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负起管家的责任（2）

　　关键在于，因为全球化公司领导者的决定尤其重要，所以他们的道德标准必须具有较高的典范性。很多人对惠普公司前总裁马克-赫德表示遗憾。赫德因轻度违反惠普的道德准则而被推下总裁的位置。我不知道那种特定情况下是不是正义在起作用，但是我知道用高标准约束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是件好事。

　　如果全球化经济放大了道德选择的影响力，那么网络也是这种放大效果的推力。鼠标世界可以迅速把一个地方上的小罪弄得人尽皆知。耐克、苹果和戴尔因为对自己亚洲供应商雇佣不合标准的员工熟视无睹而受到谴责，而它们只不过是几个代表。网络世界没有黑暗的角落--恶人总会原形毕露。

　　网络也催生了一种新的全球意识，加强了我们相互联系的感觉。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分享着同一片海洋。在城市与商业生活中，我们希望每个地方都有同样高标准的公正和公平，否则我们就会被冒犯。有了网络，不满的情绪会很快化作愤怒的合唱。从世界范围来看，就算道德行为没有什么改善，道德期望也在不断提高。

　　大商业和大政府的交互重叠是价值观变得重要的另一原因。作为市民和消费者，我们当然明白如果游说者和立法者坐在一起吃大餐，那么我们的利益肯定不会写在菜单上。凭直觉，我们知道权力不那么集中的时候，民主和经济才能更好地运作。但鉴于权力集中颇为常见，因此我们必须尽力保证身居要职者值得信赖。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们需要在商界进行一场价值观革命--它来得还不够快。在2010年的盖洛普研究中，只有15%的作答者认为管理者的道德标准"高"或者"很高"（81%的作答者认为护士的道德标准高，排第一；而只有7%的人认为企业游说者的道德标准高，排最后）。这种信任缺失对企业的生存构成了威胁。上帝没有授予公司不可剥夺的权力，他们的权力形成于社会，社会认为必要时可以随时对其重新建构（这一点从2002年的萨班斯法案和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美国为减少公司特权而颁布的两个法案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好消息是价值观革命已经开始。没有人等着管理者自觉醒悟。一组数据能够说明这一点：2005年到2010年间，投资到"社会责任"基金（社会投资论坛基金会给出的定义）的美国资产增长了34%，而受到管理的总资产只增长了3%。今天，美国有超过25万亿美元资产受到管理，而每8美元中就有1美元投资在社会责任基金上。此外，还有其他先兆。十年前，没有一家汽车杂志会关心汽车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但现在大多数杂志都关注这一问题，至少在欧洲如此。十年前，"公平贸易"不会成为营销策略，现在却是。十年前，很少有人注意管理者的薪水，但现在几百万人都在关心。

　　看了这些，摆在你和你公司面前的问题很简单：你要成为一个价值观领导者还是落后者？斥责那些骗取钱财的CEO、贪婪的银行家并不难，但你自己做得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做个好管家，就更不能指望别人。尽管和其他人相比，有些管理者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但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承担起保护企业免受道德败坏者破坏的责任。

本文摘自《终极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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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意在表达一个言辞灼灼的恳求——重新思考我们对管理、工作、组织所做的基本设定，使人们建立能够在瞬息万变、竞争残酷、创新不止的世界中取得成功的组织。他大声质问，“决定组织未来兴衰、成败的终极挑战是什么？”答案不是一个，而是五个：价值观、创新、适应力、激情和理念。
　　价值观：近年来，企业的信誉度每况愈下。要改变这一态势，除了复兴商业道德，别无他法。
　　创新：抵御残酷竞争的唯一防守之道。太多的企业仍然把创新当做一个时髦的词汇，而不 是每个员工的责任。
　　适应力：面对日新月异的变化，企业必须建立自己的进化优势，必须克服惯性力量，最终随 变而变，灵动自如。
　　激情：在工作和生活中，“了无情趣”和“激情四射”的差别就在一个“情”字。平庸所能产生的回报越来越少，只有唤起人的激情才能成功。
　　理念：当今的企业不仅仅需要更好的方法，还需要更好的管理原则。等级制度和控制的时代将会终结。现在，企业需要以自由和自主为基础的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