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下的危机（2）

　　衍生产品的问题非常重要，是因为一些重量级人物如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和英国金融管理局主席阿代尔-特纳对于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经济和社会福利事业，包括衍生产品市场在内的近期在金融方面所取得的理论和技术进步，都表示怀疑。对于金融创新我并未持有如此敌对的态度。我同意风险管理的现代技术在很多方面尚存不足，特别是那些忘记（或是闻所未闻）如风险价值模型这类方法的人们可能会对此滥用，但是不能简简单单地把现代金融排除开来，这就像不能为单纯保护书商和图书馆的生计，就把亚马逊网站和谷歌弃而不用一样。

　　若想对现行以及研究制定中的监管政策加大力度，以期影响到未来金融危机所发生的频次和规模，我认为这种做法极不可取。不仅如此，在我看来，所推出的新政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我们需要应对的问题并非源自金融创新，而是来自金融监管。风险管理的私有部分模式的确尚不完善，金融危机已然使之暴露无遗。但是风险管理的公有部门模式几乎还不复存在，因为立法者和监管者对意外后果法则几乎完全无视，就在不经意间，他们助长了覆盖所有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

　　就我而言，问题并不是“是否应该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实际上，没有监管的金融市场根本就不存在，即便是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学生对此都不感到陌生。亚当-斯密所在的苏格兰也曾就何种监管适用于纸币体系进行过生动讨论。其实，这位自由市场经济的创始人在1772年的艾尔银行危机（AyrBankingCrisis）之初，就曾提议实施一系列相当严格的银行监管措施。如果没有欠账还钱、童叟无欺的铁律，就不会有金融的出现。如果没有对银行管理的约束，在资产和负债的期限不匹配时（随着部分准备金体系的出现，这个问题几乎在所有银行都普遍存在），在市场低迷时，就可能会有银行被迫出局。所以，正确的问题应该是：“怎样的金融监管效果最为理想？”

　　在我看来，现如今，多数观点认为繁胜于简，有法可依胜于自由裁量，企业与个人要以大局为重。我认为这是基于对金融市场运作机制的错误理解。这让我想起奥地利维也纳著名的讽刺诗人卡尔-克劳斯，他曾就精神分析作过这样的风趣评价：这是假装被治愈的疾病。我相信，过于复杂的监管政策就是假装被治愈的疾病本身。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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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预言到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是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制度就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框架体系。
　　《西方的衰落》一书振聋发聩，也会引发争论，它是对这个自鸣得意和对问题视而不见的时代的迎头一击。当阿拉伯世界正在为民主而奋斗时，当中国努力从经济自由化迈向法治社会时，欧美社会却在挥霍几百年来制度优势的积淀。弗格森提出这样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会一度称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势头，只能寄希望于强大的领导力，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