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多、希克斯和成本-收益分析

　　当贫困家庭占据了富有家庭想要住的租金控制型房子的时候，把转租合法化将提高穷人和富人双方的福利。那么，为什么转租不合法呢？因为租金控制的目的，就是要维系其住户经济状况各异的邻里关系。

　　当贫困家庭能够得到在不允许转租的租金控制规则下的住房时，房屋分配就不是帕累托有效的。但是，即使不会向占据了租金控制型房屋的家庭提供任何补偿（图2.2中从g移动到a），租金控制就应该取消吗？因为取消租金控制会使其中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变糟，帕累托效率概念并未给我们提供该怎么做的任何指引。帕累托的定义告诉我们，政府应该采用使每一个人都受益的政策，但是关于除了产生获益者之外还会产生受损者的政策，此定义却不置一词。然而问题在于，现实中的大多数政府政策，即便不是全部，除了产生获益者之外，还会产生受损者。因此，作为对政策的指导，帕累托效率是无用的。

　　当然，在这方面，功利主义就大不相同了。功利主义为再分配性政策摇旗呐喊，这样的政策在本质上会产生受损者。经济学家所以排斥功利主义，是因为功利主义对富人和穷人的效用水平作两相比较（并证明把一美元从富人那里转移到穷人那里，对穷人带来的帮助大过其对富人造成的损失）。这些现代经济学家辩称，比较不同个体的效用是不允许的。但是，不对获益者的效用与受损者的效用作比较，怎么能够对政策作分析呢？正如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1900-1978）①1938年解释的：“如果不同个人的效用的不可比较性是严格成立的（即，如果效用是不可比较的），那么，不仅福利学派（功利主义）的药方被排除在外，而且不论怎样的药方亦不必考虑了。经济学家作为顾问便全然毫无价值，除非其推测被认为具有最重要的审美价值，否则最好让他闭嘴。”

　　因此，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1908-1986）②和约翰·希克斯（1904-1989）③自主地在帕累托的效率定义之中注入了政策性内容。根据卡尔多的看法，一项政策，只要从中获得的累积性收益能够超过累积性损失，都应该实施，而不管受损者的损失是否会得到补偿，否则该项政策就不应该推出：

　　经济学家没必要去证明——因为实际上他绝不可能证明由于采用某项措施，社会中无人会受损。为了证明他所说的情况（即应该采用该措施），那么，证明即使所有那些因此而受损者的损失完全得到了（受益者的）补偿，其余社会大众的经济状况仍将比以前更好，对他来说就是相当必要的了。（受损者）事实上是否应该得到补偿，是一个政治问题，作为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这是几乎不可能置喙的。

　　希克斯的检验在方法上类似但在细节上不同。7根据希克斯的观点，一项政策，只要因为实施而导致受损者能够补偿获益者使之放弃实施，并且仍然能使他们自己的状况改善，它就不应该实施，而不论补偿是否实际发生，否则政策就应该实施。

　　为了看一看卡尔多检验和希克斯检验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们继续采用我们的住房例子来讨论。假定所有6套可供出租的房子是租金控制型的，并由最贫穷的家庭，即家庭B到家庭G承租，每家支付的控制型租金为500美元/月。同时假定若无租金控制，租金为2 000美元/月（我们先前分析过，市场租金一定会落在1 500.01美元/月至2 250美元/月之间）。如果租金控制被取消，家庭G将完全失去其房屋；在消费者剩余方面，其损失将是1 000美元/月（即其心理价位1 500美元与租金控制下其所支付的500美元租金之间的差额）。家庭B到家庭F将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但由于租金提高，每家损失1 500美元/月。

　　我们先应用卡尔多的检验。卡尔多的检验提出下述问题：若租金控制被取消，且所有受损者的损失都得到了补偿，那么社会上其他人的状况会改善吗？为了补偿家庭B到家庭F所支付的较高租金，提高了的租金只能是通过其他家庭部分地返还给他们。这会使这些家庭及其房主的状况完全跟租金控制取消之前一样，但社会上其他人——家庭A和家庭G以及家庭G的房主——的状况全都有所改善。该房主的状况所以改善，是因为其能收到额外的1 500美元/月的租金。家庭A的状况改善，是由于在给房主支付2 000美元/月的租金，并给家庭G支付2 000美元/月的补偿之后，它仍能享有2 000美元/月的消费者剩余。家庭G的状况改善，是因为其源自房屋的消费者剩余将是2 000美元/月，而不是1 000美元/月。由于有了若干受益者而没有受损者，因此根据卡尔多的检验，租金控制应该被取消。

　　我们现在转到希克斯检验上。它提出如下问题：在补偿了因答应放弃住所而受益的人之后，因租金控制取消而受损的人的状况会改善吗？或者说如果他们顺应了租金控制的取消，他们的状况会改善吗？有两部分人肯定会从租金控制的取消中受益：房主们和家庭A。肯定受损的各方是家庭B到G。其中，家庭B到F事实上可以补偿各自房主，使之放弃租金控制的取消。即使租金控制继续下去，他们也可以同意支付2 000美元/月的市场租金，他们和房主的受益程度都将跟租金控制被取消时一样。但他们不会同意支付任何东西去补偿家庭A，因为在支付了较高的租金之后，他们从其房屋中得不到任何剩余，而若他们必须付出更多，那他们还不如搬走了之呢。家庭G的情况则不同，他甚至不能给予房主补偿，因为其得自房屋的剩余只有1 000美元/月，这比所需额外支付的1 500美元/月的房租还少。所以，作为一个群体，因房租控制取消而受损的人不可能补偿因放弃房屋而获益的人，因而根据希克斯的观点，房租控制也应该被取消。

　　卡尔多检验和希克斯检验能够使自由市场产生相同的资源配置。这并非偶然。实际上，这不过是检验政策是否会导致资源的自由市场配置罢了。相较于实际的帕累托效率定义，它们唯一的“优势”是：仅当穷人所遭受的损失能够得到补偿的情况下，帕累托效率才呼吁取消再分配性政策；卡尔多和希克斯则不然，不论穷人有何遭遇，他们一概呼吁取消再分配性政策。

　　对于一项政策，经济学家要求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计算，看看它是否能通过卡尔多-希克斯检验。例如，在分析租金控制是否应该被取消时，“收益”是富人将能获得的消费者剩余，“成本”是穷人将会损失的消费者剩余。1981年，里根总统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对各自的所有法规作成本-收益分析。克林顿总统于1994年以另一道行政命令重申了这一要求。白宫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监管分析”（Circular A-4）文件这样解释对成本-收益分析的要求：

　　成本-收益分析是用于监管分析的主要工具。在成本-收益分析中，一切收益和成本都能够以货币的形式加以量化和表示。

　　成本-收益分析能够向决策者清楚地指出哪个是最有效的选项……（这）就是（在忽略分配效应的情况下）能够为社会产生最大净收益的选项。这对于决策者和公众而言是一项有用的信息，即便当经济效率并非是唯一的或高于一切的公共政策目标的时候。8

　　这段在逻辑上响当当的话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用消费者剩余衡量的收益和成本，其本身是由收入分配决定的。取消租金控制带来的收益将会超过成本，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富人能够为住房支付比穷人更多的租金。因此，与功利主义是不同的——功利主义“武断地”得出富人和穷人在任何事情上都应该享有同等待遇的结论，成本-收益分析则“客观地”断定富人应该享有更多。

本文摘自《我们的生活为何艰难》

　　《我们的生活为何艰难(普通人的经济学)》深入浅出地梳理了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叙述了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鼻祖和先驱)提出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曾指导人们掌握经济规律，发展生产力，为人类获得更美好的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书还指出了以维弗雷多·帕累托和约翰·克拉克等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何时以及如何背离了原来的经济学传统，他们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通过别有用心地把经济学大厦的基石——效率定义(早期版本的定义是很关注收入分配的)——蓄意加以改变，使那个早期定义失去权威性。从而釜底抽薪地将古典经济学理论指明的方向一举扭转，把经济学变成了为统治者服务的“伪科学”，从而导致世上出现小部分人“朱门酒肉臭”、大部分人“路有冻死骨”的贫富悬殊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