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疯狂的“棉花”

　　19世纪60年代，整个上海的大商人、大买办也好，小职员、小学徒也罢，几乎都沉浸在让上海经济“更大、更强”的憧憬之中，浑然忘了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家老子就提出过的一句放之四海皆真理的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没错，上海高速发展的异常繁荣背后，必定伴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
　　在席正甫正式做买办之前，连同汇丰银行在内的所有的外资银行，已经经历过一番暴风骤雨般的金融风暴的洗礼。正是这一次洗礼，让汇丰银行脱颖而出，在日后的发展中更加稳健。也正因为如此，席正甫幸运地成为汇丰银行劫后重生时聘用的最重要的中国伙伴，一同开启了上海金融界的“汇丰时代”“席正甫时代”。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世界各地金融风暴的发生往往伴随着当地经济阶段性的繁荣。果然，上海也没能幸免，在它开埠23年之后（上海于1843年正式开辟商埠），经历了第一次金融风暴的洗礼。我们注意到，中外贸易高速发展的几年里，一个叫做“投机”的字眼频频出现在各种报道、文献、论文当中。“棉花投机”“股票投机”“房地产投机”等，不一而足。既然是因为“投机”生意而带动的繁荣，怎么可能会稳健、长久？
　　棉花投机是19世纪60年代的世界性话题。棉花投机的源头来自美国。人们讲述西汉开国名将韩信一生大起大落的原因，喜欢归结为简简单单的八个字——“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句话拿来用在19世纪60年代的棉花市场上，那就是“成也美国，败也美国”了。当时，美国因为南北战争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产棉区的黑奴们大量逃跑，使得供应给英国的棉纱被迫中断。伦敦棉花市场的骚乱又迫使这些逐利的商人们转向东方，寻找新的棉花种植区。上海有幸被冒险家们看重，成为伦敦棉花市场新的上游供货地。
　　当时，棉花出口的价格一涨再涨，让很多外国投机者狂热地做了起棉花生意。在1863年、1864年的上海对英出口货物单上，“棉花”两个字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例。
　　可是美国的内战总有结束的时候。内战结束意味着战争引起的棉花危机在美国解除了，伦敦又出现了堆积成山的来自美国的棉花。这可坑了遥远的中国上海的棉花商人。时人描述当时的情境，最形象的莫过于有的运棉船在驶出上海港口的时候还是天价，可是刚一入海，棉花的价格就已经跌停。从云端到深渊的棉花价格让上海的投机商人们为之疯狂，疯狂之后，更多人、更多行业要为之付出代价。
　　除了“疯狂的棉花”之外，上海的地产业也曾在同时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起伏。上海房地产业的疯狂，究其根源，同样是因为战争，不过这次不是因为他国的战争，而是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那个年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江苏、浙江等富庶的鱼米之乡活动非常频繁，导致江、浙的大户人家纷纷携家带口来到上海的租界避难。富人们来了，家产自然也随之转移到了上海。富人来上海了，首要的大事就是买房置地，可以想象，这么多人几乎同时买房，会对上海房地产市场带来多大的刺激。
　　于是，地段好的房子被一抢而空，地段不好的房子、地皮也成了哄抢的目标。“在租界防御线的栅寨内, 中国人的房屋以及中国人的街道, 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出现在上海。”
　　有高峰必然就有低谷。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经过14年坚持不懈的“剿匪”，终于将太平军的“天王”们拉下马来。太平军销声匿迹了，江、浙之地恢复了昔日的宁静。旅居上海的江、浙仕绅当然是要回到家乡的，毕竟“人是故乡好，月是故乡明”。他们来上海本就是避难，如今返乡也算天经地义。可是江浙籍的富人们这一走，就苦了上海的房地产业了。
　　既然房子不住了，闲置在上海不如变现为真金白银带回老家去。一时间，到处都是房屋抛售的广告。现房都卖不到价钱了，地价、房租等自然也跟着一落千丈。下面一个小的官司片段可以告诉我们当时的地价究竟暴跌到了什么地步：1863年，上海的法院受理了一件并不轰动的民事案件：两个人曾合伙花9万两白银买了一块土地，后来散伙了要把这块土地卖掉，结果法院竞拍，偌大一块地皮仅仅卖出1.6万两白银。
　　介绍过当年最为典型的棉花投机和房地产投机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金融风暴轰然降临上海了吧。那是发生于1866年的一次金融风暴，影响人群之大、涉及范围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这一年也被称为“上海地区历史上最危急的年代”。这次风暴对上海各外资银行的影响尤其不利，很多银行都没能挺住，在金融风暴中一蹶不振。
　　1866年5月11日，英国伦敦的一家贸易公司因为投资失误而宣告倒闭。这家名为奥弗伦·格尼（OverendGurney&Co）的贸易公司亏损了500多万英镑的巨额股票，但这份霉运会和远隔万里而且正在蓬勃发展的上海扯上关系吗？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就是引发上海金融风暴的前奏。由于英国是当时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英国的金融风暴也波及了全球所有与之有联系的领域。
　　银行界的“适者生存法则”
　　奥弗伦·格尼贸易公司可不是名不见经传的皮包公司，它在英国的信誉度堪比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这样一家实力雄厚、信誉卓著的贸易公司的倒闭的直接原因是其投资的两家铁路公司破产了。总之，奥弗伦·格尼公司倒闭之后，马上引发了全英国银行系统的挤兑风潮。许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股票应声下跌了1/2、2/3甚至更多。偏偏英国又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欧洲多家信贷公司和银行受其牵累。而这些受到波及的银行恰恰在上海设有分行，上海，注定要经受一场狂风暴雨般的金融洗礼了。可以说，这只来自英国的“蝴蝶”挥动一下翅膀，就能在大洋彼岸的城市——上海掀起一场巨大的金融风暴。
　　两个月之后，上海全面接收到了世界金融恐慌的信息，凡是投资了棉花、股票、房屋、地皮的商人都犹如末日来临。当时在上海共计11家外资银行，当金融风暴呼啸而过，只有5家残存下来。这11家外资银行中，除了一家法兰西银行是法国人开设的之外，剩下的10家都来自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
　　其中，丽如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汇丰银行的竞争对手。丽如银行（又叫东方银行）有英国政府撑腰，是最早来到中国的外资银行。1845年，丽如银行就作为英国政府的“特许银行”在香港设立了分行；1847年，它又来到上海，开设了上海乃至全中国第一家银行。汇丰银行与丽如银行相比，是银行界的“小字辈”。当汇丰银行在1865年进入上海金融市场的时候，丽如银行已经是上海所有外资银行的“龙头大哥”了。直到1884年，丽如银行因在东南亚的锡兰（今斯里兰卡）投资失败，撤出了中国市场，汇丰银行才取代了它在中国金融市场的地位。
　　其他外资银行的先后设立都与丽如银行在上海攫取了丰厚的利润有关系。正是由于丽如银行在中国经营得风生水起，才使得英国国内其他银行纷纷效尤。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阿加剌银行、有利银行、汇隆银行、麦加利银行（即渣打银行）、汇川银行、利华银行、利生银行和利升银行先后来到中国，在上海成立分支机构。
　　金融风暴首先洗刷的是最后来到中国的那四家英资银行，幸存下来剩下分别是丽如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丽如银行能挺过这场危机，源自它在中国二十年来打下的坚实基础。储备金雄厚、风险准备金比较充足是丽如银行有惊无险渡过难关的关键。有利银行和麦加利银行一样，也是英国皇家特许银行。它们没有丽如的实力那么强，但也坚持没有退出中国市场。不同的是，麦加利银行是“打肿脸充胖子”，经济损失惨重；有利银行却真的“有利可图”，其在金融风暴期间的营业报告依然漂亮，股东们还有红利可分。至于实力一直处在下风的法兰西银行，反倒因为其在上海的业务开展一直受到英资银行的压制而有诸多限制，这份曾经的不如意如今却成了它的保护衣，保持了自己的信誉不坠。
　　汇丰银行能将金融风暴的压力转化为立足中国市场的动力，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汇丰银行的遭遇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汇丰银行于1865年成立，1866年便遭遇金融风暴，对于汇丰银行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没有一个绝对的判断标准。从汇丰银行后来的表现来看，这场金融风潮不是打击而是洗礼，不是危机而是涅槃。从席正甫一贯谨慎低调的作风来看，他在进入汇丰银行做买办之前，应该对金融风暴期间，汇丰银行应对危机的表现了然于胸。他在后来之所以能大展拳脚，撮合汇丰银行与清廷的数次借款，显然是站在对汇丰银行的立场十分了解的前提之下的。
　　1866年6月，为了应对眼前的金融危机，丽如银行号召麦加利银行、有利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等几家幸存的银行做出了一项新的举措。它们达成协议，把市场上通用的六个月到期的汇票缩短到四个月。缩短汇票付款期限的做法能降低银行的风险，但对商号来说并非好事。只有资金雄厚的大商号才接受得了这样的交易，更多的中小商号对此十分排斥。
　　当时刚刚在上海立足的汇丰银行借此机会，拒绝与丽如等银行“同流合污”。当丽如、有利银行拒绝购买六个月期限的汇票时，汇丰银行逆流而上，大量吃进并择机卖掉。买进卖出之间，汇丰银行的汇兑业务量迅速增长。资金的聚集是汇丰的一大胜利，除此之外，更大的收获就是得到了上海众多商号的信任与支持。由于汇丰能“独善其身”，敢于同其他几家银行“划清界限”，汇丰银行在存放款的业务上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公司成立的报告当中，汇丰银行的董事会就大力宣传此点，宣称“整个商业界以及许多中国商人都对本行有利益关系，并都给予全力支持”“银行业务平稳增加”云云。
　　与银行倒闭相随的, 是洋行的倾颓。俗话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既然风暴到了上海，那么除了银行受损之外，与之相关的洋行、钱庄甚至房地产业也都受到巨大的打击。但是中国自有的金融业当时远远谈不上与国际接轨，所以看似损失惨重的钱庄、银号等其实并未伤及根本。它们与汇丰银行一样，因为参与程度不深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席正甫开的钱庄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席正甫的钱庄因为规模较小，经济危机对其影响并不明显。倒是汇丰银行有点因祸得福的意思，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日后的发展反而更加顺利。如果自己的钱庄一蹶不振，席正甫反而有了离开钱庄投身汇丰的决心。但在席正甫的悉心经营之下，不大的钱庄倒也有声有色。这才使他进入两难的境况之中。中国旧有的金融机构固然没有倒下，但能不能像汇丰银行一样因祸得福，以此为契机蓬勃发展，那就是未知的了。是继续留守钱庄“一亩三分地”，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小老板；还是到实力雄厚得多的汇丰银行打工，继而向着首席买办的位置发起冲锋？席正甫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洋行与买办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如果买办当得好，好得让洋行离不开你，那两者之间就形成了俱荣俱损的关系。席正甫就是那种让银行不舍得得罪和放弃的好买办。汇丰银行在中国的发展越好，就越需要席正甫这样的能人来好好地打理其在华的各项业务。汇丰银行也好，该行买办王槐山也好，都在等待一个能给银行带来质的飞跃的年轻人。

本文摘自《缔造金融家族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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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正甫，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银行家，是一个金融奇才。他为人清高，熟悉专业，在做跑街时，就促成了汇丰银行给清政府的巨额借款，开辟了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的新纪元，同时成为汇丰银行的“救世主”。他是大清重臣李鸿章和左宗棠争相结交的座上宾，是盛宣怀和胡雪岩的“死党好友”，是上海金融界的泰斗，江苏洞庭席家金融帝国的缔造者……
　　本书从席正甫的重要商业活动、与外商、与政府、与商界周旋等各个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现晚清金融业的种种真相与角力。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与话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