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四通的拐点

　　最后一次见万润南
　　大概是1989年5月中旬的时候，我因工作压力，以及与段永基在工作上的一些矛盾（此时老段对我工作上的事情颇多指责），心情很不好，脑电图极不正常，于是就申请休息一下，段永基答应后我就上了香山别墅休养。当我还在山上漫步的时候，“六四”风波发生了。
　　从5月18日到6月5日，我见到万润南四次。戒严开始的前一天5月18日，我被通知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劳模报告会，万润南作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在大会上发言，畅谈四通对改革的理解；5月20日，在四通大厦一楼大厅召开的干部会上，万要求干部们血可以热，但头脑要冷静，坚守岗位，公司不要卷入；5月26日我从山上下来，到天安门广场一带转了转，回到集团听到人们的一些议论，正好在走廊上碰到万润南，我问他：“听说你组织了有关会议，这样的介入似乎与你前几天的讲话相违背，这是否对四通不利？”他解释说：“我担心学生们的对峙会激化矛盾，也担心中国的改革进程会倒退。改革如果不再继续，四通将不复存在。我只是尽力而为，成败非我能逆料。”
　　我最后一次见到万润南是在1989年6月5日。这一天，四通的高层在合资公司北坞村的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大约上午9点钟的样子，我见万润南等集团高层的几辆车进来，都是董事会的成员，彼此间简单打了个招呼，便匆匆进入会议室。我知道此时跑到这里开会一定与前一天发生的事件有关，估计也与四通的命运有关。
　　段永基后来告诉我，在那次会上万润南做了最后一次安排：“这次事件，公司肯定受牵连。如果我出事了，公司由段永基负责；如果段永基也出事了，由储忠负责。”（后来有人说，万润南离开时并没有做这样的安排）据说会议之后，万润南改乘弟弟储忠的车到机场，取道深圳到香港，再未回来过。
　　沈国钧填补权力真空
　　与万润南同时离开的，还有副总裁殷克、副总裁崔铭山、副总裁曹务奇、副总裁郗建民等，据我所知他们这几个人并未涉事太多，应当不至于非走不可。为何离开，有无必要离开，没人知道。但这样一批高级干部的离开，无疑对四通有重大影响。
　　当时我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但我相信四通不会垮，四通只是在政治风暴来临的最后几天，没能坚守住自己一贯坚持的原则——远离政治。在中国的土地上，尤其“文化大革命”过去才十年，让人们完全置身事外，的确很难。但对于企业，随着一代领导人的离去，企业的前途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发生变异和动荡。这恐怕是万润南没有想到的。
　　“六四”之后，四通的领导权并未移交于二号人物段永基，而是由一直在南方的沈国钧（“六四”期间头脑最冷静的人）担任了董事长和总裁，这自然是出于企业安全方面的考虑。对此安排，段永基及大家当时并无异议。这一安排符合当时的情境。但在事情稍一好转，新的问题浮上水面。
　　“六四”之前，四通内部的矛盾已经有逐渐公开的迹象，高层之间因为股改的纠纷已经形成暗伤，那时矛盾的集中点是其他高层对峙万氏家族。后来一位四通人分析说，如果不是因为“六四”，四通可能早就分裂了。万润南的离开使四通突然间变得群龙无首，而沈国钧的威信和能力还不足以驾驭四通这条大船。
　　1989年6月27日，我被派往深圳组建新的打字机生产基地，7月中回北京开会，在惠州军用机场（当时深圳尚无机场，到广州坐飞机又很难，于是很多时候就到惠州乘机飞北京南苑机场）的候机厅，看到一张贴在墙上的通缉令，最后一个名字就是万润南，通缉令发布的时间是6月9日。唯一记住通缉令上面的一句话是：此人温文尔雅。
　　沈国钧管企业不行，但不代表其他事情不行。有一件事从他主政开始，在段永基的配合下就做得风生水起——批判万润南的“遗毒”。他们一唱一和，对万提出的办公司的一些思想、理念、口号、做法一一批判，似乎四通什么都错了。一开始大家以为是政治需要，是做给人看的，是为了保护四通。后来发现是真的要否定四通当年正确的东西，以至于完全拧着劲做事情，在用人、经营、内部关系上，都尽量采取与过去不同的做法。包括完全排斥万家的人，这就进入了误区。万润南有政治上的问题并不一定说明做企业也错了，他错了不等于他家里的人都错了。如果错了，四通之前的成功怎么来的？如果错了，之前怎么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如果错了，岂不连你们自己功劳也被否定了？硬着头皮非要逆着来，把正确的说成错误的，至少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后来竟然宣布取消万在四通的一切利益时（政府也没有这样做），人们这才意识到，原来在批判的背后隐藏着对利益的觊觎。记得为此，我在深圳还给段永基写过一份很长的传真，指责他毁了四通，以及在这件事情上的不地道——即使没收万的股份也是政府的事，政府尚没有没收，一起奋斗过的同事首先这样做，就是不讲良心，也不够厚道。
　　挽救四通行动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四通人非常担心，主要是担心四通还能不能做下去，四通的财产会不会被没收。
　　此时头脑清醒的段永基做了以下几件事：带领合资企业的员工到武警总部慰问戒严部队；把库存的打字机藏到天津的仓库；把打字机的生产转移到深圳；安排合资企业总经理助理徐建平到广东中山注册一个保证大家后路的公司。他说：“四通牵连这么大的事情，后果怎样难以预料。四通能否办下去也未可知，四通的财产政府说没收就可能没收，大家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利益得不到保障。能不能从合资企业里拿出一些钱来，让总经理助理徐建平到南方去注册一个公司，算是我们所有干部的股份。一旦四通有个三长两短，大家不至于身无分文。”从当时的情况看，这种担心是对的，其用意是为大家着想的。记得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是同意的。
　　1989年6月7日，凝重的气氛仍然笼罩在北京的街头，段永基亲自带队，冒着危险，押运两车打字机藏到天津的一个仓库（仓库是家住天津的范为强帮助找的）。6月9日，又由我押运两车打字机去天津。当时心里忐忑不安，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车，也很少有行人。车到接近天津的河西务还遇到了荷枪实弹的军人，路上还铺有刺胎链条，我不由得一阵紧张，他们检查了我们的车辆和证件后才放行。我和段永基前后两次总共藏起了将近3000台打字机，约合人民币3000多万元。
　　6月24日，段永基代表公司董事会找我谈话，要求我三天之内赶到深圳，尽快将打字机转移到那里生产。我平生第一次体验什么是临危受命，二话不说于6月27日赶到深圳。
　　9月份徐建平带了大约300万元到广东中山注册了一个公司。但是两年后，徐建平把这个公司据为己有。
　　段永基得知此事非常生气，派我和财务经理汪世平去珠海找徐建平理论。可是徐建平并不认账，由于当初做这件事本身不规范，我们对他毫无办法。知道事已无可挽回，我对他撂下了这样几句话：“徐建平，你对四通和大家做了不讲信义的事情，你的心里是清楚的。将来有一天，你一定会为今天的不仁不义付出代价的。”果真，又过了两年，徐建平的部下造反把公司从他手里夺走，他落得人财两空。
　　无论怎么说，在那样一个危险而复杂的时刻，以段永基为首的四通领导人不顾个人安危，从容应对，表现了应有的勇气和能力，这是四通最让人难忘的篇章之一。
　　四通前途未卜
　　1989年6月初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引起的动荡风波，四通是重灾区。以万润南等人的思想认识以及四通的民营企业背景，不闻不问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卷入之深却是没有想到的。
　　此一事件从5月18日演变到6月初，终于以军事管制戛然而止。6月下旬，北京市派出25人的工作组在胡昭广（后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率领下进驻四通。据说同时进驻工作组的还有人民日报社。
　　后来知道，四通的主要问题大致有以下四条：万润南等在国际大厦两次召集学生领袖开会；周舵、高原两位四通干部参加广场绝食；四通研究所所长曹思源串联人大常务委员会开会；四通对街头活动提供了一定的通讯设备。这样的介入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其后果可想而知。
　　记得风波初期，万润南专门在元器件大厅开会，告诫四通干部保持清醒头脑，不要介入，避免牵连公司。但后来的事态发展，竟然连他自己都赤膊上阵了。上述情况对于四通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知道的。
　　工作组来了。人们以经历过“文革”的常识判断：四通凶多吉少。
　　胡昭广与四通主要干部的见面会，头一句话就是：“四通是四通，万润南是万润南，四通还要办下去。”我们悬着的一颗心稍稍放了下来。工作组没有因为万润南等个别领导人的卷入“六四”而牵连企业，这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工作组于一年后撤离，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了四通新党委，派来的党委书记是马明柱，在新一届党委中，我被定为五名党委成员之一。
　　受命于危难之际
　　面临生死难定的关键时刻，我受沈国钧（当时的董事长兼总裁）、段永基的指派，到深圳组建打字机生产基地，重启四通的生命线。
　　1989年初，段永基在田志强副总裁的推荐下，认识了一个叫王兴俊的人，此人与田志强一样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曾在深圳办过公司。段永基还让我见过此人。不久段永基让他回到深圳办一个公司，名字叫深圳索泰克有限公司，同样生产四通打字机。为何要这样做，日本三井知道了怎么办？当时似乎并没有说清楚。
　　我到深圳的时候，这个公司已经注册完成了，除了卖一些北京发来的打字机，并没有做其他什么事。这次就要利用这个公司，将四通的打字机转移到这里生产，以防四通在北京出事，打字机事业被连根掘了。
　　第一次到深圳，两眼摸黑，原以为原来公司的几个干部可以依靠，但在我到达之后发现，总经理王兴俊在忙着用公司的钱为自己买了两套房子，一周之后他又和行政部长因走私打字机零部件，一个逃走，一个被抓。公司也差点被牵连进去。后来段永基专门派人来处理此事，而没有让我介入，似乎不想让我知道什么。至此我才隐约觉出，这件事情段永基恐怕不仅仅是知情的。
　　在那样一个内外交困的时刻，我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北京先期派来的丛敏、于心平等几名干部和自己对四通事业的坚定信念。记得第一批从天津港转到深圳公司的8个40英尺的集装箱货物，我们完全是靠人背肩扛，走楼梯搬到公司的五楼和六楼。深圳索泰克经过大约半个月的装备，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开工了。
　　那时候深圳用电紧张，最严重时一周停电三天。但是为了保证四通打字机对全国各地的供货，我们曾在有电的时候连续加班。记得我们做饭吃饭都在车间里，用煤油炉做的饭菜充满了煤油味儿，十分难吃。但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有牢骚。我们在公司危难时，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接管深圳四通
　　1989年6月之后，有两个与四通有关的企业宣布脱离四通，一个是由四通承包、后来改名为南天公司的云南电子设备厂；一个是殷克分管的、总部设在珠海的南方四通。前一个毕竟是“干儿子”，为求自保，离开了虽然不仗义，但此时也不好说什么；南方四通则不然，殷克是四通任命的副总裁，是拿四通的钱办的公司，一向打着四通的旗号，此时脱离四通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但此时四通自身难保，且南方四通成立时别人都不了解情况。此时殷克也因“六四”出走国外，与南方四通打官司不大现实。
　　但1988年南方四通与四通集团签了一份承包深圳四通的协议书，并安排干部进行实际管理。深圳四通是1985年前后完全由四通投资的分公司，地址在深南大道统建楼。对南方四通的产权说不清楚，深圳四通的产权却清清楚楚。
　　7月中旬，正当我在深圳索泰克为打字机从北京转产到深圳忙得不可开交，以及处理前任负责人走私案件而焦头烂额之时，董事长兼总裁沈国钧的一纸任命到了，任命我为深圳四通法人代表兼总经理，解决深圳四通的财产安全问题。此时，我的压力已经到了极限。但当此公司危难之时，只有舍命而为之。
　　为接管深圳四通之事我专程到珠海见沈国钧，对如何从南方四通手上夺回进行了一番商量。这是我进入四通之后，第一次接受老沈的直接领导。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经验用上了。“夺权”的前一天晚上，我找来深圳索泰克的生产部长丛敏、财务部长张昌计等北京派遣的干部，认真制订了第二天的行动方案：我与南方四通派遣的总经理楼叙波谈话，宣布四通集团接管深圳四通的决定；然后召开全体员工大会，要求大家配合集团的工作；由丛敏负责库房的盘点、登账并换锁、封库；由张昌计负责与财务交接，接管财务账本、印鉴、支票、银行账户等；我本人接管公司文件、资料、公章、房产证明等。
　　沈国钧也专程赶过来助阵，还带着一个打扮时尚的秘书，抱着一条宠物狗，在那样的场合很不合时宜。
　　当时代表南方四通管理深圳四通的楼叙波原本也是四通的老员工，但她拿的是南方四通的工资，自然替南方四通做事。不过面对四通名正言顺的接管，势单力薄，她未做过多的争辩，只能眼睁睁看着深圳四通物归原主。
　　不料第二天风云突变，南方四通派来五员大将，气势汹汹闯进深圳四通总经理办公室，一屁股坐下不走了。声称承包协议未到期，四通随意中断协议违约，深圳四通库房里的货物属于他们南方四通的财产（当时库房里最值钱的是53台四通打字机），要拉走，并拒绝与我谈判。
　　看到来者不善，我也安排了一些干部在另外的房间待命，以防不测。僵持到下午，我主动找他们一个姓王的领头者对话：我们毕竟在一个旗帜下工作过，大家谈拢谈不拢，总要谈一谈，除非你们无道理。他们五个人七嘴八舌，轮番与我争辩，大有舌战群雄的架势。我心里有底，据理力争。毕竟他们理亏，最后姓王的领头者说：我们也是受命而来，这次来得匆忙，钱没带够，可否到财务处领5000块钱一用？我一听这话知道事情有了转机，便大方地说：不劳大驾，你们来了，就是我的客人，5000块钱是小意思。我立即派人取来钱交与他们。姓王的说第二天单独与我一谈。第二天上午姓王的如约而来，他说：李先生，很高兴认识你，你的爽快让我们佩服。我们来了，也算尽到责任了。今天我们就回去交差了，特来告辞。说完，豪爽地与我握手作别，五个人走了。一场惊险竟这样轻松度过了。
　　偷回丰田面包车
　　两天后，深圳四通丰田面包车的司机跟我说：“李总，我们的面包车被人抢走了。”“谁抢的？怎么抢的？”“楼总（南方四通派的总经理楼叙波）说要去广州，我刚送到，她就把我的车钥匙拿走了。”我听后真是后悔不迭，想不到他们竟钻了这个空子。真丢面子！7月底，段永基、北京索泰克总经理助理江北光同我到珠海办事。我事先打探清楚丰田面包在珠海停车场存放的位置，带好备用钥匙和有关证件，约好珠海新新公司陈严两口子，决定把车抢回来。晚上在宾馆里，我对段、江二人讲了要把车抢回的想法，没想到二人皆不支持，说让人抓住怎么办？我说，车的证件都在手里，凭什么抓我？晚上我跟陈严及他的爱人摸到停车场，半天打不开车门，原来车锁被换过了。用铁丝钩车窗玻璃也打不开。第一次抢车失败。
　　回深圳后，我对司机说车是你丢的，你要想办法。他说他表哥在南方四通开车，可以帮忙。我说好，把车弄回来奖励5000元钱。两天后他告诉我，表哥不敢偷车，但他把车的后门弄开了，顶灯摘了，要弄车赶快去人。当晚我带着谭玉林（深圳四通副总经理）、胡景昌（北京派到深圳的司机）等人赶到珠海，单等半夜人们睡了之后行动。
　　不想夜间12点大雨倾盆，他们问我怎么办？我说：看过电影吗？大雨正好掩护我们行动，此乃天赐良机。于是我们几个冒着大雨潜到水湾头南方四通的宿舍楼下，由司机胡景昌过去把车开出来。不想车到珠海边防检查站被武警拦住了，要驾驶证，小胡说没带，要行驶证，急切之间也找不到。我们被赶下车，检查站带班的军人听出我们是北京人，便好奇地打听起北京“六四”的情况，我绘声绘色地讲述一通之后，那军官挥挥手，竟然放行了。我们一阵高兴，一路经广州（那时没有直通深圳的高速公路），穿东莞，回到深圳公司楼下正好上午7点整。我让大家休息，自己坚持上班。8点多，南方四通代理总裁宋卫平从珠海打来电话：“李总吗？你的司机昨晚来珠海把车开走了。”我说：“宋总开玩笑吧？我的司机绝没那个胆子。肯定是你们把车弄丢了，向我这里找辙。”我放下电话急忙通知司机将车开到停车场，一个月不许用。一会儿司机告诉我，楼下的车一点儿油都没有了。我听后惊出一身冷汗。
　　深圳四通经过一番曲折终于回到四通集团手里，在我和谭玉林、刘亚平等干部的努力下，深圳四通很快恢复正常业务，重新发挥了分公司的作用。

本文摘自《我的企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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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琢被誉为“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与走在时代前沿的万润南、段永基、任正非等企业家共事，本书是其24年企管人生的总结和思考。“每个企业家心上都结满了茧”，把企业当做自己事业的职业经理人也不例外。阅读本书，你可以了解到企业成功背后不为人知的艰辛与磨难，可以学习到面对管理难题时的解决之道。更为重要的是，在追寻管理者成功足迹的过程中，可以从中领悟到管理思想的精髓。作者24年的职业生涯精彩纷呈、曲折前行，其中折射出的关于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关于资本家和实业家、关于公司政治和个人价值观、关于信任和授权等问题……恐怕是每个职场中人难以回避的，本书也许给您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