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的观念（2）

　　起初，科学仅仅是在知识分子阶层内部影响人们对社会变迁的思考方式。以英国为例，1660年，在克里斯托弗-雷恩的一次讲课后，格雷欣学院正式成立了皇家学会。成立皇家学会这一设想来自17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会议。当时，一些自然哲学家常常聚在一起探讨弗朗西斯-培根的思想，培根因其有影响力的科学哲学论文而闻名于世。直至今日，英国皇家学会依然是一所杰出的“旨在促进科学发展的独立科学学会”。就在同一时期或稍晚些时候，类似的机构在其他西欧国家也得到发展，其中有许多至今依然蓬勃发展。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这些机构在促进科学实践、技术变革和政策落实等方面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科学的兴起和科学思维方法的传播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果不是因为同时出现的其他一些变革，仅靠单方面的力量，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影响人类的世界观。另有一项因素对于进步观念的发展起到了同等重要，抑或更为显著的作用。当时，西欧某些国家的人们感受到了生活中一些积极的变化。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可能比父辈们好些，而孩子们的生活可能比他们更好。渐渐地，这样的思想开始萌芽，认为下一代生活较之上一代的改善可能是某种更大变化过程的一部分，这种变化即被称为进步。

　　在波拉德看来，科学的兴起和人们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切身感受这两股力量，仍不足以解释进步观念被广泛接受的原因。他认为科学的兴起并非独立事件，而是伴随着企业意识、早期资本主义和新技术的逐渐发展而产生的，所有这些共同为人们接受进步观念提供了思想准备：“包括培根、拉伯雷、勒鲁瓦和博丹在内的一些人，当他们观察到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以及当时资本主义扩张所带来的其他副产品的有形轨迹时，这批人对进步观念便有了最初的认识。”

　　在论述进步观念的过程中，波拉德还指出，就启蒙运动所主导的18世纪而言，人们在英国内战后和欧洲大陆革命前关于进步的讨论范畴也存在着显著的不同。17世纪后期，随着英国议会制对君主制的胜利，英国哲学家们逐渐接受了这种新社会的基本框架。他们将注意力高度集中于经济增长，并将其等同于进步。首先，他们接受了现有的社会体系，接着，他们便想知道这个体系是如何运转的，以及怎样才能使它运转得更快。以亚当-斯密为首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便是这一现象的有力佐证：

　　在亚当-斯密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十字路口。统一的社会哲学体系自此瓦解。英国政治经济学（后来发展为经济学）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在日益僵化的社会框架内，以更加熟练的技术操纵着日趋复杂的变量……与历史的关联已不复存在。

　　波拉德比较了英国人和伏尔泰对待政治经济学和进步的观念。伏尔泰是“启蒙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个人”。与其他许多哲学家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对于进步的观点一样，伏尔泰强调社会结构的变革是社会经济持续进步的前提。18世纪英国与欧洲大陆作家的不同预示了20世纪增长和发展的区别。今天，“增长”被定义为在既定制度框架内经济产值的增加，而“发展”则是指在更为宽泛的制度变革的前提下经济产值的持续增加。“由于经济机遇的实现同样也依赖于政治自由，‘发展’一词越来越倾向于包含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两方面的概念。”

本文摘自《不依赖增长的治理》

---

　　 近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增长被广泛认为是治疗现代社会各种主要经济疾病的灵丹妙药，包括贫穷、失业、污染、环境恶化等。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的GDP也越来越多地被人提及。我们不仅认为经济增长有好处，而且几乎认为是必需的——增长提升了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长为解决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问题提供了资金来源，然而，经济增长果真越快越好吗？换言之，GDP果真越高越好吗？对一些强调经济增长的国家而言，将经济高速发展作为首要选择能给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吗？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增长无法成为全世界长远选择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