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五问中国人

　　（1）为什么在中国诸葛亮算最聪明的人，而在西方国家爱因斯坦是最聪明的人？

　　（2）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别是什么？

　　（3）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差别？

　　（4）我们如何保留这种差别？

　　（5）我们应该消灭这种差别吗？

　　我们做学术缺钱吗？以下两节根据2005年3月28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首届人文社科长江学者大会”上的发言整理。

　　100年前（奇迹的1905年），爱因斯坦作为一专利局的小职员，在非常一般的生活条件下，居然写出了划时代的5篇论文。我们现在的长江学者和许多所谓的经济学家比爱因斯坦和中国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的生存环境要好多了，我们却做不出小成就！哪里是没有钱啊？是钱太多了！

　　就我所知，我们中国所谓有点名气的经济学家就只知道到处摸钱。哪里在做学问啊！在国外念了经济学博士，便去投行做出卖中国的勾当！

　　我强烈建议：我们所有这些长江学者把李嘉诚的这点钱捐出来办义务教育。

　　我们中国在基础教育、免费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政府支出的人均水平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世界上是非常低的。我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我为此感到羞耻：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啊！

　　十多年来，我们在武汉大学就是自己拿钱办形而上的学问班。现在国内可以摸钱了，我们大家便都跑回来了。这是哪种德性呀！还口口声声说是爱国爱校。荒唐！

　　我们有多少小孩子上不起学？有多少穷人看不起病？有多少退休工人和农民完全没有社会保障？我们好意思把钱带到国外吗？羞耻啊！学术大师何以造就？

　　中国有句名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们这些搞经济、金融科学的，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罗伯特·蒙代尔一起，受聘为首届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我本人羞愧难当呀！

　　大学需要大师。上次我和北京大学的张维迎说，其实你在光华管理学院搞改革只要请四个人就可以了。宏观经济学请个世界级大师，微观经济学请一个大师，计量经济学、金融学再各请一个大师。只要有这四位大师级人物，许多亚洲青年学生就会到中国留学了，而不会选择去英国和欧洲了。这样一来，我们两个和林毅夫都只能当服务员了！张维迎说，恒甫你怎么一干事便让我们趴在地上呀？我回答：我们不趴在地上，北京大学怎么办成世界一流啊！

　　我认为这是可行的，也是能做到的。战国时代、魏晋南北朝，我们出了那么多有名的思想家、科学家。今天，我们应该建立起类似的研究机构，办几所名副其实的高等研究院。我们也有这个财力，养得起一批士大夫。

　　那么，如何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呢？

　　我们从普林斯顿这个小城镇当初如何办起高等研究院IAS得到一些启示。1933年，郝伯格兄妹捐了500万美元，办起了日后对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刚开张时，该院只请了五个人。他们是爱因斯坦、冯·诺依曼，接着是戈德尔，后来是数学家亚历山大，再后来是数学家沃尔布伦。结果，靠这5人普林斯顿的IAS名声大噪。

　　对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大家并不陌生，也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中国20世纪，几乎每一位世界级的数学和理论物理的科学大师都与普林斯顿小城里的高等研究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年，院里要把陈省身先生留下来，让他当数学联刊主编；华罗庚先生成名于普林斯顿小城里的IAS；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也在那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丘成桐先生在那里得了菲尔兹奖……

　　长期以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的，是无用知识的有用性。只有无用知识，才是最终最有用的。科学巨匠牛顿、爱因斯坦，他们的科学研究对后来的科学发展影响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需要更多踏踏实实坐冷板凳、扎扎实实搞学问的人！怎么我们这一代学问人也要保护落后的学术既得利益？

　　我不能理解我的哈佛、MIT、斯坦福、耶鲁……的同学。你们在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现在怎么变得如此世俗？你们应该正视腐败、反对腐败。你们应该维护教授的尊严和自由。你们不能让中国的学术和校园继续腐败下去……你们如此活一辈子，我永远是你们的敌人。你们都知道我是没有丝毫变化，而你们在中国却完全忘记了你们曾经有过的理想。

　　我对现在把握学术权力的维迎之流本可置之不理。但是，我越来越感到遗憾：维迎之流还越来越会使用所谓的招摇撞骗的学术和凶悍的实实在在的权力在中国猖狂地创建政治、学术和金钱的统一体。自从我的公开信贴在网上后，我们众多的在美国的学人（包括绝大多数学生）这一个多月来对此真有点谈虎色变。我们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欧洲发达国家受到了一些教育而且知道一些国际学术前沿。当我们回到中国任教或访问讲学时，至少应该不同流合污、过于自私。我亲自经历了1977—2007这30年中国?术风气的演变。我们看到的现状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1）我们1977—1979级的一代搞学术的根基先天不足。我们现在掌握学术权力之后为什么又开始想过当地主和土豪的瘾？我经常点到的许多人还有当土皇帝的瘾。只要看一下国际学术期刊，我们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是多么的落后啊！难道只有我恒甫一个人看得最清楚？难道只有我恒甫一个人最愿意说给全中国人听？ 我不能理解。

　　（2）难道只有我恒甫一个人最喜欢请全是比自己厉害的学者到IAS和CEMA上课？我在IAS和CEMA可以放开地请高手讲课，而且他们的水平必须大大地超过我。怎么我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友和同学就是要维持自己当庄主的小农封建庄园式的治理和统治？

　　（3）当了封建庄园领主之后，我们难道没有良知和良心大开学术的国门，全方位地请世界一流的人讲课，而让我们自己真正退到后台当好服务员？ 我们有什么资格一直骂慈禧太后？ 我们现在都是慈禧太后，都在妨碍学术的进步。我们能欺骗自己，但我们不可能欺骗时代和历史。

　　把中国数学推向世界第一流的一个小建议

　　2003年11月，正好是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我受武汉大学委托，特请了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和蒙代尔参加这一活动。我一辈子崇拜数学高人，而自己和哈佛学经济的六位中国师弟的数学都很一般，根本无所谓天资可言。于是，我特写了两个电子邮件给了获得菲尔兹奖刚不久的数学家。世界上最伟大的IAS里的弗拉基米·沃沃斯基（Vladimir Voevodsky）（2002年在中国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获得菲尔兹奖）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我顺便安排他到北京大学给学生在晚上6点作一个如何学习数学的学术报告。不料，丁伟岳教授来电话，要我今后不要再作如此安排，因为数学老师在晚间六点要吃晚饭。我回答，你们老师只管吃饭，这次讲座是给学经济的学生安排的。后来，在北京的所有数学院士都参加了沃沃斯基的讲座。

　　沃沃斯基到武汉后，我的麻烦可多了。第一，他不愿意见人。 武汉大学领导只好到他酒店的房间里拜访了两分钟不到。第二，他每天早晨3点要跟动物在一起玩。我安排了几位学生陪同，他不是很爽快地答应了：毕竟又要有人陪伴啊！第三，他要花3天到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去玩，并要看诸如狗熊和至少是狼一类的动物。这下把我和武汉大学的外事办的人给急死了：动物伤了他或吃了他怎么办？全世界都会知道的呀！我们怎么讲，他都不听。我们只好放行。幸好，他活着回了武汉……

　　我有太多的机会同他聊如何把中国的数学搞成世界第一流。他回答得非常简单：学IAS，把几个年龄不大的大数学家像他那样养着，中国一定会留下世界上最好的几个数学家。他也感叹俄罗斯的好数学家都到美国和欧洲去了，因为俄罗斯也没有条件养这样的大数学家。

　　同学们，我们中国当然有钱养几个IAS里的国际大数学家，怎么就是没有看到大学或科学院花钱养啊？2003年北京大学搞改革，我跟张维迎说了类似的建议：只要养四位真正世界一流的，不超过四十五岁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就可以了。他说这样一来会让我们几个一级教授趴在地上。我说，我们不趴在地上，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就永远不能达到世界一流。最后，我只好说：维迎，你的改革也是三教九流的人瞎唱主角罢了！其实，光华管理学院完全可以用三五个平庸的正教授的钱养一个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当然，我们绝对不要养年纪超过六十的诺贝尔老大爷。

本文摘自《最后的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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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6月，全球经济学家排名前100名中仅邹恒甫一名华人，“中国经济学第一人”的名号再次坐实。然而，让邹恒甫名满天下的，不是他在经济学领域的成就，而是他以一己之力挑战北大，挑战学术界，挑战一切社会丑恶现象的“壮举”。这，是邹恒甫的悲哀，但却是这个时代大行其道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