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对增长的质疑（1）

　　在经济增长作为首要政策目标之际，持不同意见的声音也开始出现。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是其中最活跃的作家之一，他的著作《富裕社会》于1958年出版，此后多次再版。书中，他对美国社会中私人的富有和公共的贫穷作了对比，同时他也质疑普遍提高工资的方法能否有效地消除贫困。由于加尔布雷思非常藐视理论经济学，许多学院派经济学家更倾向于把他看作政治评论员，并以这个牵强的理由抵制他的学说。但是对于《经济增长的代价》（1967）一书的作者英国经济学家扎拉-米尚，同样的观点就不合适了。米尚是一位远近闻名的高产作家，在“福利经济学”领域卓有建树。福利经济学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经济活动与福利之间的关系。因此，虽然米尚对经济增长的代价的分析是面向广大读者的，但没有人敢说米尚不懂现代经济理论而对他嗤之以鼻。

　　也许正因为如此，米尚与加尔布雷思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前者对经济增长的批评引发了他与另一位声名显赫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尔弗雷德-贝克尔曼之间持续数年的激烈争论。贝克尔曼的著作包括《我们为何需要经济增长》（1973）和《保卫经济增长》（1974）。后来，他又写作了《小即是蠢》（1995），以回应舒马赫关于现代工业化经济的批评专著—《小即是美》（1973）。舒马赫关于最优经济规模的许多主张，之前已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后来又得到另一些经济学家的响应和发展，如肯尼思-博尔丁的名著《太空时代的经济学》（1966）和赫尔曼-戴利的《稳态经济学》（1977）等。与此同时，贝克尔曼一如既往地抵制一切批判经济增长的观点。

　　在近20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一直是大多数西方国家，甚至可能是所有西方国家的首要政策目标。然而，即使在经济学界，对增长问题的担忧之声仍不绝于耳。同一时期，随着现代环境论的兴起（一场总体上并非由经济学家开展的运动），经济学家的担忧得到了进一步支持，那本广为流传的《增长的极限》（1972）便是一例。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探讨此书中的一些观点。

　　阿恩特在《经济增长的盛衰》一书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对经济增长持批判态度的人群已经动摇了其在政策目标中的首要地位。这一论断显然为时过早。今天，追求经济增长仍被牢牢确立为多数国家政府的头等大事，尽管具体的表现形式可以是“自由贸易”、“竞争力”、“生产力”甚至是“可持续发展”。显然，阿恩特自己也不相信那些批判者的话，他的观点更像是在提倡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20世纪70年代，阿恩特写作此书的时候，富裕国家的经济规模已经增长了一倍有余，而伴随着进步出现的是危机，经济增长也显得无足轻重了。

　　阿恩特坚信通过价格机制能应对资源不足的问题，其正规表述是：当一种资源变得稀缺时，其价格将会上涨，由此刺激进一步地勘探和开采那些原本利润不高的资源，刺激替代资源的开发和更先进的技术，并通过优化设计和循环再生，提高资源利用率。这是自然资源经济学的一条经典理论（详见第七章）。唯一的前提是资源产权必须明晰，且可由法院强制执行。否则，那些本来有意应对资源枯竭现状而投资勘探事业与高新技术的商家，可能因为无法获得全部利益而心灰意冷。这一点对于许多潜在的可再生资源尤为关键，如较易获取的森林资源、海洋渔场、大气以及基因库等。

本文摘自《不依赖增长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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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增长被广泛认为是治疗现代社会各种主要经济疾病的灵丹妙药，包括贫穷、失业、污染、环境恶化等。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之一的GDP也越来越多地被人提及。我们不仅认为经济增长有好处，而且几乎认为是必需的——增长提升了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长为解决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问题提供了资金来源，然而，经济增长果真越快越好吗？换言之，GDP果真越高越好吗？对一些强调经济增长的国家而言，将经济高速发展作为首要选择能给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吗？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增长无法成为全世界长远选择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