　　这场发源于泰国的危机，不仅横扫东南亚，扩散到韩国、日本，甚至波及欧美。我国也受到了冲击，出口受挫、内需委靡，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通货紧缩，金融体系信贷风险加剧，系统性风险积聚。这场危机暴露出东南亚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内在缺陷，也对我国银行业的经营风险敲响了警钟。在我到开行工作的半年前，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后，既要防范金融风险，又要支持经济发展，成为我国银行业的首要任务。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到开行履新。1998年4月3日，我来到与央行仅两公里之遥的阜成门外大街29号，在开行新办公楼里，当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张柏林同志宣布我担任开行党组书记、行长。

　　我是带着“挑重担”的心情来开行工作的。之所以称为“重担”，一方面，当时开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国家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开行必须保证这些建设得到融资支持；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去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领域没有多少市场机制和运作规则，我必须带领开行从头建立起一个市场机制。对我来说，后者的任务更艰巨。

　　说实话，当我第一次看到开行账本时，思想上还是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1997年的开行，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40%以上。我没想到情况会这样不理想，面对这么多的不良贷款，我有点头痛。

　　这些不良贷款的产生，既有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原因，也有自身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还有历史的原因，比如承接了原来国家六大投资公司很多经济效益低的政策性项目。这六大投资公司是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产物。1988年，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国家组建了能源、交通、原材料、机电轻纺、农业、林业等6个国家专业投资公司，负责管理和经营本行业中央投资的经营性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1994年3月，六大投资公司并入刚刚组建的国家开发银行。

　　金融风险无小事。一场金融风暴可以使一个国家经济震荡、停滞、倒退，导致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权更迭。对一家银行而言，如果有30%多的不良资产，就意味着难以为继。不良贷款这个问题不能躲，必须抓紧解决。

　　从到开行第一天起，我就抱定决心，一定要改变开行的这个状况。不只是解决不良贷款问题，还要把开行办成国际一流的银行。我在央行工作期间还分管国际业务，对国外银行状况比较了解。我始终认为，既然欧美的银行能够办好，中国的银行就没有理由办不好，共产党一定能办好银行。

　　到开行最初的半年，我一直在思考：开行的目标和定位究竟是什么？如何加强政策性银行的风险防范？开行应该建立怎样的运行框架？

　　开行成立以来，一直沿用“计委挖坑，开行种树”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计委挖多大的坑，开行就种多大的树。加之开行支持的基本建设领域，长期以来被视为计划经济最核心的部门，都是由国家定项目、给资金，很多人因此认为，开行作为政策性银行，资金相当于第二财政，是国家给的“免费午餐”，可以像财政拨款一样免费使用，不必偿还。

　　现实逼迫开行变革。1998年11月，我提出在“市场环境下，银行框架内”办政策性银行的新思路。这是开行历经9次行长办公会、行长专题办公会、行务会反复讨论和研究的结果。当时，我对这个新思路进行了阐释：“目前开行所处的大环境已经是市场环境，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同时我们又是一家银行，要在银行框架内开展工作。我们在很多方面能够发挥商业银行力不能及的特殊的政策性金融作用，但我们不能超越市场环境，不能超越银行框架，否则就寸步难行，就无法生存”。

　　简单地说，我们要成为一家真正的银行，而不是一台政府的“放款机器”。我们首先从内部管理改起。有段时间，开行员工出差带现金，多的时候一个人可带几万、十几万。我到开行后，叫停了这种做法，要求个人占用的现金限期交回，否则从工资中扣除。不到两个月，占用的现金就都收回来了。此后，开行运作的每一笔费用都事先有人审查，事后有人稽核，确保费用支出“用在刀刃上”。

　　1999年1月，我在来开行后参加的第一个全行年度工作会上提出，要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性银行功能，把开行办成“符合国际标准的现代化银行”。

　　要办成国际水平，就得按照国际标准“照镜子”。从1998年起，我们聘请了波士顿、毕马威等多个国际顶尖的咨询公司为开行担任顾问，对开行进行“会诊”。开行在银行业率先成立国际顾问委员会，聘请国际金融界和政界知名人士为开行发展出谋划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法国前总理巴尔、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美国国际集团（AIG）董事长格林伯格、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等16位专家成为首批顾问委员。1999年11月，开行国际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巴尔先生的总结发言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开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把市场化任务与开行职责结合起来，开行不仅在已经介入的领域，而且要在整个金融领域发挥创新领导者的作用，推动整个经济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开行还聘请普华永道等国际会计公司进行外部审计，将审计后的年报全球披露。我还要求开行有关部门列出10家国际一流的银行作为“镜子”，与它们逐一对照，照到自己的不足，加紧追赶，尽快跻身国际一流银行之列。

本文摘自《政府与市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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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与市场之间》以金融学家、国家开放银行董事长陈元的自述为主，全面记录陈元及国家开发银行创造性地运用开发性金融理论，为民生、国家发展解决问题的实践实录。首次披露众多重大投资决策出台的过程，尤其是对彼时国内政策和国际局势的金融解读，角度独特，极具价值。所有事件串联起来就是中国近十几年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缩影，一本书读懂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市场”。本书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开发性金融的实践探索，每个篇章都有决策纪实、理论与访谈三部分构成，全景解读开发性金融的实践过程，让读者重返金融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