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旧瓶装新酒

　　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布了一份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即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其中对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了倡导和推广。之后，各国政府开始努力推行可持续发展政策。然而人们普遍认为，该政策与先前的目标并无二致，即未能从根本上与经济增长这一首要目标脱钩。《布伦特兰报告》里没有对可持续发展做出绝对明确的定义，这使政府、商界以及其他方面有可能在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同时不影响其对经济增长的坚持。现在，对于可持续发展存在着多种定义和解释，可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其中一些非常强调经济增长。《布伦特兰报告》发表仅两年后，佩泽就从资料中找出了60多条关于可持续的定义，其中单是来自《布伦特兰报告》的就有6条。

　　在《布伦特兰报告》发表20年后再来回顾它的影响，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吉姆-麦克尼尔这样评论道："我从没想到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会有如此多的解释……当然，其中许多解释纯粹是为自我服务的。时至今日，我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一些政府和企业在其立法和政策中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却依然令我震惊不已。只有在奥威尔笔下的“矮胖子”世界里，才可能见到某些人想要的那种解释……1987年的时候，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已经足够明确了。我们从伦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方面分别作了定义……然而，只有一种定义脱颖而出，且该定义的存在使其他所有的解释都遗憾地遭到排除。这一定义强调了代际公平的需要……“可持续发展应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和愿望，但不得损害后代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

　　经济增长与《布伦特兰报告》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相吻合，具体可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很明显，报告并没有将经济增长一竿子打死。“我们能够预见到一个经济增长的新时期，前提是存在一批保障和扩大环境资源基础的政策。”公平地说，委员会主要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前途和机遇，以及各种环境因素对其未来的威胁，这在报告中已作了全面探讨。尽管如此，委员会不曾考虑到，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遇到那些追求自身经济增长的富裕国家的激烈竞争，其发展之路是否会好走一些。

　　在对比可持续发展的传统和非传统定义时，戴维-科滕认为，对可持续发展的传统理解是“实现持续经济增长，以满足人民需要、改善生活水平和提供资金来源，从而使环境保护成为可能”。换句话说，科滕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传统意义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素，对于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而言皆是如此。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传统理解，加拿大财政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无害环境的政策和实践基础上的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本地、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环境退化都将损害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景”。显然，财政部认为可持续发展就是指经济长期持续增长，而环境退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碍于经济增长。至于可持续发展是否在任何有意义的方面取代了对经济增长的追求，财政部心里是再清楚不过了：当然没有。

　　尽管政府和私营部门的一些高层人士纷纷表示将在决策中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但并没有多少能落到实处。因此，经济增长仍然是所有其他政策目标的评判依据。在政府内部，财政几乎总是优先于环境。这就是为何环境部长总感觉要比财政部长地位低一些，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安大略省财政部可以从划时代的安大略《环境权利法案》立法过程中抽身而去。同样，每当政府决定削减预算时，总是首先拿环境部门开刀。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就曾做过类似的事，其他许多国家也纷纷效仿。

　　当然，人们对于可持续发展（有时也称可持续性）的全部热忱，并不都是经济增长的掩饰。依然有很多人认为，可持续发展重新定义了社会目标，至少保证环境和社会因素能与经济利益平起平坐。经济、环境和社会发展的“三重底线”，以及“利益相关者价值”（非“股东价值”）等理念，受到了许多商业学者和作家的青睐，由此开启了一条更为宽阔的道路。当三重底线的三要素都指着同一个方向时，当利益相关者与股东目标一致时，我们的前途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经济利益与环境和社会发展发生冲突，或者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相抵触，那又将出现怎样的情况呢？我们很难抗拒经济需要，而经济需要通常也具有决定权。

本文摘自《不依赖增长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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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增长被广泛认为是治疗现代社会各种主要经济疾病的灵丹妙药，包括贫穷、失业、污染、环境恶化等。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的GDP也越来越多地被人提及。我们不仅认为经济增长有好处，而且几乎认为是必需的——增长提升了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长为解决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问题提供了资金来源，然而，经济增长果真越快越好吗？换言之，GDP果真越高越好吗？对一些强调经济增长的国家而言，将经济高速发展作为首要选择能给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吗？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增长无法成为全世界长远选择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