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者由谁来监管？

　　“我们管不了自己，只能让你们介入去管好华尔街了。”这话出自美国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麦晋桁，他是2009年11月在纽约说的这番话。麦晋桁受命于美国国会的立法者起草《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该法案于2010年7月签署（后称《多德–弗兰克法案》，这是依照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两大赞助人而命名）。

　　法治有着很多敌人，其一就是不良法律。制定《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初衷，是想“通过增强金融体系的问责制和透明度，提升美国金融的稳定性，让（机构）‘大而不倒’的局面得以告终，通过结束金融救市保护美国纳税人的利益，让消费者免受金融服务中的违规操作之害等，不一而足”，可是《多德–弗兰克法案》在监管的超级复杂方面堪称典范。该法案要求管理者制定243条规章制度，进行67项研究，公布22份定期报告。它在取消一项监管的同时，又另生出两项监管。它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ystemicallyImportantFinancialInstitutions，以下简称SIFI）的“正常清算”进行了详尽的规定，还实施了所谓沃克尔规则的温和版本，其中禁止SIFI参与“自营交易”，或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对冲基金中进行赞助或获取收益，但是还不仅于此。

　　法案第232款规定管理机构必须建立“少数民族和女性参与办公室”，特别要确保“提升项目中少数民族和女性拥有的企业的参与度，以及机构相关的合同数量”。除非大家愿意相信，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女主席克里斯汀-拉嘉德的领导下，就不会有危机出现，如果那家关门大吉的银行名称不是雷曼兄弟，而是“雷曼姐妹”的话，就会摆脱倒闭的厄运，否则，我们就会提出质疑：《多德–弗兰克法案》中这一特殊的条款，对于“提升美国金融稳定性”能起到怎样积极的作用？法案第750款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其中规定要新成立一个机构间工作组，用于“研究监督现有和未来的碳市场，以确保碳市场的高效、安全和透明”。还有第1502款也是如此，其中规定如果产品不含冲突矿产，即矿产不直接或间接提供融资或支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或毗邻国家的武装团体，则要对产品标明“与刚果冲突无关”。刚果的冲突钻石的确不值得称道，种族和性别歧视、气候变化也是如此，但这里是谈及这类话题的妥当之处吗？

　　《多德–弗兰克法案》第二部用近乎80页的篇幅，周密详尽地解释说明了SIFI将怎样较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所产生的危害小很多。但其实归根结底，这部法案就是将最终责任推给了美国财政部部长、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华盛顿特区法院和华盛顿特区上诉法院。如果美国财政部部长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认为某家金融企业倒闭可能会导致局势不稳，那它们就可以加以控制。如果企业反对，华盛顿的法院可以有一天的时间来决定这一决策是否正确。对外披露对此案的审理则是刑事犯罪。如此卓越的程序会比普通破产高明多少，着实令我费解。我思前想后，觉得SIFI也许应该读作“sci-fi”（科幻小说之意）更为妥当。

　　正如我先前所述，在金融体系中，机构越是受到监管，越是容易受到灾难的侵袭，这次的重灾区是在大西洋两岸的大银行，而非对冲基金。在美国的政治课堂上，将经济危机的根源归咎于宽松管制，继而导致银行家肆无忌惮，这不仅是将责任推诿于人，而且为更多监管创造了正当理由。有个古老的拉丁问题，在此处显得恰如其分，那就是：quiscustodietipsoscustodes?（监管者谁来监管？）

　　现在来看另一套监管政策。《巴塞尔资本协议III》就银行资本标准进行了规定，并计划将于2013年到2018年底付诸实施，这样世界最大的29家全球银行将需要募集5660亿美元的新资本，或是出售大约5.5万亿美元的资产，方能满足协议对新资本的要求。根据全球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惠誉国际当时的预测，这就意味着银行在2011年底相对资本应增加23%。诚然，自1980年后，大银行日渐资本不足，或者说杠杆比例过高。而远未明朗的是，怎样使银行掌握更多资本或减少贷款，才能与经济持续复苏的目标相匹配，如若不然，美国金融稳定的局面无法恢复，欧洲则更是如此。

　　在每个监管政策背后，都有着置于四海而皆准的意外后果法则在发挥作用。如果事与愿违，此项监管的实际效果会为SIFI带来更多系统风险，那又将如何是好？《巴塞尔资本协议III》有着很多新的特点，其一就是要求银行在经济繁荣时要积累资本，未雨绸缪，以便在经济衰退时有备无患，游刃有余。西班牙银行监管方在几年前引入创新措施时，这曾一度非常盛行。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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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预言到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是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制度就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框架体系。
　　《西方的衰落》一书振聋发聩，也会引发争论，它是对这个自鸣得意和对问题视而不见的时代的迎头一击。当阿拉伯世界正在为民主而奋斗时，当中国努力从经济自由化迈向法治社会时，欧美社会却在挥霍几百年来制度优势的积淀。弗格森提出这样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会一度称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势头，只能寄希望于强大的领导力，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