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及我所经历的资本市场

　　中国在转型期短短三十年建立的金融体系离现代金融服务的要求还很远，甚至，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体系至今也不清楚。

　　——现代金融服务业是以充分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要全面导入现代金融服务业，存在基础制度上的难点，其结果，要么是引不进来，要么是引进来也是走样的。中国金融业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公有制主导下的经济形态与现代金融服务业对市场经济本质性要求的矛盾。

　　——二十多年来，中国至今没真正解决好现代公司制度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这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国有企业为企业载体的公有制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不是彻底的市场经济，国有资本并没有充分地将权利信托给管理者，国有企业也没有真正完成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管理者也没有承担信托责任，只是接受行政与国资委的双重领导；二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带有很强的家族色彩，在整个社会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之前，家族的宗法关系远远大于信托关系。

　　——发端于股份制改革的中国资本市场在1992年到1994年两年的时间里发展得非常迅速，为后来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特殊性，在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资本市场进入中国时，并没有完全吸收资本市场的完整制度，用中国最常用的说法是，没有照搬照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

　　——是中国大力培育真正的投资银行的时候了，投资银行不发达，不可能有健康的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不可能有高水平的企业在资本市场被培育出来。中国投资银行经过二十多年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源于三大障碍：监管独立、公有主体、融入国际。这三个问题解决不好，中国投资银行没希望。

　　——资本市场诞生于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市场。市场主体、交易场所、交易规则、交易标的、中介组织、市场的法律框架、监管规则、监管主体都是以私有制为基本法律基础而设计的，并且经过了几百年的运营、调整，构成了一个非常严密、完整的机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投资融资、配置与优化经济资源的最重要手段。没有资本市场，就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资本市场如果解体，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将不堪入目。

　　——中国金融需要重新定义、重新设计、重新看清自己、重新看清未来。改革与重组中国金融服务业，将成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健康持续增长的最关键的因素。

　　在中国金融资本市场干了二十多年了，从一个半路出家的门外汉，进入到这个领域，是我做梦都没有想过的。二十余年来，我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已全面进入金融领域，几乎是全程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创办过小型投资银行，担任过证券公司高管，参与设计和操作过市场化金融混业平台，担任过金融产品总部的总经理，设计过的企业重组、并购、改制方案不计其数。但在很大程度上，我其实认为我还是金融行业的门外汉。我从没有系统学习过金融学课程，也从没在中国主流金融机构或金融监管机构任过职。不是我故意谦虚，而是从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理解与认识中得出的结论。但我并不对此感到惭愧，这出于几个原因：第一，如果要研究金融理论，做学问、当官员，一定要系统学习中国主流金融学的理论，而如果要从事金融业，这些理论和知识仅仅是基础，并不一定要刻意学习太多的理论；第二，传统的中国金融理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服务是两码事，中国现代金融只有二十来年的时间，公有制主导下的市场经济金融学到底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理论体系，是不是到了建立这些理论体系的时候？对此还有待思考与讨论。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引入现代金融服务市场，难于计划经济的中国对市场经济的选择。现代金融服务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是配置整个市场经济的最为重要的手段和灵魂。现代金融服务的程度，决定着市场经济的程度；现代金融服务的水平决定着市场经济的水平。但是现代金融服务业是以充分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要全面导入现代金融服务业，存在基础制度上的难点，其结果，要么是引不进来，要么是引进来也是走样的。中国金融业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公有制主导下的经济形态与现代金融服务业对市场经济本质性要求的矛盾。就像最近两年的中国股市，以目前经济状态而言，深圳、上海两个市场指数明显不能准确表达中国经济总体状况，监管部门想了很多市场上通用的技术手段来救市，但股市这一次就是不听话，政府的干预失灵了。为什么这样？我认为就是这个矛盾的深刻表现。

　　改革与重组中国金融业，全面建设市场化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是未来十年非常重要与复杂的工作。而更重要的，一定是制度层面的问题。全面讨论中国金融与现代金融服务业不是本书的目的，这一章主要通过讲述我经历的中国资本市场的故事，来理解中国金融，来讨论中国现代金融服务之路。

本文摘自《中国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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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在国内第一次独创性的从“国家公司化”的假设，以作者几十年来在政府、国企、农村、海南、海外、资本市场等地方与各领域的大量亲历和案例，以一个投资银行家的视角，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限公司”在国有资本、民营企业、金融领域、对外投融资、海南特区、三农领域以及“公司文化”方面讲述了大量真实的故事；进行了大量的分析思考；提出了大量的极富独创性的创意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