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与一般

　　在有关“公与私”的讨论中，经常发生的一种情况是：有的人用有些人助人为乐、大公无私的事例来论证人是可以为公的，另一些人则用人们为私的事例来证明人们只是为私的，而且往往都是一下子推而广之，说到大家以至“人类”都是如此。以上关于私利与公利之间关系的分析，我想已经能够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说明这种讨论错在什么地方。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搞清：究竟是“有的人”能够不图回报地为人民服务、助人为乐，还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在我们当前的社会条件、文化传统下都能够不图回报地为人民服务？我们究竟是在讨论一种可能性，还是要实证地说明我们社会中一心为公的人占多大的比重，一般人、多数人目前的“私心”或“公心”究竟有多“重”？

　　在这种问题的讨论中（以及在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中），举例子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没有什么意义。在一个处处提倡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你可以找到图财害命的罪犯，在一个私人利润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中，你可以找出慈善家（不论你说他“虚伪”与否），但这些例子都不能说明这个社会实际上（而不是人们希望的）占支配地位的、多数人所信奉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究竟是什么。而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恰恰不在于能不能找出正面的或反面的例子来证明或否定某种可能性，而在于实证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而不是闭着眼睛不看事实、一相情愿、强词夺理地考察在一个社会中、在多数的情况下，“多数人”的行为是非和道德观念。而且仔细想一下就不难发现，只有这个问题才有真正的实际意义，可能性的问题则只有理论的意义（我们在前面分析的各种可能的情况，便是属于一种理论探讨）。

　　实事求是地考察，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雷锋还仅仅是一种“模范类型”，而多数人，一般公众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还远远不能用雷锋那种“一心为公”、不计报酬、助人为乐的类型来加以概括。这不是说多数人完全没有“公心”，而是说“公心”在人们的“偏好”中还只占很小的位置。偶然做点好事是可能的，但想让他们长期不计报酬地为人民服务，是不现实的。这就是说：虽然不否认人们“能够”为公，但你得承认至少在目前多数人主要是为私的。我想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仅在于此。至于“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本源”问题，以及最终人们能不能都百分之百地为公的“终极”问题，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意义、不必讨论，但实在不必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现在就来把它说清楚，更不能用这种“本源”与“终极”的问题来取代或“偷换”现实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说搞清楚“现在多数人的价值观念、偏好体系是什么样”这个问题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现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发展经济社会制度与如何制定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比如，你要是承认了现实，你就不会把“雷锋行为”当成“制度设计”（比如说收入分配制度的设计）和制定政策的前提，不能把经济政策建立在比如说“义务劳动”的基础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不给钱人们不会努力干活”的前提假定之上。认清了现实，我们也就不会再去空谈什么在目前条件下人们都能“同志式地相互协作”，而遇到人们不是相互协作，相反却总在那里相互扯皮的事变得不知所措。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涵义就是少说废话、没用的话、没味的话，就是要把大量的废话从我们让人觉得在讲外星人故事的教科书中清理出去。实事求是地承认当前现实社会的一般情况是利己心重于利他心，并在此前提下构造我们的社会经济体制，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

　　我们以上只是围绕“公与私”的关系，分析了不图回报的利他主义行为方式。在个人与社会、与公众的关系上，还有一种“正的相关关系”同样需要重视，而且恐怕更值得我们每个人加以重视，那就是“图回报的”正相关关系——一个人可以通过满足他人的需求、为公共服务、促进公益事业而获得商业利润、社会地位、政治权力，以及因表现出自己能力、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而取得的社会尊敬。严格地说，这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属于一种交换关系，因此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可以说本身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一个客观基础。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实际上也可由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事实加以论证：既然在现实中我们多数人主要还是“利己”的而不是“利他”的，那么如何以一种制度来保证人们只有为他人、为社会提供了一份服务的情况下才能获得一笔利润、一种地位、一份尊敬，自然就是社会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并且，从现实出发，我想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怎样通过道德教育扩大人们的利他之心，而在于如何使人们无论是利己心还是利他心，都能够起到有利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最糟糕的制度导致人们一方面靠道貌岸然地说假话行骗于世，另一方面只有靠损人才能利己、损公才能肥私、滥用公权才能谋取私利。而一个好的体制，则至少要同时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只有为社会提供了某种服务、满足了社会上的某种需求，才能使自己的私利得到满足，才能得到别人提供的服务，从而使每个人利己的动机都能在客观上起到利他的效果，为私的行为能达到增进公益的目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也就是要使每个人的每一项活动，都是“生产性的”，都有利于使整个社会总的福利增大，而不是只想着怎么从别人的兜里往外掏钱，成天致力于怎么分割或重新分割一个（长不大的）蛋糕。第二，使社会上每个人所拥有的那些利他之心，无论多少，都能最大限度并最有效地发挥作用。比如建立起为社会公益或慈善事业捐款的制度、志愿服务制度等，使一切利他主义动机都能有机会、有渠道发挥出来并受到适当的鼓励。这样，人们偏好体系中的无论利己和利他的动机，便都能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同时，也自然会促进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承认现实不仅不否定道德教育的意义，相反正有利于论证道德教育的必要性。要是人人都是雷锋，还有什么教育的必要呢？事实上，只有承认现实，才可能更好、更有效地进行道德教育。因为通过对人的偏好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人性中那美好、善良的爱心，只能平等地用同样美好的爱心去加以打动、加以启发，使之成为人们自己的偏好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一种自愿的行为。还有一点要做到的是，不能由那种自己心地十分肮脏的人来讲道德，让那些以权谋私、心胸狭隘、专以损人为乐事的人来“教导”别人大公无私、助人为乐。人们一旦发现了这种人的真面目，就会觉得自己受了欺骗，反而会对真正好的东西也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

本文摘自《经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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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中，作者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以最浅显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对许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读，比如，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金钱与权力，怎样看待能力与性格。作者展示了如何用“需求与供给”的经济学理论分析竞争与创新，在诸事不可兼得的“边际条件”下，人们应该如何做出选择。作者以经济学中的“外部效应”解释了我们所处的“竞争性社会”的规律；从“收益与成本”理论出发，论证了人，特别是年轻人，应该怀有对“成就”的偏好，不能过于“闲在”。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会领悟到，我们在人生中可能面临的种种选择，都可以得到经济学的分析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