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间的合伙关系（2）

　　为更好地诠释美国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经济学家劳伦斯-科特李科夫算了一笔账，为弥合联邦政府的财政缺口，需要将所有联邦税收立即提高64%，或者将所有联邦开支马上削减40%。早在十几年前，科特李科夫曾为英国制定了这样的“代际账户”，据他估算（他关于当时的政府需要提高福利和医疗开支所作的假设，后来被事实证明准确无误），为补上财政缺口，需要将所得税收入提高31%，并将国民保险收入增加46%，方能过关。

　　埃德蒙-伯克在1790年出版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ontheRevolutioninFrance）一书中写道，真正的社会契约并非如让–雅克-卢梭所述存在于君主和人民或“公众意愿”之间，而是存在于代与代之间的“合伙关系”。他的原文如下：

　　但是国家和法律所要为之奉献的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提防它的那些临时所有者和终身租用者不去考虑什么是他们从自己先人那里所得到的东西，或什么应该是留给后代的东西，而只是像十足的主人一样行事；他们不会认为随心所欲地摧毁他们社会整个的原来的结构，从而割断永业、损害遗产是他们的权利。但他们冒险留下给他们后代的乃是一片废墟，而不是一幢住宅——并且教导他们的后代不尊重他们的设计，就像他们不尊重前人的制度一样……社会确实是一项契约……国家是……一种合伙关系，不仅仅是活着的人之间的合伙关系，而且也是活着的人、已经死了的人和将会出世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合伙关系。

　　在隔代间存在大量的契约转移关系，但我们却发现，现今各国的财政政策却是在破坏这种和谐的合伙关系，这令人震惊，甚至也许是史无前例。

　　成熟的民主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在于如何恢复这种代与代之间社会契约的和谐关系，但我也深深意识到此举任重而道远。还有一个同样严峻的问题，就是年轻人根本不去考虑自己长远的经济利益。一些恐怕最终甚至会危及他们自身利益的政策，却可以轻松赢得他们的选票支持，保持公务员养老金固定收益不变就是一例。如果美国年轻人能在这方面辨明是非，那估计就都会成为保罗-瑞恩的积极支持者了。第二大问题是政客们想要缩减开支，但是如今西方民主制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有削减开支的提议提出，就会受到来自享受公共部门薪资的人群和享受政府福利的群体中的一方甚至是双方有组织的大力阻挠。

　　是否能从宪法方面找到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呢？有个简单的解决之道，而且这也已被美国的很多州以及德国所采纳，即平衡预算修正案，以便降低立法者在减少赤字开支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与此相仿的就是让中央银行独立决策，以降低立法者在货币政策上的裁量余地。但问题也接踵而至，金融危机的出现极大地鼓励了以政府赤字为工具，以便在经济衰退时刺激经济发展，更别提将赤字财政用于公共投资基础建设的诸多案例了。2011年，紧随德国之后，欧洲各国的领导纷纷在寻求解决之道，决心限制结构性赤字，以期在必要时为操控周期性赤字留下空间和可能。但限制赤字的“财政协定”随即带来了新的问题，目前仅有两个欧元区国家的结构性赤字低于GDP的0.5%这一授权上限，其他大部分国家的结构性赤字则至少高出了4倍，而且以往，经验表明，政府若是过于着力降低其结构性赤字，结果则会危及其统治。

　　当前大多选民支持这种隔代的不平等政策，这也许在所难免，特别是年长的选民会比年轻选民更多地参与到投票中来。但是，如果为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大笔增加开支，其最终结果不仅对年轻人不公，而且会使所有人经济受损，这该如何应对呢？如果未来的不可确定性已然开始波及当下社会，这又该如何是好呢？美国马里兰大学卡门-莱因哈特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斯-罗格夫曾提出，当发达国家的巨额债务已然超过GDP的90%时，很难想象其经济增长不会受到影响。也许正是因为担心财政悬崖正日益快速临近，才使得美国经济在2012年尚未出现“超速逃逸”。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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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预言到西方社会的衰落。如今，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无处不在：经济增长放缓、债台高筑、人口老龄化问题、反社会行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处？尼尔-弗格森认为是制度的衰落难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导致社会的繁荣或衰败，制度就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错综复杂的框架体系。
　　《西方的衰落》一书振聋发聩，也会引发争论，它是对这个自鸣得意和对问题视而不见的时代的迎头一击。当阿拉伯世界正在为民主而奋斗时，当中国努力从经济自由化迈向法治社会时，欧美社会却在挥霍几百年来制度优势的积淀。弗格森提出这样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会一度称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势头，只能寄希望于强大的领导力，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