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为社保基金发愁（2）

　　从总体上看，因为储蓄率已经很高，强调社保基金是不必要的；那么从个体看，强调社保基金能不能增加分配的公平性呢？未必。因为现在的方向是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而且以个人账户为主。对于穷人来说，他们没有多少能力去建立个人账户，即使有的话，所存的钱也有限得很。退休以后，靠微薄收入建立起来的个人账户能不能让他们安度晚年，是完全没有保障的。有工资收入的时候尚且受穷，退休之后怎么可能变好了呢。所以拿当前建立社保基金的思路看，它并不能改进将来的社会公平。强调个人账户的思路是对过去社会保险中平均主义的纠正。平均是好的，但是它损害了效率，造成巨大浪费，所以回归到个人账户。当然，社保基金有保险的功能，能够起到一部分均贫富的作用，但是当今讨论社保基金的焦点不在这方面，而是怕现在不储蓄将来会入不敷出，是一个总量问题。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只要总储蓄率足够，就没有必要为缺乏社保基金担忧。

　　如果国家真的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将它的利息或利润用来支付社会保障费用，是不是真就解决问题了呢？有可能，条件是这笔资金要在几十年的长时期中都能有效地加以利用，都能投资到效益好的项目中去。这一点恰恰是很难保证一定能做到的。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太多了，要不然怎么会生出几万亿的银行坏账呢。到发生这种情况时，政府欠了百姓几万亿的钱，问题就更麻烦了，发生社会动乱都有可能。

　　我们永远不得不在效率和公平之间走钢丝。我个人的判断是我们已经过于偏向效率，表现为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和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证。比如义务教育不能普及，穷困地区的教师工资被大量拖欠（在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农民工普遍超过8小时工作而无人为他们说话。这一系列的事说明了弱势群体在中国生活困难。

　　大家都说，现收现付制度行不通，但是要知道，拿实物消费来看，永远是现收现付的。也就是前面强调的，当代人消费的必定是当代人生产的。所以现收现付不会行不通，条件是经济有良好的增长，社会有公平的分配。如果发现社保基金有利于经济增长，像美国那样，我们就应该强调社保基金的充实；如果发现社保基金并不有利于经济增长，像我国现在的情况那样，就没有必要强调充实社保基金。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采用现收现付制。当然，相应的政策措施是必需的。主要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保证低收入家庭的正常生活。这方面发达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有丰富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

　　2007年我国的税收占国家GDP的16％，无论和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相比较都属于最低的。大家抱怨税收负担重，是相对于政府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而言的，并不是就其绝对量而言。像美国，税收占GDP的30％以上；北欧国家则占到50％以上。就拿我国现在的GDP水平来看，如果税收增加到GDP的30％，一年将多收1.4万亿，如果全部用来改善社会福利，全国每个人可多得1000多元。20年之后，人均GDP再翻两番，其他条件不变的话，每人可增加社会福利金4000元。连同已经有的部分，一个过得去的社会保障系统是可以建立的。这说明，通过增加税收，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制度在资金平衡上是行得通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为社保基金发愁。

　　这里谈到税收增加，解决社会保障所需的资金，并不是每个人都增加1000元税收，再平均分配给每个人。这样等于什么也没有做。关键是要向高收入阶层多征税，再把征来的税有效地分配给最需要的人。如果高收入的人和低收入需要帮助的人各占人口总数的1/4，那么只要对高收入的1/4的人每人征收1000元税，分配给低收入的人，每人可分得1000元。其他占人口一半的中等收入的人不受影响。这样做对收入分配的干扰并不很大。但是如何确定谁是高收入者，谁是低收入者并不是容易的事，所以这种征税方式和分配方式都不是容易做到的，需要做大量的研究。与其研究如何筹集社保基金，还不如研究如何向高收入阶层征税，以及如何确定谁是最迫切需要帮助的人。

本文摘自《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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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为什么受穷？怎样改善贫富分化？如何看待社会不公和获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学华文天下推出“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得主茅于轼新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全书从“正视社会不公”谈起，细说“蜗居”在中国、穷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来的世界。这位被评价为“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在84岁高龄，新书文风观点依然犀利无比，问国家、问社会、问民生，三问中国，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与数据自答，剖析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