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买办是个好职业

　　
　　“买办”这份职业如同曾经的“皇帝”“太监”一样成为历史名词了，除了影视剧之外，在现实生活中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提到席正甫，“买办”两个字就是他最显著的标签。令他纵横上海滩、称雄金融界的身份就是这很有年代感的“买办”二字。
　　长期以来，“买办”都是一个遭人鄙视的贬义词，买办资产阶级更被定性为旧中国的“三座大山”之一，可见人们对买办是没有好感可言的。然而，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买办不过是顺应历史、应运而生的一个职业罢了，无所谓落后还是先进。在那个动荡、变迁的特殊时期，买办们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更何况，当时社会对买办的态度与后来历史学家贴上的标签是截然不同的。
　　一百年前的人们对待买办的心态更多的是羡慕与嫉妒。买办因为其稀缺程度和高额的收入，在晚晴时期的社会地位比今天的“海归”、外企高管高了不知凡几。所以才有了“天津四大买办”[]“晚清四大买办”等这样风光的称号。
　　要了解买办，先要说说洋行。“洋行”是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代理行号的名称。1840年以前，中国内地的老百姓并没有听说过洋行的存在，只在广州等沿海地区有一些英、美人开的代理行号，这些行号就是早期的洋行了。有了洋行，买办才有了生存的空间。
　　外国的商品想要卖到中国来，没有中国人打前战是很难做好的。毕竟中国都闭关锁国那么久了，没有这些“洋货”照样自给自足，想要打开中国市场，并非易事。外国商人一边摸着石头过河一边思索，他们终于意识到只有聘用中国商人为自己服务才能逐步渗透中国市场。这个时候，谁要是略通洋文，又懂点做生意的诀窍，想不成功都难了。这批人就是最早的买办，也是当时靠自己先富起来的实干型的社会精英。席正甫到达上海之后，显然是受到买办地位高、工资高的吸引，才萌生学好英语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念头。
　　到了1870年左右，买办在上海已经毫不稀奇了，只要有洋人的公司，就会有买办的身影。席正甫的舅舅沈二园就在1872年的时候，当上了新沙逊洋行的第一任买办。不过那个时候，沈二园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龄，做买办只是顺水人情，一方面为新沙逊洋行在中国的贸易铺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替义子沈吉成将来进入洋行做铺垫，因为买办是可以子承父业的。席正甫也和舅舅一样遵循买办圈的传统，把自己汇丰银行买办的位子传给儿子席立功，后来儿子又传给了孙子席鹿笙，席家祖孙三代代理汇丰银行在华业务长达55年之久。
　　席正甫能在上海金融界占有一席之地，带领自己的家族走出东山、扎根上海，与他做了汇丰银行的买办大有关系。仔细推究起来，席正甫与汇丰银行应该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如果席正甫服务的银行不是大名鼎鼎的汇丰银行，也许后来发生的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与席家就没什么关系了；反之，如果汇丰银行没有遇上席正甫这个长袖善舞的买办，它们在中国的业务开展未必能这么顺利。一个买办能凭借个人能力，与一家庞大的金融机构互为利用，让其很长一段时间离不开自己，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说到汇丰银行，大家都不陌生，尤其是在香港，汇丰银行的地位一直举足轻重。直到现在，汇丰银行还掌握着港币的发行权，是香港三大钞票发行银行之一。在展开席正甫精彩的买办人生之前，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汇丰银行150年前的在华状况。
　　汇丰银行虽然是英资银行，但它的主要业务区域一直在中国。1865年3月，汇丰银行总部在香港成立，成为第一家将总部设在香港的外资银行。同年，汇丰银行又分别在上海、伦敦和旧金山设立了分行。与席正甫息息相关的就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之后，由于上海分行的业务开展一度超过了香港的总行，汇丰银行更名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
　　1865年之前的香港就没有银行吗？那倒不是，像丽如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兰西银行等外资银行都比汇丰入驻香港早，但这几家银行的总部都设在本国的重要城市，设在香港的不过是分行而已。可是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在中外贸易中越来越重要，拥有一家本土银行也越来越有必要。
　　席正甫的东家——汇丰银行诞生记
　　有一个词语叫“应运而生”，汇丰银行的出现大致就是如此。它与上述其他外资银行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在中国政治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下诞生的，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使命。
　　一个不容忽视的史实是清朝末期的中国经历了一段多灾多难的岁月。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几千年以来“闭关锁国”的状态。仅仅16年之后，也就是1856年，列强们看到了中国的通商口岸带来的好处，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继续欺压软弱的清政府，逼迫清廷答应增开多个沿海、沿江的城市作为新的通商口岸，为洋行进入提供更加广阔的交易空间。
　　香港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对华贸易的基地。英商们在华贸易额的急剧增加让他们意识到需要创办一家本地银行，以便为他们提供及时而充足的信贷，因为当时几家总行在伦敦、印度等地的外商银行已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
　　1864年7月，一位在印度孟买做生意的英国商人一次偶然的商业行为催生了汇丰银行的诞生。这位商人的计划很好，他打算创立一家以香港为基地的“中国皇家银行”，并且发行3万股股票。让香港诸多洋行不满意的是，他只打算向香港配售5000股，这个数额才是总股数的1/6。
　　与此同时，香港总督夏乔士·乔治·罗伯特·罗便臣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正打算把发展金融业作为其施政重心。在港督看来，如果有一家总行设在香港的银行，不仅可以继续扩展英国的对华贸易，还可以为香港建设码头、公用事业等，为香港殖民政府出更多力。当然了，有了银行，对自己的政绩也会有不小的正面影响。
　　当时不只是港督有这个考虑，所有对华贸易频繁的洋行也都迫切希望能有一家总行设在本土的银行，以便及时提供信贷业务。
　　巧合的是，当时汇丰银行的主要发起人托马斯·苏石兰刚好迷上了与银行相关的知识，他想若有机会的话，自己会实践一番，看看在中国开设一家银行是否真的那么美妙。一次，当他乘船由英国返回香港的时候，热心的船长告诉他有一位孟买商人与他的想法一样，对方也有开银行的打算。只不过在孟买商人的计划中，“中国皇家银行”的股本有2/3以上在孟买认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会让在香港的英国商人参与其中。托马斯·苏石兰十分认同这位素未谋面的“知己”开银行的计划，但他很不满意对方只给香港极少数的股本。既然那个潜在的对手还在孟买，那么香港的地盘还是自己捷足先登吧。
　　于是，托马斯·苏石兰在最短的时间内起草了一份计划书，还聘请了香港当时最优秀的律师，请律师带着自己的计划书走遍了当时香港几乎所有的洋行，找那些大老板们签字，成立一个资本500万港元的临时委员会。
　　当时，除了老牌怡和洋行和旗昌洋行之外，香港所有有名望的商人都在计划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表示支持托马斯·苏石兰筹建银行的计划。有了众人的签名在手，托马斯·苏石兰和港督夏乔士·乔治·罗伯特·罗便臣好整以暇，信心满满地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孟买商人。
　　果然，没过几天，“中国皇家银行”的特使——一位名叫诺尔·波特的人来了。他肩负着极为神圣的使命，希望能在香港完成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可他没有想到的是，绝大多数的洋行都已经接到了托马斯·苏石兰伸出的橄榄枝，对自己所谓的“中国皇家银行”没有丝毫的兴趣了。诺尔·波特在香港碰了一鼻子灰，失望地回到了孟买。
　　1865年7月28日，香港的市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由铁行轮船公司的监事托玛斯·苏石兰和宝顺洋行牵头，宣布成立一间由香港拥有的银行，并且已经得到众多洋行的支持。报纸上所说的这家银行，就是后来的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总部成立之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把第一家分行开到了上海。因为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已经正式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同时也是中外贸易往来最频繁的城市。尤其是1860年到1864年，上海的经济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事钱庄、银行、洋行和地产行业的人都得到了丰厚的回馈，挣的钱多得令旁人眼热。
　　席正甫的“天赐良机”
　　随着汇丰银行上海分行正式对外营业，席正甫及整个席氏家族的命运悄然发生了改变。这要从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第一任买办王槐山说起。王槐山与沈二园同在上海做买办，接触的机会较多，两人逐渐熟识起来。随着交往的加深，沈二园得知看起来风光无限的汇丰银行买办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原来，王槐山因为不懂洋文，导致工作诸多不便。他托付沈二园为他物色一位聪明、机灵且懂洋文的助手。这才给了席正甫一个走进汇丰银行的机会，更有了后来席氏家族驰骋上海金融界长达半个世纪的神话。
　　那是1866年，沈二园受到王槐山的嘱托时，第一时间就想到这是一份肥差，应该留给自家人才对。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沈二园把这份肥差留给了自己最喜欢的外甥席正甫。那一年，席正甫28岁，正在经营自己的钱庄。
　　当舅舅沈二园介绍自己到汇丰银行担任副买办的美差时，席正甫的钱庄已经步入正轨，虽然规模不大，可后劲十足，席正甫并不想轻易放弃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正因为身在局中，他比旁人更加清楚地知道，上海的钱庄业对洋行、外国银行的依赖性越来越强，钱庄的前景不像很多人期待的那样美好。尤其是1866年上海发生了一次金融风暴之后，汇丰银行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超过了其他几家外资银行，形成了“沪上洋行多靠汇丰”的局面。在小钱庄老板和大银行跑街之间，席正甫需要做一个选择。
　　经过一番审时度势之后，席正甫毅然放弃了钱庄老板的身份，决定进入一个相对陌生的行业，从头做起，这一点绝对需要超前的眼光和超出常人的魄力。毕竟，这一年的他已是逐渐成熟的28岁，而不是血气方刚的18岁。28岁是干事业的黄金年龄，席正甫此时已经过了容易冲动的阶段，但是要论“独当一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对于席正甫来说，这时做个助理买办刚好可以过渡一下，为自己这一生最为重要的角色做好准备。
　　洋行聘用买办，原本是它们的一个无奈之举，但收效却十分明显。短短几年时间，西方国家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已有很大提升，其贸易增长速度可谓飞快，这都离不开他们在中国培植的从通商口岸到穷乡僻壤的买办推销网。自此，在中国商业中心的上海，买办几乎无处不在。只要有外商的地方，就会有买办；只要洋货的地方，就会有买办，买办成了中外贸易的桥梁。

本文摘自《缔造金融家族的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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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正甫，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银行家，是一个金融奇才。他为人清高，熟悉专业，在做跑街时，就促成了汇丰银行给清政府的巨额借款，开辟了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的新纪元，同时成为汇丰银行的“救世主”。他是大清重臣李鸿章和左宗棠争相结交的座上宾，是盛宣怀和胡雪岩的“死党好友”，是上海金融界的泰斗，江苏洞庭席家金融帝国的缔造者……
　　本书从席正甫的重要商业活动、与外商、与政府、与商界周旋等各个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现晚清金融业的种种真相与角力。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与话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