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伤害是邹恒甫造成的吗

　　退三步而言，就算北大的名誉权受到了侵害，但北大的名誉权受损是邹恒甫造成的吗？我认为不是。邹恒甫只是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北大教授是淫棍的消息，仅仅邹恒甫的行为不足以对北大教授的名誉权造成损害，事件之所以发生到如此的地步，完全是因为其他网民的转发、新闻媒体的报道所造成的，因此对北大教授的声誉造成影响的是整个网络媒体，而非邹恒甫一人。

　　其实，在本案中，邹恒甫也是一个媒体，其只是将其所见所闻通过微博的形式表达出来，其只是整个事件传播中的一环。因此，应将邹恒甫的微博定性为一个新媒体。北大放过那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纸质媒体，而对邹恒甫运用网络平台的行为加以起诉，显然是避重就轻，就算胜诉，也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对邹恒甫也是严重的不公。

北大只能允许正确的批评吗？

　　退四步而言，就算北大是适格的原告，具有名誉权，并遭到了邹恒甫的损害，但是在本案件中，法院能否认定邹恒甫的侵权责任，追究其法律责任呢？我认为不能！

　　根据宪法和法律，对于普通民众与国家机关工及其工作人员设置了不同的法律原则。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法律要求客观真实表达，不能散布虚假信息，降低民事主体的名誉权。但如果一个公民的言论是真实的，即使造成他人声誉的下降，也不需要承担诽谤责任，当然说真话可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因此，在普通的民法领域，适用的法律责任是真实抗辩原则。

　　但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言，却应适用不同的法律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而言，所谓国家机关及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包括一切基于公共目的，依靠国家财政的运作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既然公民对北大这样的公法人，有提出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的权利，那么北大就有听取公民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的义务。对于公民的批评权，宪法第41条并没有规定限制条件，对申诉、检举、控告权则规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公民不能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因此，公民的检举不实、不当的言论就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对公民的批评就更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个中理由是，为了监督政府，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舆论监督权，就必须容许公民在监督工作中犯错误，出现检举不实、批评不当的行为。在现实中，就算掌握侦查手段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尚且不能确保能将案件事实调查清楚，更何况一个普通民众呢？如果要求普通民众批评政府做到准确无误，否则就要追求其法律责任，那么谁还能基于公共利益，去监督政府呢？“只允许正确的批评，就等于取消了批评。”

　　在本案中，就算邹恒甫的微博对北大的声誉造成损害，但其目的是消除高校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其敢于担当的行为值得赞许，如果法院抓住其中有夸大之词，有不实的地方，就要追究法律责任，如此的判决就会产生所谓的“寒蝉效应”，今后谁还能仗义执言呢？普通民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利就会丧失。现在，中国正处于权力腐败的高发期，反腐形势相当严峻，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保障公民的批评建议的权利尤为重要。在此关键时刻，如果借口维护网络秩序，对公民的网络监督加以严格限制，动辄追究其法律责任，可以设想，缺乏舆论监督的权力将会变本加厉，如此一来，远非民之愿、民之福。

　　本案件被呈现到人民法院手中，法院被站在一个历史时刻，是为舆论监督提供一把坚实的保护伞，还是为国家机关与政府官员的名誉权打造一座坚强的堡垒，相信法院会作出正确的抉择。

本文摘自《最后的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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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6月，全球经济学家排名前100名中仅邹恒甫一名华人，“中国经济学第一人”的名号再次坐实。然而，让邹恒甫名满天下的，不是他在经济学领域的成就，而是他以一己之力挑战北大，挑战学术界，挑战一切社会丑恶现象的“壮举”。这，是邹恒甫的悲哀，但却是这个时代大行其道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