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巴第街的教训（1）

　　过于复杂的监管的确是自己本意想要治愈的顽疾。正如曾经的苏维埃制度的缔造者当初并不是故意要把一个现代经济体引入各种难以为继的复杂境地，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哈耶克和匈牙利著名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在很久以前就已作过解释，在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监管者若想建立一个不受危机困扰的全球金融体系，则势必会遭到失败，他们永远都无法管理如此复杂的系统，只能是从以往的危机中学习到重蹈覆辙的经验教训。

　　是否还有其他权宜之计？我对此坚信不疑。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回到达尔文的时代去寻求答案。白芝浩在1873年出版的《伦巴第街》一书中，不厌其详地描述了当初伦敦城的发展变化。出于达尔文主义者的勇气和魄力，白芝浩认为英国金融体系繁冗复杂、脆弱不堪。他说：“随着金融体系权力的不断扩大，其脆弱性也不断加剧，甚至可以用岌岌可危来形容……即使是在经济最为繁荣的时候，整个体系架构也非常单薄脆弱。我们金融体系的特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空前信任，如果这种信任因隐患受损，一次小的意外就可以导致严重后果，若是出现大的事故，则几乎可以使之毁于一旦。”

　　在此之前，没有谁能像白芝浩这样为银行挤兑做出如此透彻的描述。对《伦巴第街》不熟悉的人士，也都认识到英国北岩银行和全美金融公司在2007年出现的银行挤兑，2012年，则轮到西班牙班吉亚银行让储户丧失了信心。《伦巴第街》的最大优势之一，就是其对伦敦金融市场中所有主要机构——蒸蒸日上的合资银行、每况愈下的私人银行、证券经纪人、新兴的储蓄银行等——进行考察的方法，除此之外，他还充分分析了每种机构的问题和不足。理论上，白芝浩希望能建立一种金融体系，其中的各个机构都有应急准备金，以从容应对不时之需。但是实践中，对于伦敦市场来说，整座城市唯一的最终储备即英格兰银行的“国家的大量闲置专属现金”。换而言之，在我们当下，中央银行（及其背后操控的政府）构筑起恐慌时期的最后防线。

　　回顾半个世纪的金融危机史，白芝浩睿智地表示，英格兰银行作为国家准备金守护者的这一角色与法律定义的角色颇有不同，其实也与银行管理者的理解有出入。在1825年的恐慌期间，银行的所作所为无可厚非，但如今时过境迁，不能生搬硬套当时的做法，更何况我们若是不明就里，不知道当初做出正确选择背后的原因，就更不能盲目效仿。在1844年的《英格兰银行条例》通过之后，出现了三次恐慌，该条例主要是对银行印钞权进行了规定，后被终止使用。当时情况与我们现在相仿，危机下，应该接受哪种证券作为抵押品尚有不确定性。银行的管理结构模糊不清。银行行长和银行董事就由他们自己担当，而不是启用银行家。（当初，人们选择商人担当此重任，而如今我们倾向于选用学者，但这也未见得是一种进步。）当SIFI机构欧沃伦格尼银行于1866年倒闭时，大家只能捉襟见肘，勉强应对。

　　白芝浩的解决办法简单明了，但我相信这却常遭人误解。他有过一个著名的提议，即在危机时，中央银行应该以惩罚性利率放开借贷：“贷款大多数都要以极高的利息偿还，这才是上乘的解决之道……”如今，我们只是部分听取了他的建议，因为认为如今的金融体系杠杆效应会使高利率难以为继。白芝浩的理论是要“避免出现过多的贷款申请，将贷款用于那些本不需要资金的申请人”。如今，纵观所有银行，无论其实力是强是弱，都在拼命地吞入几乎取之不尽的近乎零利率的贷款，我终于理解了白芝浩的良苦用心。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

　　 早有人预言到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是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制度就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框架体系。
　　《西方的衰落》一书振聋发聩，也会引发争论，它是对这个自鸣得意和对问题视而不见的时代的迎头一击。当阿拉伯世界正在为民主而奋斗时，当中国努力从经济自由化迈向法治社会时，欧美社会却在挥霍几百年来制度优势的积淀。弗格森提出这样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会一度称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势头，只能寄希望于强大的领导力，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