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智能设计（2）

　　可以这样来看问题。1980年后的一段时期所实施的监管架构，鼓励多数银行相对其资本扩大资产负债表，这种情况在诸多国家都有出现，如德国、西班牙以及美国均是如此。（对于柏林和马德里所出现的局面，我们着实不应让雷纳德-里根为之受过。）当产权资产出现价格下滑，银行就会受到资不抵债的威胁。当短期资金供应不足，银行就会面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这时，当局主管就不得不做出选择：是让大量银行倒闭导致经济大萧条，还是出面救市？最后，他们选择了后者。但选民并不买账（若当真出现了“因大而亡”的局面，那么情况势必会越发不可收拾，可选民并未因为幸免于此而心怀感激），立法者现在不得不制定法律，避免以后再出面救市。

　　《多德–弗兰克法案》就明确规定了如果SIFI倒闭，不会让纳税人出一分钱，但具体该由谁埋单，却是含糊不清，不甚明了。法案第214款（心慈手软地）进行了模糊处理：“在此项下的金融公司所有用于清算的资金花费，应在该金融公司的资产处置中予以支付，或者通过估算，由相关金融部门负责支付。”那么担保债权人、银行债权人怎么办？它们可是在2008~2009年间被予以充分的保护。出于谨慎起见，《多德–弗兰克法案》就此进行了研究。如果立法的实际效果就是宣布不得对SIFI的重大破产予以公开集资救助，那么对相关债权人造成的巨大损失则在所难免。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大银行的资本成本势必会增加，即便其股本回报率降低也是如此。此举原本是要降低不稳定性，结果却导致了脆弱性的上升。

　　还可以将金融体系构想成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其间由大量的内部关联组件以非对称的结构构成网络，该网络的运转介于有序和无序之间的“混沌边缘状态”。如此复杂的系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运转表现良好，这显然是处于平衡状态，在现实中，则要不停地调整，作为正反馈环运转。但是，有时会出现“临界状态”，这时小小的干扰就可以导致从良性平衡到危机状态的“相变”。当网络节点“紧密耦合”时，这种情况会更为普遍。当网络的内部关联性提高时，约束不一致可以迅速导致“复杂性灾难”。

　　从白蚁丘到大森林再到人类的神经系统，自然界中的所有复杂系统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对于这样的系统，即便是微小的信号输入，都会产生巨大的不可预期的改变。因果关系常常都是非线性关系。实际上，有些理论家会更进一步，认为特定的复杂系统完全是非决定论的，也就是根据以往的数据几乎完全不可能预测未来行为。下次森林之火是大是小？是燃起的小篝火还是熊熊烈焰？我们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同样的“指数定律”关系似乎可以适用于地震和疫情的爆发。

　　金融危机也是同理，这也在情理之中。异端经济学家W-布瑞恩-亚瑟（W.BrainArthur）持这种观点已有多年，他认为复杂经济体的特点是：分散机构间的互动、缺乏统一管理、多层组织、不断的调整、不停创建新的市场利基，以及不存在一般均衡。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如英国央行执行董事安德鲁-霍尔丹所述，华尔街和伦敦城是人类历史上所创建的最为复杂的系统之一。在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同业拆借、金融创新、科技加速发展等的综合作用下，会使得系统极易崩溃。但是，自然界和金融界的区别在于监管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监管就是为了降低金融森林火灾的发生次数和规模。可是如上文所述，这也很容易适得其反。这是因为政治过程本身就相当复杂。监管方本身可能会受到被监管方控制，更有因利欲熏心出现监守自盗的可能性。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控制监管方，比如，他们对所监管实体提供的具体工作数据存在依赖性，自然会受制于其中。

　　统计学家、期权交易人纳西姆-塔勒布在他的著作《反脆弱》中，进行了哲学的思考，他提出了一个绝妙的问题：脆弱的对立面是什么？答案不是“稳健”，也不是“强大”，因为这些仅仅意味着脆弱程度的降低，脆弱真正的对立面是“反脆弱”。只有经历干扰后能变得更加强大的系统，才称得上是“反脆弱”的系统。监管的关键应在于强调反脆弱的设计。但是我们如今所考虑的监管却事与愿违：由于其极度复杂且经常自相矛盾的目的，因此监管变得更加脆弱。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

　　 早有人预言到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是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制度就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框架体系。
　　《西方的衰落》一书振聋发聩，也会引发争论，它是对这个自鸣得意和对问题视而不见的时代的迎头一击。当阿拉伯世界正在为民主而奋斗时，当中国努力从经济自由化迈向法治社会时，欧美社会却在挥霍几百年来制度优势的积淀。弗格森提出这样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会一度称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势头，只能寄希望于强大的领导力，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