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血煤

　　　　　　　　　　　　　　　　　　　　　　　　　　　　　　　　　　　　　　　　　　　　　　　　　　　　一
　　　　　　　　　　　　　　　　　　　　　　　　　　　　　　　　　　　　　　　　　　　　　　　　　　　　我一直都忘不了这样一个人。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破旧棉袄，一些部位有棉絮露出来。脸上带着被沉重生活压迫的痕迹，一说话就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黑黄牙齿，头发沾满尘土，呈现灰白的颜色。脸似乎从没洗过，以至于每一道皱纹中都藏满了污垢，看上去神情黯淡，眼神浑浊。他是一个矿工的叔叔，他的侄子在一次矿难中丧生，那是一个造成10名矿工遇难的透水事故，发生在山西首府太原郊区万柏林的一个小煤矿。
　　　　　　　　　　　　　　　　　　　　　　　　　　　　　　　　　　　　　　　　　　　　　　　　　　　　那是我从事记者职业后第一次独立支撑的一个相对重要的现场采访。我的团队共四人，包括我、司机唐老、摄影师黄瑞以及负责海事卫星连线的赵玮。
　　　　　　　　　　　　　　　　　　　　　　　　　　　　　　　　　　　　　　　　　　　　　　　　　　　　从地图上看，万柏林与繁华都市距离甚近，越走就发现地图上的坐标和实际距离有很大差别。那些图纸上简单的数字看起来只是寥寥的几位，但实际上我们在深夜的道路上越走越崎岖深远，最后走到了深山中。
　　　　　　　　　　　　　　　　　　　　　　　　　　　　　　　　　　　　　　　　　　　　　　　　　　　　我无法相信，在太原的近郊就有这样一个与城市完全不同的地方。进山的小路上全是泥泞，车轮陷进去一半，路的边缘流淌着一条小河。后来了解到，这是救援队用抽水机从透水的煤矿里抽出来的水。
　　　　　　　　　　　　　　　　　　　　　　　　　　　　　　　　　　　　　　　　　　　　　　　　　　　　那天，我们在子夜时分到达矿井拍摄后，就蜷缩在狭窄的车里挨到天光放白，再杀回现场。那个男人在现场与我们相遇。他在矿区附近的路旁流连，看上去就像看热闹的路人甲。但在我们即将离开时，他突然跟上来，小心地走近我，向我透露他的身份。他的家乡在远离太原的一个村庄，听到透水的消息后，他连夜赶到这里，与他随行的还有侄子的母亲和其他亲戚。因为矿区被封锁的原因，他不敢公然在矿井出现，他们在万柏林旁的一个小城落脚。我们捎上他向小城进发，渴望见到死者的母亲。期间有一辆车一度跟着我们行驶了一大段，不紧不慢，形同鬼魅。
　　　　　　　　　　　　　　　　　　　　　　　　　　　　　　　　　　　　　　　　　　　　　　　　　　　　就在那个小城我见到了这名男子的家人，与他们一起的还有十几人，有其他出事矿工的老乡，也有家属。该怎么形容那群人呢，他们全都衣着破旧，带有一种长期身处底层的卑微气质。我无法想象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长着一张陈丹青说的“受到欺负的脸”。
　　　　　　　　　　　　　　　　　　　　　　　　　　　　　　　　　　　　　　　　　　　　　　　　　　　　我见到了那位年轻矿工的母亲，她羞怯地躲在一边，不敢面对我的镜头，与我们沟通的任务全部交给了那个被称为叔叔的男人。他属于能说会道的那种人，在中国的乡村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人物。他们相对有些见识和口头表达能力，每当有事情发生，就会成为其他木讷的庄稼汉子可以依赖的精神领袖。
　　　　　　　　　　　　　　　　　　　　　　　　　　　　　　　　　　　　　　　　　　　　　　　　　　　　当我提出要采访时，他被那些家属们推举出做代表。
　　　　　　　　　　　　　　　　　　　　　　　　　　　　　　　　　　　　　　　　　　　　　　　　　　　　那天，就在那座小城的街道上，他面对着摄像镜头，回答我的问题，旁边是不断聚拢过来看热闹的当地人。在一片人丛围绕中，我们处于众人注视的中心。这场景非常荒诞，让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死者的叔叔告诉我，他们是从邻村一个同样在煤矿打工的村民处得知出事的消息，那个矿工因为出事当天没有下井而躲过一劫，大难不死的他返回家乡休养，也带去了死亡的消息。但除去从矿工处得到的信息，这些遇难者的家属们出事后却没有获得任何官方的通报。
　　　　　　　　　　　　　　　　　　　　　　　　　　　　　　　　　　　　　　　　　　　　　　　　　　　　我问他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处理时，他诺诺地说，总要给我们赔偿吧，一丝狡黠的光闪过眼眸。那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了他们此行的目的。他的身上带有他们那个阶层生存的智慧，那是长期在底层磨炼出的生存技能。后来我报道了更多的矿难新闻，也更加了解了这个群体。每当出现矿难事故，家族中会有类似头人来讨要赔偿，但往往最直系的亲属却分到最少。
　　　　　　　　　　　　　　　　　　　　　　　　　　　　　　　　　　　　　　　　　　　　　　　　　　　　面对他，我竟然想到了电影《盲井》。那是一个黑暗的故事：两个生活在矿区的人靠害人赚钱，他们先是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然后将之害死在矿井下，并制造事故假象，再作为死者家属向矿主索要赔偿。那是一个关于人性恶的故事，说明了另一个世界的生存法则，一个我不熟悉的世界。
　　　　　　　　　　　　　　　　　　　　　　　　　　　　　　　　　　　　　　　　　　　　　　　　　　　　我曾与季业探讨这个问题。季业是凤凰“冷暖人生”的资深编导，他们的栏目走人文关怀路线，关注底层人群的生活。他与各个阶层的采访对象都有交集。他说，农村生活物质的贫乏导致农民们对感情非常淡漠，由于生活没有保障造成的缺乏安全感，使得农村中女人自杀、老人病死或女婴被溺死时有发生。有时候亲人的生命换来金钱也就不追究了，这在常人看来也许有些不近人情，但这种粗粝的生存错不在他们，是由制度导致的。
　　　　　　　　　　　　　　　　　　　　　　　　　　　　　　　　　　　　　　　　　　　　　　　　　　　　不知道在我们的介入下，这些家属最终得到了多少赔偿。在矿难频发的山西，这个标准被一提再提，最后达到了20万。但人命可以被定价吗？
　　　　　　　　　　　　　　　　　　　　　　　　　　　　　　　　　　　　　　　　　　　　　　　　　　　　二
　　　　　　　　　　　　　　　　　　　　　　　　　　　　　　　　　　　　　　　　　　　　　　　　　　　　我无法想象这个天空看不到白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烟尘、街边的树叶因粉尘而变成灰色、河床上流淌着黑色河流的地方，就是那个有着厚重的文化和历史、诞生了晋祠和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古老省份。
　　　　　　　　　　　　　　　　　　　　　　　　　　　　　　　　　　　　　　　　　　　　　　　　　　　　那次结束了关于矿难的采访，我返回北京，看着高速路上飞速闪过的景物，竟然有种重回人间的感觉。
　　　　　　　　　　　　　　　　　　　　　　　　　　　　　　　　　　　　　　　　　　　　　　　　　　　　那次的山西行只是我所有参与过的山西报道的小小的一部分。那之后，我又到过襄汾、洪洞等多个地方采访，主题无一例外是矿难。不仅是我，其他同事也或多或少地参与过有关山西矿难的报道。正是因为频频在山西进出，同事间甚至说，应该在山西建立一个专门报道矿难的记者站。
　　　　　　　　　　　　　　　　　　　　　　　　　　　　　　　　　　　　　　　　　　　　　　　　　　　　现在是凤凰资讯台主播的同事杨娟曾在2006年报道过左云矿难。她说，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矿区负责人不顾潜在的危险，逼迫工人挖到了湖底的煤层。最终，矿壁不可避免地被挖穿，地下水倾泻灌入。那200人，就被掩埋在地下水做的坟墓中。
　　　　　　　　　　　　　　　　　　　　　　　　　　　　　　　　　　　　　　　　　　　　　　　　　　　　而在襄汾，我报道过一则矿厂溃坝事故。由于采出来的矿石需要进行筛选，过程中需要用水冲洗，废弃的渣滓和水被排放出来，堆集在尾矿库。这处尾矿库被废弃多年，几年前矿山被拍卖给私人所有后，为了节省费用，尾矿库被重新启用，因为害怕渗漏，底下铺上了塑料膜。随着生产的进行，库内的水和泥渣越积越厚，在不断的冲击渗透后，这个老迈的巨人终于不堪重负，脆弱的坝墙被泥水撕裂。翻滚的泥石流带着隆隆的巨响，从悬空的坝位倾泻而下，以摧枯拉朽之势，瞬间吞没了下面的集市和部分村庄。
　　　　　　　　　　　　　　　　　　　　　　　　　　　　　　　　　　　　　　　　　　　　　　　　　　　　生命便是以这样惨烈的形式消失，最终归于尘土。
　　　　　　　　　　　　　　　　　　　　　　　　　　　　　　　　　　　　　　　　　　　　　　　　　　　　面对那些狭窄的矿井口，我无法想象矿工们要如何弯腰进入，直到地下深处700多米，在黑暗的地底像老鼠般挖掘。我有轻度的幽闭症，恐惧水底、地底等暗黑封闭的场所。可是这样令我感到恐惧的地方却是这些工人终年工作的场所。
　　　　　　　　　　　　　　　　　　　　　　　　　　　　　　　　　　　　　　　　　　　　　　　　　　　　那些矿工神情木讷，长期与煤为伴，煤的碎屑已经浸入皮肤，再也洗不掉，甚至会侵入肺部，毁掉健康。他们大多来自贫困的乡村，贫穷使他们无视潜在的危险。他们的辛勤劳动为矿主获得成千万的利益，为当地带来不断上升的GDP，但他们每个月却只拿一两千元的工资。在进入煤矿的那一刻，他们的命就交给了上天，等待着命运那根细丝逐渐绷紧，直到某一天突然断裂，最终被土地吞噬，变成他们终日面对的煤的一部分。
　　　　　　　　　　　　　　　　　　　　　　　　　　　　　　　　　　　　　　　　　　　　　　　　　　　　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中描写了这样一幕：男主角崔明亮的表弟三明，为了生活签下了到煤矿工作的卖身契，上面写着：“生死合约：第一，富贵在天，生死由命。本人自愿在高家庄煤矿采煤，如遇万一，与煤矿无任何关系。第二，本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如遇不测，煤矿补偿每人500元，给其直系家属。第三，每人每天工资3元。签约人韩三明、袁秋生。”
　　　　　　　　　　　　　　　　　　　　　　　　　　　　　　　　　　　　　　　　　　　　　　　　　　　　表弟和那些矿工都有着一张麻木、冷漠的脸。这些脸曾经刺痛了我，那些矿井口围观的矿工、救援的矿工、邻村村民的沉默让我感到困惑，对于同胞的离去，他们为什么没有悲痛，谈到那些亡者，竟像在讨论书面上的一个数字。我在当天的采访手记中写道：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可以在面对一个个逝去的生命时能够如此漠然，甚至还面带微笑。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会在接到矿难的采访任务前习惯性问一句：这回死了多少人？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那些我曾经不齿的人。
　　　　　　　　　　　　　　　　　　　　　　　　　　　　　　　　　　　　　　　　　　　　　　　　　　　　贾樟柯的故乡是山西，《站台》中表弟的扮演者也是贾樟柯现实生活中的表弟，曾有在煤矿工作的经历，可以说是本色演出。后来贾樟柯拍《三峡好人》时又找到他当男主角，有一场他跟他的前妻在江边聚会的戏。他的前妻问他一个问题，16年了，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到奉节找我？贾樟柯写的对白是，“春天的时候，煤矿出了事情我被压在底下，在底下的时候我想，如果能够活着出来，我一定要看看你们，看看孩子”。但表弟却希望修改，他不愿意把这些话说出来，因为如果讲出来，感觉就小了。
　　　　　　　　　　　　　　　　　　　　　　　　　　　　　　　　　　　　　　　　　　　　　　　　　　　　贾樟柯后来说：“或许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假装忘记，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一种能力去面对的时候，我们能够理解，有时候我们不能面对这样的生活或者这样的电影，是我们一整代人的懦弱。”
　　　　　　　　　　　　　　　　　　　　　　　　　　　　　　　　　　　　　　　　　　　　　　　　　　　　三
　　　　　　　　　　　　　　　　　　　　　　　　　　　　　　　　　　　　　　　　　　　　　　　　　　　　万柏林煤矿透水事故一年后，我又作为一名报道者来到了山西洪洞，这场发生在12月份的煤矿爆炸特大事故，致使105名矿工命丧黄泉。
　　　　　　　　　　　　　　　　　　　　　　　　　　　　　　　　　　　　　　　　　　　　　　　　　　　　在洪洞，我们遍寻宾馆、招待所、小客栈，终于找到了被藏匿起来的获救矿工。就在我的镜头对准其中的一名矿工时，警惕的警察冲了进来。这个年轻力壮的警察试图阻止我们接近获救的矿工，并与我抢夺机器中的拍摄带。我与他撕扯着，努力保护拍摄带不被夺走。最终坚持获得了成功，对记者来说如生命一般的拍摄素材没有被抢走。我和搭档周铭吉却被关在了房间内，直到事件惊动了北京的新闻主管部门，我们才被释放。获得自由的我们随后被带到了某位官员面前，他主管宣传事宜，旁边站着洪洞的书记和县长，他们已经面如土色。这位宣传官员当着我们的面呵斥捅下娄子的下属，勒令他们向我们道歉。看着同僚唯唯诺诺地遵从，他带着满足的神情转向我，询问怎样才能结束这场“误会”，并向我展示了他无所畏惧的立场：“实话告诉你，就是央视的《焦点访谈》来了，我也不怕。”
　　　　　　　　　　　　　　　　　　　　　　　　　　　　　　　　　　　　　　　　　　　　　　　　　　　　面对瞬间消失的100多个生命，我不知道他自信的立场来自哪里。
　　　　　　　　　　　　　　　　　　　　　　　　　　　　　　　　　　　　　　　　　　　　　　　　　　　　这次事件以不了了之收场，我们以损失一台摄像机的代价，换来了第二天可以拍摄省长孟学农到医院探访伤者的机会。
　　　　　　　　　　　　　　　　　　　　　　　　　　　　　　　　　　　　　　　　　　　　　　　　　　　　做完那条新闻后，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总部指示我们撤离。那天我们匆匆离开，我羞愧地感觉自己像一个逃兵。
　　　　　　　　　　　　　　　　　　　　　　　　　　　　　　　　　　　　　　　　　　　　　　　　　　　　事故发生的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这名傲慢的官员竟然还升了职。
　　　　　　　　　　　　　　　　　　　　　　　　　　　　　　　　　　　　　　　　　　　　　　　　　　　　在记者面前，出事的当地执政者展示了无与伦比的“智慧”，一系列防止媒体深挖曝光的手法令人惊叹。
　　　　　　　　　　　　　　　　　　　　　　　　　　　　　　　　　　　　　　　　　　　　　　　　　　　　当地官员对媒体的警惕主要出于对前途的考虑，一旦发生事故，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官员的任免。而对于矿主来说，更需要防范的是媒体的曝光，因为这会直接导致他们负担刑责。往往一些规模不算太大，死难人数不算多的事故可以通过私下的公关掩饰。
　　　　　　　　　　　　　　　　　　　　　　　　　　　　　　　　　　　　　　　　　　　　　　　　　　　　频发的矿难甚至还催生了一个畸形的行业—假记者。
　　　　　　　　　　　　　　　　　　　　　　　　　　　　　　　　　　　　　　　　　　　　　　　　　　　　河南汝州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地的一个煤矿发生矿难，得知消息的记者蜂拥而至。不过他们并不是为了报道，而是为了拿封口费，其中有三分之二的记者竟然是假记者。而为了封锁消息，逃避刑责，矿主一律大方给予红包，400多名记者最后拿到了总计20多万的封口费。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又脸红的事情。
　　　　　　　　　　　　　　　　　　　　　　　　　　　　　　　　　　　　　　　　　　　　　　　　　　　　后来听一位山西同行说，一些丧失职业操守的记者发矿难财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甚至有的记者在一些矿难频发的省份安插“线人”，一旦发生事故，线人会第一时间通报，而记者则会迅速前来领取费用。那位同行在向我曝光这一则则惊心动魄的黑幕后，意味深长地询问我是否也需要这样一位“线人”，得到我否定的答案后他颇感失望。临走时他嘱咐我，如果下次再到山西采访矿难要格外小心：“你是一个有良心的记者，所以要注意保护自己，那些黑矿主急了什么都能干出来。”
　　　　　　　　　　　　　　　　　　　　　　　　　　　　　　　　　　　　　　　　　　　　　　　　　　　　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内地媒体迎来了扩编潮，但很多记者没有正式的身份，有时候工资会和拉赞助等结合起来。而矿难往往关系到涉及的矿主和当地一些官员的究责，这样的双重需求自然会产生合作。我可以理解这种利益链条的存在，却永远无法容忍这种出卖良知的行为。在这个时代，有些品质尽管在人们心中已经沦落卑微，但仍需被捍卫。
　　　　　　　　　　　　　　　　　　　　　　　　　　　　　　　　　　　　　　　　　　　　　　　　　　　　四
　　　　　　　　　　　　　　　　　　　　　　　　　　　　　　　　　　　　　　　　　　　　　　　　　　　　煤矿事故，除了直接的责任人会受到处理，当地官员的升迁更会受到影响，这也是产生众多事故瞒报的根源。
　　　　　　　　　　　　　　　　　　　　　　　　　　　　　　　　　　　　　　　　　　　　　　　　　　　　“山西省长干不干，临汾人民说了算。”这是自山西临汾市襄汾溃坝事故以来，山西坊间广传的民谣。襄汾溃坝事故直接导致时任山西省长孟学农的去职，孟学农所留“晋官难当”成为四字箴言。三年内（2005年到2008年）山西省换了四任省长，而这三年间，包括代市长罗清宇在内，临汾市也换了四任市长。频繁地更换官员不但造成当地官场的震动，也影响了地方政策的持续性。而在这些被影响的官员中，孟学农是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也最令我感到遗憾的。
　　　　　　　　　　　　　　　　　　　　　　　　　　　　　　　　　　　　　　　　　　　　　　　　　　　　2007年我刚加入凤凰不久，9月份到山西报道第一届煤博会。那时孟学农距离因非典辞职已经5年，刚复出成为山西省长，外界对他的关注远远超过了煤博会本身。开幕式结束后，我和同事追到嘉宾休息室。我们守在门外的走廊，保安要把我们轰走，一个路过的工作人员看见我手中拿的话筒：“凤凰的？”
　　　　　　　　　　　　　　　　　　　　　　　　　　　　　　　　　　　　　　　　　　　　　　　　　　　　“是呀，我们想采访孟省长，能不能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也没这个权利，但是你们可以一直待在这儿，至于看见孟省长后，他能不能接受采访，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会议的门开了，里面的人鱼贯而出，我和摄影魏永林老师趁着乱闯进会议室。在会议室中心位置，我们看到了孟学农，他看见我们，很惊讶。
　　　　　　　　　　　　　　　　　　　　　　　　　　　　　　　　　　　　　　　　　　　　　　　　　　　　“你们是哪里的记者呀？”很和气。
　　　　　　　　　　　　　　　　　　　　　　　　　　　　　　　　　　　　　　　　　　　　　　　　　　　　“凤凰卫视的。”
　　　　　　　　　　　　　　　　　　　　　　　　　　　　　　　　　　　　　　　　　　　　　　　　　　　　“哦，凤凰的记者呀，你们也来了。”他显然挺意外，但也似乎很高兴。
　　　　　　　　　　　　　　　　　　　　　　　　　　　　　　　　　　　　　　　　　　　　　　　　　　　　“孟省长听说中央的调查组来了是吗？”我硬邦邦地把问题抛了上来。
　　　　　　　　　　　　　　　　　　　　　　　　　　　　　　　　　　　　　　　　　　　　　　　　　　　　来之前我专门做了功课，网上写到一个中央的工作组正在山西做调研，调查关于环境和安全生产的一系列内容。我想以一个尖锐的问题刺激他的神经，从而获得与众不同的回答。
　　　　　　　　　　　　　　　　　　　　　　　　　　　　　　　　　　　　　　　　　　　　　　　　　　　　孟学农愣了一下，或许是本能，他反问：“是吗？中央工作组来了吗？”
　　　　　　　　　　　　　　　　　　　　　　　　　　　　　　　　　　　　　　　　　　　　　　　　　　　　那时我刚刚入行，经验和资历尚浅，凭的是一份无知者无畏的蛮力，还没有意识到我的所谓尖锐其实正把对方向相反的方向推。但那时我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是现在，我会懂得其实真正的尖锐并不在于所问的问题把对方吓跑，而是通过人物的回应令公众对新闻事件产生思考。有的时候，某个热点人物的出现本身就是新闻，即使他什么都不说。采访的尖锐就像裹着棉花的石头，看上去要柔和温暖，砸上去要掷地有声。
　　　　　　　　　　　　　　　　　　　　　　　　　　　　　　　　　　　　　　　　　　　　　　　　　　　　我和孟学农都尴尬地站在那儿，没有再说话。眼看这次采访要砸了。
　　　　　　　　　　　　　　　　　　　　　　　　　　　　　　　　　　　　　　　　　　　　　　　　　　　　旁边的摄影师魏永林老师忙上前帮腔：“您给我们谈谈煤博会能为山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孟学农似乎舒了一口气：“办煤博会就是希望能够吸引国际资金投资山西，改造山西过分重工化的产业结构。”他说：“如果有了钱，就能改造这片黄土地，让山西变绿，这样大家都高兴。”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眼前的孟学农沉稳、温和，气质与我经常见到的官员有点不同，威严依旧，却少了一份盛气凌人、意气风发，多了一份沧桑。也许正是非典的那段挫折经历，才让他有机会能够沉下去，接触到生活的本质，也因此变得真实。
　　　　　　　　　　　　　　　　　　　　　　　　　　　　　　　　　　　　　　　　　　　　　　　　　　　　第二次见到他在2007年底，山西洪洞发生瓦斯爆炸事故，105个矿工死亡。他和当时的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到医院看望幸存的矿工，一群人簇拥下的他，表情严肃而疲惫。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挤上去问他后续的处理。他对我说，如果查到有权钱交易，不管什么人一定按照法律、法规、党纪严肃处理，他有信心把队伍处理好，语气坚决。
　　　　　　　　　　　　　　　　　　　　　　　　　　　　　　　　　　　　　　　　　　　　　　　　　　　　这就是我对他仅有的两次采访，条件所限，每次都匆匆来去，像蜻蜓点水，让我无法深入了解他的内心。可就是这两次远远地观望，让我感到人群中的他身上的一种悲凉，一种渴望力挽狂澜却力所不逮的无奈。
　　　　　　　　　　　　　　　　　　　　　　　　　　　　　　　　　　　　　　　　　　　　　　　　　　　　再次到山西是2008年9月8日做襄汾溃坝的采访，在我到来之前，孟学农已经离开事故现场，我没能采访到他。
　　　　　　　　　　　　　　　　　　　　　　　　　　　　　　　　　　　　　　　　　　　　　　　　　　　　那天，我站在泥石流的废墟上做现场连线。当时的情况和死伤人数是大家最关心的。不过这个数字却一直处在扑朔迷离之中。最初，当地报的数字是1死1伤，这个数字迅速被修正。8日深夜，在山西省官员和国家安监总局负责人参加的内部情况通报会上，抢险指挥部总指挥、临汾市市长刘志杰说，事故的伤亡人数估计不会超过70人。10日晚，临汾市领导在向有关方面汇报时，遇难者人数又上升为128人，但受到了安监总局负责人的质疑。
　　　　　　　　　　　　　　　　　　　　　　　　　　　　　　　　　　　　　　　　　　　　　　　　　　　　我们从襄汾官方得到的数据也是这样的。但我对这个数字却存有疑惑，我想起在事故刚刚发生时，向我爆料的同行说起在现场看到大量的尸体；想起我们在路边遇到的当地人讲起几乎整个村庄被掩埋；想起我们到附近的云合村，许多村民家中摆放的棺材和送葬的队伍。
　　　　　　　　　　　　　　　　　　　　　　　　　　　　　　　　　　　　　　　　　　　　　　　　　　　　不对，数字远不止这么少，心里有个声音响起。一种直觉告诉我这其中有问题。
　　　　　　　　　　　　　　　　　　　　　　　　　　　　　　　　　　　　　　　　　　　　　　　　　　　　在“时事直通车”的视频连线中，我直言不讳地说，官方数字是128人遇难，但当地人质疑这个数字，认为远远不止。
　　　　　　　　　　　　　　　　　　　　　　　　　　　　　　　　　　　　　　　　　　　　　　　　　　　　第二天早上，我被宣传部长叫去，他质问我，怎么可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我反问，何为信口开河、胡说八道。那是场剑拔弩张的对话。对话结束后，我带着怒火出去继续做新闻。第二天，香港总部的同事打来电话说：“你知道了吗？襄汾溃坝的遇难者人数上升到254人了。”
　　　　　　　　　　　　　　　　　　　　　　　　　　　　　　　　　　　　　　　　　　　　　　　　　　　　结束采访，从山西返回北京的当晚，一个香港的记者朋友在MSN上问我，知不知道孟学农辞职的消息？我大吃一惊，追问他，他说，通过内线消息得知，受溃坝事件影响，孟学农已经引咎辞职，那时距离中秋节还有一天。
　　　　　　　　　　　　　　　　　　　　　　　　　　　　　　　　　　　　　　　　　　　　　　　　　　　　如一记闷拳捶上心口，我突然为这个只见过几次面的官员感到伤感。在我采访过的官员中，孟学农是少数几个能让我产生好感的。他的再次引咎辞职，除了给他带上更多悲情的色彩，也让我体会到舆论这把双刃剑的杀伤力。作为记者，维护公众知情权是我的职责，我希望真相的公开、责任的追究，但有时候也会无奈地发现这种公开往往导致难以预料的后果。山西的煤矿问题由来已久，曾经在现场进行调查的我，能深刻体会到这其中的复杂，也感受到，要解决这些矛盾绝不是一朝一夕或是凭一人之力就可以完成的。对孟学农，这个上任后就致力推动山西产业转型，发誓要清洗带血的GDP的官员，也许再也没有机会实现他的抱负；而对山西，频繁的官场震动造成政策不连贯所带来的动荡，也势必会影响到生活在当地的每个普通人。
　　　　　　　　　　　　　　　　　　　　　　　　　　　　　　　　　　　　　　　　　　　　　　　　　　　　五
　　　　　　　　　　　　　　　　　　　　　　　　　　　　　　　　　　　　　　　　　　　　　　　　　　　　我报道的所有矿难几乎全部是悲剧，唯一的例外就是2007年河南陕县的煤矿透水事故。在这次事故中，矿井下的69名矿工在被困75小时后获救，在地下水涌进来时，这些矿工逃生到了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并且有电话线让他们与外界沟通。依靠着电话和外界的联系，地面上的人将水和营养液输给地下的他们，维持他们的生命。当救援者将积水抽到能供人通过，将这69名幸存者救出地面时，现场的人全部欢呼起来。这些已经被困三天的矿工，在地下高温、污浊的空气中顽强地生存下来，不禁叫人慨叹生命是如此坚强。
　　　　　　　　　　　　　　　　　　　　　　　　　　　　　　　　　　　　　　　　　　　　　　　　　　　　另外一次救援奇迹是王家岭矿难。2010年3月28日，山西乡宁县王家岭煤矿发生透水事故，153名矿工被困。距离抢险救援120个小时后，人们都以为地下已经不会有幸存者，地下却传来敲击钻杆的声音，表示生命迹象的存在。接下来的几天，救援人员陆续把115名矿工救出。
　　　　　　　　　　　　　　　　　　　　　　　　　　　　　　　　　　　　　　　　　　　　　　　　　　　　救援成功的例子在我的记者生涯中只出现过这样两次，它们被称为内地矿难救援史上的“奇迹”，获得大肆报道。幸存者的获救普遍被归功于救援者的努力、当局不遗余力的投入，但原本应有的反思却被隐藏在这种喜悦中不被提起。4个月后，2010年10月，当地球另一端的智利出现一场同样的矿难救援奇迹时，人们才意识到其中的差别。
　　　　　　　　　　　　　　　　　　　　　　　　　　　　　　　　　　　　　　　　　　　　　　　　　　　　这场事故发生在智利圣何塞附近的一个铜矿，33名矿工被困地下600米深处，在长达70天的救援后最终全部获救。
　　　　　　　　　　　　　　　　　　　　　　　　　　　　　　　　　　　　　　　　　　　　　　　　　　　　在所有关于这场救援的总结中，矿工获救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被认为是避难所的设立。矿难发生，矿工们就跑到了避难处，那里储存有水、食物、氧气。就是靠着这些补给，矿工维持了宝贵的生命。为了让这些矿工在心理上克服恐惧，地面上的心理专家还通过视频了解矿工的心理，为他们进行疏导、打气。甚至在智利的国庆日当天，受困于地下的矿工还通过视频与智利全国一同庆祝。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救援最后的关键时刻，智利使用了救生舱将矿工逐一升井。
　　　　　　　　　　　　　　　　　　　　　　　　　　　　　　　　　　　　　　　　　　　　　　　　　　　　而被困的中国矿工，在暗无天日的地下，他们依靠的只是浑浊的地下水甚至煤块维持生命。在我采访的很多煤矿，几乎看不到现代化的影子，更不要妄谈“应急避难所”。有一些小煤矿甚至还延续着原始的作业方式，没有机械运送设备，靠骡马在地底拉送原煤。一旦这样的煤矿发生事故，死伤会是常态，能被救上来，某种程度上只是因为幸运。
　　　　　　　　　　　　　　　　　　　　　　　　　　　　　　　　　　　　　　　　　　　　　　　　　　　　我不想说，这是国家间实力的差别。其实对于煤矿安全的维护，各国的区别不在于使用的设备谁更先进，而是在于对生命是否尊重。在智利矿难中，被困的矿工名字全部被公布，他们的安危受到了智利全部国民的关注，也让全世界为之牵挂。但被称为“中国救援奇迹”的王家岭矿难，遇难的矿工名单，迟迟未能公布。
　　　　　　　　　　　　　　　　　　　　　　　　　　　　　　　　　　　　　　　　　　　　　　　　　　　　在我参与的这些矿难报道中，矿难的成因起初都被归结为天灾，但无论是我们在现场的了解还是安监局介入调查，都证明这些全部是由人祸引起。矿难背后，隐藏的是当地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为了多挖出原煤，矿区罔顾安全条例的行为时有发生，甚至为了节省成本，很多矿区的逃生装置也形同虚设。我们有着世界范围内都堪称严格的煤矿安全条例，很多煤矿却置若罔闻。王家岭矿难前三天，就有矿工把发现渗水的情况报告给了调度，矿难前三小时又汇报给了地面。然而接电话的人，却没有回应。接着意外地不知道当地的水文资料，意外地凿穿弃窑中的“老空水”，意外地让153名工人被淹……尽管矿区的总投资预算达51.68亿元，事故发生后才发现，连大功率的抽水设备还没有买。
　　　　　　　　　　　　　　　　　　　　　　　　　　　　　　　　　　　　　　　　　　　　　　　　　　　　几乎每个煤矿事故都伴随着人为因素，天灾屡屡被证明是矿区逃避责任的借口。
　　　　　　　　　　　　　　　　　　　　　　　　　　　　　　　　　　　　　　　　　　　　　　　　　　　　而外部监管的缺乏，更令这种疏忽被放大，最终无法挽回。在之后的调查中显示，大部分出事的煤矿，监管机构和煤矿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政府官员甚至就是煤矿主。
　　　　　　　　　　　　　　　　　　　　　　　　　　　　　　　　　　　　　　　　　　　　　　　　　　　　襄汾溃坝的现场，当地村民告诉我，感觉矿主的关系深不可测。村民们曾经多次向监管部门反映煤矿存在的隐患，却没有任何回应。
　　　　　　　　　　　　　　　　　　　　　　　　　　　　　　　　　　　　　　　　　　　　　　　　　　　　为了根治频繁的矿难，山西从2010年起对煤矿进行整顿，兼并小煤窑，合并成大的集团。虽然这被批评为不太符合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原则，是煤矿产业的国进民退。但它更多是出于整合资源、提高安全性、遏制频发的煤矿事故的一项举措。不过要解决矿难事故，重组兼并、提升矿区实力、向安全设施投入更多虽然重要，更重要的则是外部监管。
　　　　　　　　　　　　　　　　　　　　　　　　　　　　　　　　　　　　　　　　　　　　　　　　　　　　伴随着山西的煤改，但愿消失的不仅是“煤老板”的称号，还有“血煤”这个惨烈的词汇。

本文摘自《凤凰记者看见的真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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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连续七年深入新闻一线现场记者的大事件观察侧记，地震、泥石流、溃坝、奥运……一位与汪洋、孟建柱、孟学农、李毅中、郭伯雄等众多政要名流面对面的采访者的真实感受；一位最受网友欢迎的新闻记者职业生涯的回顾和总顾。 　　真实的现场细节的还原、第一线材料，呈现一个公众不曾认知的真实中国，她的笔触生动、鲜活、严肃、深刻，带给我们思考和反思，为时代留下个体的注脚。 　　当我们翻开关于那些曾经影响无数人命运的事件的记录，看到一个个具体的人，也看到一个个事件原本的面目，我们将更深刻地理清事件与人、人与人，以及我们与国家的关系，了解我们这个国家，了解我们身边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的与我们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大事，知道它们如何发生，我们又该怎样面对。 　　崔永元说：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 相信，《现场》就是这样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