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树的深度

　　　　　　　　　　　　　　　　　　　　　　　　　　　　　　　　　　　　　　　　　　　　　　　　　　　　一
　　　　　　　　　　　　　　　　　　　　　　　　　　　　　　　　　　　　　　　　　　　　　　　　　　　　2008年5月12日那天，我在常州出差，中午时分大家一起吃饭。午餐还在进行中，窗外晴朗的天空突然刮起一阵怪风，呜咽声恰像寒冬的夜晚才可听到的风的哀嚎。杯盘碗盏之间，人们忙于寒暄，没人关注这阵怪风意味着什么。餐后我们来到常州一处著名的寺院参观。静寂的寺院中，松林中一阵风吹过，松涛声连成一片。这时我接到潘力老师的电话，电话那头，他用急切的语气问我能不能从常州以最快的速度取道四川，四川发生了大地震。我这才意识到中午的那阵怪风意味着什么，那是灾难的声音。
　　　　　　　　　　　　　　　　　　　　　　　　　　　　　　　　　　　　　　　　　　　　　　　　　　　　因为常州没有直达成都的飞机，若转道南京或是上海，势必要耽误一些时间。出于时效性的考虑，总部派出了其他记者。我最终没能亲历汶川现场。
　　　　　　　　　　　　　　　　　　　　　　　　　　　　　　　　　　　　　　　　　　　　　　　　　　　　之后的一段日子，我都是在电视上关注灾情的发展。灾难让我感到了被唤醒的民族的力量。在和朋友的交流中，他们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是这场地震使他们意识到原来中国人这么团结，原来人间有大爱。很多人甚至因此改变了人生观，认为应该给予身边的每个人关爱。
　　　　　　　　　　　　　　　　　　　　　　　　　　　　　　　　　　　　　　　　　　　　　　　　　　　　但这只是在后方的人们的感受，对当时在灾难现场的人来说，灾难既不浪漫也不美好。
　　　　　　　　　　　　　　　　　　　　　　　　　　　　　　　　　　　　　　　　　　　　　　　　　　　　《潇湘晨报》记者倪志刚告诉我，汶川地震后，他第一站去的是平武阿坝镇。最让他震动的是到当地的小学采访，到达后，他第一眼就看到从废墟中清理出来的遇难孩子们的书包，整齐地摆在地上。那时他的孩子4岁，很快就要上小学了。后来他将当时的感受写进了给儿子的一封信里，他写道：在废墟边采访，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被再次提起亲人遇难的情况时，压抑的感情再次倾泻，那种伤心让人窒息。很多时候，觉得记者是一个残酷的职业。
　　　　　　　　　　　　　　　　　　　　　　　　　　　　　　　　　　　　　　　　　　　　　　　　　　　　他说，初到汶川时，很多地方的道路被阻断了，通讯也中断，灾区全部失去联系。以前总觉得没有人类不能到达的地方，但现在连一个汶川都进不去。
　　　　　　　　　　　　　　　　　　　　　　　　　　　　　　　　　　　　　　　　　　　　　　　　　　　　《凤凰周刊》的邓飞则提到：在红白镇中心小学，参与救援的深圳特警来这里之前，家人在他们的口袋里塞了很多糖和巧克力，要他们一定送给这里的孩子。但特警们一颗糖都没有发出去。小镇上几乎看不到活着的孩子—幸免于难的孩子都被带走，去了什邡市的广场。那些特警很多都是年轻的父亲，在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泪流满面。
　　　　　　　　　　　　　　　　　　　　　　　　　　　　　　　　　　　　　　　　　　　　　　　　　　　　二
　　　　　　　　　　　　　　　　　　　　　　　　　　　　　　　　　　　　　　　　　　　　　　　　　　　　2010年4月14日，玉树地震发生时，我正在上班路上。
　　　　　　　　　　　　　　　　　　　　　　　　　　　　　　　　　　　　　　　　　　　　　　　　　　　　3小时后，我和摄像王昭诚坐上了前往青海的飞机。
　　　　　　　　　　　　　　　　　　　　　　　　　　　　　　　　　　　　　　　　　　　　　　　　　　　　我们从北京到达兰州后，才知道从兰州到玉树还有差不多十多个小时的路程。玉树原本有一个小机场，每周二、四、六三班飞机。地震中机场虽然并未受到损害，但因为要运送救灾的物资，被军方占用，汽车成为唯一进入玉树的途径。
　　　　　　　　　　　　　　　　　　　　　　　　　　　　　　　　　　　　　　　　　　　　　　　　　　　　和我一起的是来自二炮部队的心理专家，还有来自其他媒体的记者们。到玉树后我们将与那里的二炮救灾部队吃住在一起，报道当地的灾情状况和救援进展。这种嵌入式的采访方式多用于战地新闻的报道，记者与部队的紧密联系可以帮助其获得前线的最新战况。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有600多名记者跟随美军部队的脚步深入伊拉克。之前内地的媒体也曾在军演中使用过这种报道方式，直到汶川地震，媒体与救援部队的合作才前所未有的密切起来。也就是从那时起，嵌入式的采访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内地的灾害报道中。
　　　　　　　　　　　　　　　　　　　　　　　　　　　　　　　　　　　　　　　　　　　　　　　　　　　　在汽车的颠簸中，天光渐亮。车窗外的景色显示，汽车已经在山区的山谷中行进。道路较窄，只能容纳两辆车通过。正是初春，两边的山上土较多，显得有些荒凉。山谷中偶尔有小河流过，能看出，当地总体比较
　　　　　　　　　　　　　　　　　　　　　　　　　　　　　　　　　　　　　　　　　　　　　　　　　　　　干旱。
　　　　　　　　　　　　　　　　　　　　　　　　　　　　　　　　　　　　　　　　　　　　　　　　　　　　来之前，我查阅了关于玉树的资料，位于甘肃高原的玉树是黄河、长江的发源地—三江源的所在地。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这里的人民创造和发展了一部举世瞩目的伟大史诗—《格萨尔王传》。藏语里，“玉树”意为“王朝遗址”或“部落遗风”，指的就是格萨尔王所创立的岭王国。它还是六世达赖的故乡，这个西藏当年的最高统治者不是以统治名震四方，而是以他流传至今的缠绵悱恻的情诗。或许因为曾经出过这样一位浪漫的人物，提起玉树，人们总能想起威武的康巴汉子骑着马在草原上驰骋、扎着长辫子的美丽姑娘随之起舞。
　　　　　　　　　　　　　　　　　　　　　　　　　　　　　　　　　　　　　　　　　　　　　　　　　　　　但是眼前的玉树，没有绿色，到处是土山，空气中弥漫着黄土的味道。4月份，草木还没发芽，还不是玉树最美好的季节。
　　　　　　　　　　　　　　　　　　　　　　　　　　　　　　　　　　　　　　　　　　　　　　　　　　　　随着车辆的行进，景色不断变换，那些荒凉的山区被抛在了后面。
　　　　　　　　　　　　　　　　　　　　　　　　　　　　　　　　　　　　　　　　　　　　　　　　　　　　路边偶尔出现几栋平房，还有田地。我们继续前行，直到走到一处三岔路口。路边停了很多卡车，上面堆满救援物资。看来，玉树震源结古镇应该就在前面。
　　　　　　　　　　　　　　　　　　　　　　　　　　　　　　　　　　　　　　　　　　　　　　　　　　　　等待中，我走下车，四处查看。在我们停车的前方有一个寺庙，顺着院墙，一堆碎石块堆在墙旁边。我原以为是院墙因为地震而坍塌，但远看，这些石块大小和形状都非常规则，不太像是墙壁坍塌后的废墟。走近后，才发现，石块是寺内的玛尼堆，显而易见是地震将它们震塌散落在墙外。再仔细观察，远看没有问题的寺庙院墙上有一道道的裂纹。整个建筑的形状看似没有变化，但其实很危险，稍有外力的推动就可能坍塌。
　　　　　　　　　　　　　　　　　　　　　　　　　　　　　　　　　　　　　　　　　　　　　　　　　　　　这只是震区的边缘，地震已经显示出了它的威力，里面的情况会怎样呢？
　　　　　　　　　　　　　　　　　　　　　　　　　　　　　　　　　　　　　　　　　　　　　　　　　　　　三
　　　　　　　　　　　　　　　　　　　　　　　　　　　　　　　　　　　　　　　　　　　　　　　　　　　　随着车辆的行进，结古镇终于展露在我眼前。
　　　　　　　　　　　　　　　　　　　　　　　　　　　　　　　　　　　　　　　　　　　　　　　　　　　　说实话这里并不太像一个典型的藏族聚居地。因为旅游业的繁荣，多年来，这里已经发展得与内陆城市没有太大差别。大量火柴盒式的楼房，宾馆、饭店、咖啡馆，还有到处林立的洗浴城。要不是高原反应作用于大脑和身体，我真的以为自己身处内陆一个普通的小城中。
　　　　　　　　　　　　　　　　　　　　　　　　　　　　　　　　　　　　　　　　　　　　　　　　　　　　沿着城中唯一一条主路前进，发现地震的破坏程度是由轻到重。小城边缘，房屋并没有出现严重坍塌，但是往前深入，地震的破坏力越来越大。结古镇中心地带的一座宾馆已经全部坍塌，救援队伍正在进行挖掘，听说这里可能埋着一些幸存者。
　　　　　　　　　　　　　　　　　　　　　　　　　　　　　　　　　　　　　　　　　　　　　　　　　　　　宾馆旁边的格萨尔广场，当时已经变成了灾民的安置点。这座广场为纪念格萨尔王而建，是结古镇的中心，面积600平方米。广场中央，一座格萨尔王骑马的雕塑决然屹立，横刀立马，英武之资令人顿生敬畏。据说，地震发生后，大量建筑都倒塌了，唯有格萨尔王铜像仍然高高地矗立，完好无损。此刻，他正以无限的悲悯注视着周围这些遭受重创需要他护佑的子民，并给人们带去信心与希望。
　　　　　　　　　　　　　　　　　　　　　　　　　　　　　　　　　　　　　　　　　　　　　　　　　　　　由于灾害发生没多久，救援物资一时还没来得及完全运到，尤其是救灾帐篷更是紧俏。仅有的一些帐篷，主要用于医疗队和受伤的灾民，大部分人只能露宿在外：铺上从家中抢出来的被子，就是床铺了。4月的玉树还是春寒料峭，白天高原的紫外线无比强劲，但在背阴处会有彻骨的寒意，到了夜晚更会达到零度以下，我们盖着被子加上厚厚的军大衣，仍会感到手脚冰凉。这些失去家园的人们却全家人蜷缩在一床被子里，晚上头枕大地，与天地为眠。看着高原闪亮的星星，在自然的怀抱中入眠，在平时，这也许是一种浪漫，但在当时，只有辛酸。
　　　　　　　　　　　　　　　　　　　　　　　　　　　　　　　　　　　　　　　　　　　　　　　　　　　　广场上，人们的脸上布满尘土，头发因为肮脏而结成一绺绺。这样的条件下，保持生存已经是不易，还要求卫生简直就是犯罪。我与王昭诚在这些灾民中穿梭，收集他们的信息，听他们讲述地震那天的故事。
　　　　　　　　　　　　　　　　　　　　　　　　　　　　　　　　　　　　　　　　　　　　　　　　　　　　一个男子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围坐在一堆被子中，被子已经肮脏不堪，身边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物品，是他从家中抢出来的，这些物品也许是他与这世界唯一的联系了。面对我们的镜头，他平静地说，妻子和孩子都死了，房子已经毁了，这个世界和他有关联的都不在了，只有他一个人存活下来。
　　　　　　　　　　　　　　　　　　　　　　　　　　　　　　　　　　　　　　　　　　　　　　　　　　　　面对这样的生离死别，他那极度镇定的面容让我不敢相信。更令我不解的是，和他一样，广场上的每个人差不多都是平静的面孔。我相信，他们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也许是身家财产毁于一旦，也许是身边至亲从此天各一方，讲出来应该都是惊心动魄。但是此刻这里没有哭哭啼啼，只有静默。
　　　　　　　　　　　　　　　　　　　　　　　　　　　　　　　　　　　　　　　　　　　　　　　　　　　　曾到过汶川地震灾区的“冷暖人生”编导五哥向我讲过他的经历。
　　　　　　　　　　　　　　　　　　　　　　　　　　　　　　　　　　　　　　　　　　　　　　　　　　　　在映秀时，摄制组路过一个临时救灾棚，棚内聚满了人，打麻将、吃饭、喝酒，喧嚣热闹的场景一如惯常的生活，他们的脸上竟看不到悲伤。五哥奇怪地问，为什么在这样的灾难前还能笑得出来，心里却在暗自责怪他们的无情。一个中年男人走来，告诉他，地震摧毁了他们的家园，这里是几家人拼在一起过生活。他平静地回应，“这棚里哪家没有死人？不过，亲人离开了，生活还是要继续”。
　　　　　　　　　　　　　　　　　　　　　　　　　　　　　　　　　　　　　　　　　　　　　　　　　　　　说故事的五哥是位粗犷的北方汉子，满脸胡楂子，年轻时经历过大起大落，情海波涛翻滚，自己的经历就是一部“冷暖人生”，但在说起这些故事时，满脸的柔情。那幅画面从他口中说出，在我的眼前定格。
　　　　　　　　　　　　　　　　　　　　　　　　　　　　　　　　　　　　　　　　　　　　　　　　　　　　面对顽强的生命，悲伤又算得了什么。也许和活着相比，悲伤真的太轻了。
　　　　　　　　　　　　　　　　　　　　　　　　　　　　　　　　　　　　　　　　　　　　　　　　　　　　当我面对这些真正的劳动者，体会他们的苦难，理解了余华所说的，“活着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从这些受难者身上，我看到超乎寻常的力量—生的力量。这种力量比呐喊有力，它来自土地，比我想象的更为宽广、坚韧。
　　　　　　　　　　　　　　　　　　　　　　　　　　　　　　　　　　　　　　　　　　　　　　　　　　　　我们到扎西大通村采访，这是一个建在结古镇山坡上的藏族村。这里居民的房屋都沿坡而建，中间留有窄窄的小道，两旁的房子很像汉族的四合院，有院墙围起，小院中间是三到四间平房。
　　　　　　　　　　　　　　　　　　　　　　　　　　　　　　　　　　　　　　　　　　　　　　　　　　　　这里破坏十分严重，很多房子倒塌得只剩一堆瓦砾。剩下的建筑也爆出裂痕，不知道何时会再塌下。每当我想靠近墙壁，总有路过的当地人提醒我要当心突然发生余震，以免这些原本就不牢固的墙壁倒塌砸到我。
　　　　　　　　　　　　　　　　　　　　　　　　　　　　　　　　　　　　　　　　　　　　　　　　　　　　这里很多人家都养狗，几乎每个敞开的铁门后都能看到装狗的笼子。有时候在路上也能看到被倒塌的房屋压死的壮硕大狗。后来我才知道，这里不但虫草著名，藏獒也著名。因为海拔高，这里的藏獒血统纯正，一只血统、品相均好的藏獒幼仔可以卖到上万元甚至10万元，转手到外地价格可以翻倍。不过因为地震，藏獒幼仔运不出去，价格下跌得厉害，只要几千块钱就可以买一只。
　　　　　　　　　　　　　　　　　　　　　　　　　　　　　　　　　　　　　　　　　　　　　　　　　　　　地震也让狗受了惊，听到陌生人的声音，就会大叫。有些没有主人的大狗四处流浪，眼神带着惊恐，稍稍有一点动作就会让它们害怕。这里已经出现狗伤人的事件，听说有记者在采访中被狗咬伤。在玉树被狗咬伤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这里离最近的城市还有15个小时的车程，近乎孤岛，如果咬伤人的狗感染狂犬病，这样的时间根本来不及到大城市注射疫苗，结果就是死亡。
　　　　　　　　　　　　　　　　　　　　　　　　　　　　　　　　　　　　　　　　　　　　　　　　　　　　邓飞在玉树时因迷路误入一个废弃的加油站，走进院门才发现园中卧着数十条成年藏獒，看见人进来，藏獒们腾地竖起上身，直勾勾地盯着他。他背上冷汗霎时落下，反应却冷静，一边避免和藏獒眼神接触，惹怒它们，一边缓慢后退，直到退出藏獒的视线才转身奔逃。事发几个月后，他说起这段经历仍浑身发冷，庆幸那天的死里逃生。
　　　　　　　　　　　　　　　　　　　　　　　　　　　　　　　　　　　　　　　　　　　　　　　　　　　　我却相信这是上天对它的子民的庇佑。
　　　　　　　　　　　　　　　　　　　　　　　　　　　　　　　　　　　　　　　　　　　　　　　　　　　　万物有灵，莫说是狗类。
　　　　　　　　　　　　　　　　　　　　　　　　　　　　　　　　　　　　　　　　　　　　　　　　　　　　我们路过一户人家，院墙坍塌，家里所有财物被堆放在外。院中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子还有两个孩子，我和她打了招呼，发现她会说汉语。和她的攀谈中我得知，她叫汪源燕，汉族人，家乡在离结古镇不远的村子，哥哥在结古镇打工多年。地震把家乡附近的水库震出了裂缝，村里人害怕水库决堤，全都跑出来避难。哥哥家虽然受到地震，房子成了危房不能再住，但好在人没有伤亡，于是来这里投奔哥哥。
　　　　　　　　　　　　　　　　　　　　　　　　　　　　　　　　　　　　　　　　　　　　　　　　　　　　灾难过后，一家人还在一起，这已经最让人满足了。
　　　　　　　　　　　　　　　　　　　　　　　　　　　　　　　　　　　　　　　　　　　　　　　　　　　　哥哥娶的是当地的藏族女子，生有两个孩子，汪身边的孩子就是自己的侄子。嫂子去了外地，哥哥和家中其他男人都去领取救灾物资了。她说，这里每家都是这样，男人排队领物资，女人看家。因为物资不充足，所以要抢，不然领不到。
　　　　　　　　　　　　　　　　　　　　　　　　　　　　　　　　　　　　　　　　　　　　　　　　　　　　她身边的地上放了好多方便面的箱子，还有一些饼干箱子。汪说，这些都是从救援人员那里领取的食物，还有饮水，量很充足，足够吃好久，甚至好多种食品都是她从来没吃过的，她很满足。就是帐篷不太够，哥哥去排队就是为了领帐篷，晚了就抢不到，因为听说有当地人把多领来的物资拿去卖，一顶帐篷可以卖几百块。
　　　　　　　　　　　　　　　　　　　　　　　　　　　　　　　　　　　　　　　　　　　　　　　　　　　　起初，救灾物资由当地政府统计，然后按户口发放。因为物资有限，首先还是先照顾当地居民和藏族同胞，难免有顾此失彼的地方。某天晚上，我们借宿的二炮部队驻地帐篷外突然传来吵闹声，我掀开帐篷帘子，发现有50多人聚集在帐篷外，都是汉人。他们是在当地打工的外地人，没有领到物资，希望能得到帮助，更希望记者们将他们的声音发出去。面对我，那些感到被忽略的人们大声说：“我们都是人，我们也是灾民，也要活下去。为什么要优先给他们发送物资？”
　　　　　　　　　　　　　　　　　　　　　　　　　　　　　　　　　　　　　　　　　　　　　　　　　　　　对于当地优先照顾藏人的做法，我可以理解，藏民世代在当地居住，受灾最重，应该有所优待。而汉族同胞在这里打工，即使受灾还可以离开这里投奔其他亲戚，相对而言条件会更好一点。当然灾难面前要做到周到不太容易，需要的是相互的理解和支持。
　　　　　　　　　　　　　　　　　　　　　　　　　　　　　　　　　　　　　　　　　　　　　　　　　　　　汪源燕说她不担心领不到帐篷，现在是物资不充足，迟早会领到的。看着她带有高原红的脸上那种羞涩的笑容，满足的语气，我沉重的心情稍稍放松下来。她的乐观和知足感染了我，我暂时忘却了目睹的苦难。她就像众多灾民的缩影，淳朴得仿佛不曾沾染任何世俗的污染，对于任何的给予怀着感恩的心情，坚韧地承受上天的一切苦难。
　　　　　　　　　　　　　　　　　　　　　　　　　　　　　　　　　　　　　　　　　　　　　　　　　　　　四
　　　　　　　　　　　　　　　　　　　　　　　　　　　　　　　　　　　　　　　　　　　　　　　　　　　　玉树地震为7.1级，震源大概在玉树结古县城附近。
　　　　　　　　　　　　　　　　　　　　　　　　　　　　　　　　　　　　　　　　　　　　　　　　　　　　地震后首先行动的是部队。
　　　　　　　　　　　　　　　　　　　　　　　　　　　　　　　　　　　　　　　　　　　　　　　　　　　　中国军队采取就近用兵的原则，迅速调集兰州军区的5 000多名官兵，向玉树进发。
　　　　　　　　　　　　　　　　　　　　　　　　　　　　　　　　　　　　　　　　　　　　　　　　　　　　伴随行军部队还有大量的医疗人员。
　　　　　　　　　　　　　　　　　　　　　　　　　　　　　　　　　　　　　　　　　　　　　　　　　　　　开始时大型的救援机械没能进入，主要是徒手。解放军和消防员们站在废墟上，肩扛铁锹，奋力挖掘，没有机械的助力，不但危险，效率也低。地震发生后的72小时是最为关键的黄金救援时间，只是，微小的人类在这片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显得那么无力。
　　　　　　　　　　　　　　　　　　　　　　　　　　　　　　　　　　　　　　　　　　　　　　　　　　　　除了解放军的救援部队，玉树灾区还有一批特殊的救援者，那就是
　　　　　　　　　　　　　　　　　　　　　　　　　　　　　　　　　　　　　　　　　　　　　　　　　　　　喇嘛。
　　　　　　　　　　　　　　　　　　　　　　　　　　　　　　　　　　　　　　　　　　　　　　　　　　　　玉树地震后，上百名喇嘛陆续到达。有的来自玉树当地寺庙，有的是从四川、西藏前来驰援。他们身着红色僧袍，面容沉静，低头不语，行路匆匆，与我在结古镇的街头擦肩而过。
　　　　　　　　　　　　　　　　　　　　　　　　　　　　　　　　　　　　　　　　　　　　　　　　　　　　喇嘛们有的在结古街头的废墟与部队合作，搬开瓦砾，寻找幸存者或是遇难者；有的带来了矿泉水和方便面，看见街头的灾民就随手发放。红衣喇嘛，身着绿色军服的解放军部队，橘黄色衣服的救援队，以及志愿者，形成了结古镇街头一个彩色的救助海洋。
　　　　　　　　　　　　　　　　　　　　　　　　　　　　　　　　　　　　　　　　　　　　　　　　　　　　而对当地的藏民来说，喇嘛担任的更多的是心理医生的角色。在虔诚的藏族佛教徒看来，死者只有在喇嘛的超度下才会获得灵魂的永生。死，在藏族人观念中并非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是预示着新生命的开始。藏传佛教讲究“万物有灵”、“生死轮回”，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外壳与灵魂的结合体，人即是灵与肉的结晶，躯壳不外乎是灵魂的载体，死亡只是二者的分离，灵魂逸出废旧躯体投转另一新的躯体继续存在，周而复始。
　　　　　　　　　　　　　　　　　　　　　　　　　　　　　　　　　　　　　　　　　　　　　　　　　　　　玉树人民信仰最多的是佛教，我相信正是宗教的力量，给予了他们活下去的勇气，并以无限的慈悲照耀着他们，给他们以暖光及平和宁静的力量。
　　　　　　　　　　　　　　　　　　　　　　　　　　　　　　　　　　　　　　　　　　　　　　　　　　　　正因为此，救援者们小心翼翼地使用大型救援工具，害怕遗体被破坏。一旦发现有遇难者的遗体，喇嘛会从救援者手中接过，小心地运送出废墟，当场诵经超度。
　　　　　　　　　　　　　　　　　　　　　　　　　　　　　　　　　　　　　　　　　　　　　　　　　　　　喇嘛们忙于救人，自己受损的寺庙却顾不上修护。在距离结古镇24公里的山上坐落着一座古老的寺庙—禅古寺。“禅古”，直译为“花石头”，得名于下寺附近一块花色磐石。禅古寺因修建和管护文成公主庙而享有盛誉，距文成公主庙16公里，建于公元12世纪，海拔3 700多米，分上下两寺，相距约70米，初有下寺，后建上寺。
　　　　　　　　　　　　　　　　　　　　　　　　　　　　　　　　　　　　　　　　　　　　　　　　　　　　禅古寺存有3万多卷经卷和3 000多尊大小佛像，有供奉着宁玛等四大教派的佛殿。地震让这座有近千年历史的古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毁坏。正殿塌掉了，喇嘛们的住所被夷为平地。喇嘛们只能把床垫铺在院子里，幕天席地。
　　　　　　　　　　　　　　　　　　　　　　　　　　　　　　　　　　　　　　　　　　　　　　　　　　　　禅古寺260位喇嘛，这次有31人遇难、27人重伤。还有大批佛像和唐卡被压在废墟中，这些物品都是成百年、上千年的文物，十分珍贵。但僧侣们忙于救人，一直没有顾上清理。
　　　　　　　　　　　　　　　　　　　　　　　　　　　　　　　　　　　　　　　　　　　　　　　　　　　　当时，解放军二炮的救援部队提出要帮助寺庙整理佛像，喇嘛们没有同意。我觉得很奇怪，喇嘛们给出的解释是，佛像是死的，人是活的，搜救幸存者，帮助其他灾民才是最重要的。最初的几天，喇嘛们全部出动进行救援，没有顾及佛像是否会丢失。为了防止佛像被偷，二炮专门派人守护，还为喇嘛们带来了帐篷和食物。
　　　　　　　　　　　　　　　　　　　　　　　　　　　　　　　　　　　　　　　　　　　　　　　　　　　　这段特殊情谊让禅古寺的喇嘛和部队的二炮救援人员成了朋友。
　　　　　　　　　　　　　　　　　　　　　　　　　　　　　　　　　　　　　　　　　　　　　　　　　　　　比救援更重要的还有对死者的超度。在玉树，我目睹了一场特殊的仪式。藏族的习俗中，主要有天葬和水葬。青藏高原山石层叠，一年当中积雪封冻的时间较长，土葬有难度，又因树木稀少，难以棺葬，所以采用天葬。而在雅鲁藏布江等江河附近，有水葬习俗。尤其是在夏日江河水涨季节，藏民们认为水葬不亚于天葬。人们用羊毛绳将死者遗体束成弓形，再拴坠石头，投入河中；或用白布裹尸，整尸投入江中。活佛、大喇嘛、部落头人或达官贵人死后，才实行火葬。由喇嘛念经超度，用干柴、稣油将尸体烧成灰，并把骨灰带到高山上顺风泼洒。
　　　　　　　　　　　　　　　　　　　　　　　　　　　　　　　　　　　　　　　　　　　　　　　　　　　　最初时，喇嘛也对遗体进行了类似处理。但是因为尸体众多，无法一一超度，为了防止出现疾病，当地政府和死者家属协商，决定举行统一的火葬仪式。
　　　　　　　　　　　　　　　　　　　　　　　　　　　　　　　　　　　　　　　　　　　　　　　　　　　　那天，我和王昭诚到山上的村庄采访。我独自走到山顶的天葬台，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天葬台下，挖出了一个十几米的深沟，遇难者的遗体由汽车运来，由两位喇嘛投入坑道。坑道内放置着木头和汽油，这些遗体被点燃后，火焰和着浓烟蹿起数米。距离坑道不远，周围山坡上围坐着近千名红衣喇嘛，当火焰蹿起，喇嘛们齐声诵经超度亡灵。
　　　　　　　　　　　　　　　　　　　　　　　　　　　　　　　　　　　　　　　　　　　　　　　　　　　　随着升腾的火焰和响彻山谷的诵经声，有鹰在高空盘旋飞翔。我无法用语言描述我所看到的一切，那一天，那个上午，我被镇住了。在那一具具燃烧的遗体面前，我感觉不到恐惧和不快，只有一种对生命的敬畏。死亡以一种无比庄严的方式呈现在我眼前。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了轮回和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
　　　　　　　　　　　　　　　　　　　　　　　　　　　　　　　　　　　　　　　　　　　　　　　　　　　　五
　　　　　　　　　　　　　　　　　　　　　　　　　　　　　　　　　　　　　　　　　　　　　　　　　　　　4月18日那天，我和搭档王昭诚的采访重点是20多公里外的结古镇扎西科村，国家最高领导人将会到那里慰问救灾部队官兵。出于安全考虑，扎西科村采取了封路措施，所有车辆都进不去，我们只有靠步行。那之前，我有幸采访到了在玉树视察的温总理。他在玉树停留了两天，两天中到了玉树人民医院、灾民安置点、玉树孤儿院、禅古寺……我们在结古镇街头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一处废墟的前面，边指边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着
　　　　　　　　　　　　　　　　　　　　　　　　　　　　　　　　　　　　　　　　　　　　　　　　　　　　什么。
　　　　　　　　　　　　　　　　　　　　　　　　　　　　　　　　　　　　　　　　　　　　　　　　　　　　我与摄像追上前去：“总理，我是凤凰卫视。”
　　　　　　　　　　　　　　　　　　　　　　　　　　　　　　　　　　　　　　　　　　　　　　　　　　　　本不抱希望他会回应。
　　　　　　　　　　　　　　　　　　　　　　　　　　　　　　　　　　　　　　　　　　　　　　　　　　　　身后的保卫人员要拦，他制止，向我走过来。
　　　　　　　　　　　　　　　　　　　　　　　　　　　　　　　　　　　　　　　　　　　　　　　　　　　　一阵紧张袭上身，我觉得心跳加快，赶忙抛出问题：“救援难度在哪里，您有没有信心像汶川一样把救援做好？”
　　　　　　　　　　　　　　　　　　　　　　　　　　　　　　　　　　　　　　　　　　　　　　　　　　　　不回避问题、不官腔，严肃又不失亲切。当他回答完我的问题，我心中一阵狂喜，这采访成了。
　　　　　　　　　　　　　　　　　　　　　　　　　　　　　　　　　　　　　　　　　　　　　　　　　　　　我不是凤凰唯一采访到他的记者，身边也有同事采访过他。无论什么话题，只要有机会他都会说上几句，哪怕是幼儿园杀童事件和贪腐问题，他也不回避。官员里记者能接触到的，他官职最大，也最坦诚。
　　　　　　　　　　　　　　　　　　　　　　　　　　　　　　　　　　　　　　　　　　　　　　　　　　　　有朋友问过，你们为什么总要费劲脑汁地采访领导人。
　　　　　　　　　　　　　　　　　　　　　　　　　　　　　　　　　　　　　　　　　　　　　　　　　　　　我想了一下，要解答这个问题其实挺复杂的。
　　　　　　　　　　　　　　　　　　　　　　　　　　　　　　　　　　　　　　　　　　　　　　　　　　　　来到凤凰的第一天，潘力老师就告诫我，作为一个记者，要时刻留意抓住机会采访到重要政治人物：“记住，热点的政治人物，无论他说了什么都会成为新闻。”
　　　　　　　　　　　　　　　　　　　　　　　　　　　　　　　　　　　　　　　　　　　　　　　　　　　　似乎是一项不成文的规定，时政记者总以能采访到国家领导人为荣，或许这是记者喜欢挑战的天性使然。在所有采访对象中，当然领导人是最有难度的，如果连这个也能攻克的话，那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因此，在众多世界知名记者的采访名单中，各国领导人永远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会成为记者辉煌战绩的最好证明。
　　　　　　　　　　　　　　　　　　　　　　　　　　　　　　　　　　　　　　　　　　　　　　　　　　　　但采访领导人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谄媚，即使做不到完全的平视，也不能持有仰视的心态。
　　　　　　　　　　　　　　　　　　　　　　　　　　　　　　　　　　　　　　　　　　　　　　　　　　　　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恐怕是这方面做得最为成功的记者，她的采访名单中包括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以色列强硬派女总理果尔达·梅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印度“铁娘子”英迪拉·甘地、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等等。有人称她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者”。她以故意激怒对手抵消这种身份上的不平等感，并借此获得更真实的答案。《纽约时报》称她为“一位专门采访解剖有权有势者、喜欢打破偶像的记者，最终自己也成为偶像”；《纽约客》认为她的采访具有“有计划的攻击性”。
　　　　　　　　　　　　　　　　　　　　　　　　　　　　　　　　　　　　　　　　　　　　　　　　　　　　采访政治人物是容易获得关注的一种手段。但前提是，你必须能够有机会采访到他们，并利用这个机会让他们开口说话。
　　　　　　　　　　　　　　　　　　　　　　　　　　　　　　　　　　　　　　　　　　　　　　　　　　　　那天玉树的温度很高，再加上高原超强的紫外线，打在身上有种灼热的疼痛。早春的干旱中，灰尘迎面扑来。我把外套脱了下来，顶在头顶，遮住强烈的阳光，乍看去很像蒙着面纱的中东女人。在外套中，我喘着粗气，头像箍了箍子嵌进肉里，嘴里像出了血，腥甜腥甜的。走一段，我就会停一停，等待落在后面的王昭诚。他一米八几的个子，体重200多斤，需要的氧气量远超过我，还要扛着机器。隔着很远，我就能看到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流下来，混着落在脸上的尘土，留下了一道道黄色的汗痕。
　　　　　　　　　　　　　　　　　　　　　　　　　　　　　　　　　　　　　　　　　　　　　　　　　　　　我们扛着机器，在高原阳光的照射下，艰难跋涉。这一路走走停停，两公里的路我们用了三个多小时才走完。
　　　　　　　　　　　　　　　　　　　　　　　　　　　　　　　　　　　　　　　　　　　　　　　　　　　　到扎西科村后，我们发现这里几乎一片瓦砾，满地横七竖八的木头就像是一个大的拆迁工地，看不到任何建筑的轮廓。
　　　　　　　　　　　　　　　　　　　　　　　　　　　　　　　　　　　　　　　　　　　　　　　　　　　　救援部队已经在这里整装完毕，他们挥舞手中的旗帜，向前来视察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致敬，接受他的检阅。
　　　　　　　　　　　　　　　　　　　　　　　　　　　　　　　　　　　　　　　　　　　　　　　　　　　　检阅完毕后，我和王昭诚又走着回住宿的营地。安保刚刚解除。结古镇本身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只有东西两条主干道，所有车辆一时难以完全疏通，拥堵在狭窄的进城道路上。混乱中，我和王昭诚走散，一个人流落在街头，前方是仿佛没有尽头的路。
　　　　　　　　　　　　　　　　　　　　　　　　　　　　　　　　　　　　　　　　　　　　　　　　　　　　在街头我遇到了一个汉族大哥，四川人，全家人在结古镇做生意，后来安定下来，买了房子。地震倒是没有让房子倒塌，但墙上有了裂痕，一家人不敢再住下去，只好住在街道上。从救灾人员那里领到一顶帐篷，又从家里拿出了被子、锅碗、煤气罐，他们全家就在街头生火做饭。看见我到来，他非常热情地给我盛了一碗刚熬出的米粥，还拿出从家中抢出的咸菜。面对那碗刚出锅还冒着热气的米粥，我真不忍心下咽，我知道在每天只能吃方便面、饼干、喝矿泉水，物资缺乏的灾区，一碗粥对于灾民意味着什么。这位大哥的帐篷旁边还有很多和他情况一样的当地居民，也在马路上露宿。因为他家里有发电机，每天会用仅剩的柴油发些电，点亮电灯，给手机充电。每到这时，周围的邻居就过来求他帮忙给自己的手机充电，而他就笑呵呵地接过邻居的手机插在接线插座上。
　　　　　　　　　　　　　　　　　　　　　　　　　　　　　　　　　　　　　　　　　　　　　　　　　　　　我问他，为什么不拒绝。要知道有这些物资，在灾区就等于拥有了比别人能生存更久的条件。
　　　　　　　　　　　　　　　　　　　　　　　　　　　　　　　　　　　　　　　　　　　　　　　　　　　　他淡淡地笑了一下，“只有你帮助了别人，别人才会帮助你”。
　　　　　　　　　　　　　　　　　　　　　　　　　　　　　　　　　　　　　　　　　　　　　　　　　　　　六
　　　　　　　　　　　　　　　　　　　　　　　　　　　　　　　　　　　　　　　　　　　　　　　　　　　　从玉树回来后不久就是国殇日，举国笼罩在一片悲伤的阴云中。
　　　　　　　　　　　　　　　　　　　　　　　　　　　　　　　　　　　　　　　　　　　　　　　　　　　　相似的情景令我想起两年前同样的一个国殇日。那是为悼念汶川地震逝去的同胞举行的，时间被定在2008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那一天，当三分钟的静默时间到来时，我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上万名聚集的人，脸上带着悲伤。当不知道谁喊出“中国加油、四川加油”的口号时，上万个声音顿时附和，很多人留下激动的眼泪，那一幕令任何目睹的人动容。但当我第二天得知，北京所有的娱乐场所被规定在三天的国殇日中必须停业，这种弥漫心头的感动又霎时烟消云散。
　　　　　　　　　　　　　　　　　　　　　　　　　　　　　　　　　　　　　　　　　　　　　　　　　　　　同样的一幕又出现在对玉树的哀悼中：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电视、网络、报纸，那一天全部是同样哀伤的基调。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他小学时，他所在的学校组织学生去公社驻地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一进展览馆，所有的同学都跟着大放悲声，只有一位同学，瞪着大眼，不哭，在冷眼观察。这令莫言感到愤怒，参观完后，他把这个同学的表现向老师做了汇报。老师召开班会，对这个同学展开批评。过了不久，这位同学就退学了。莫言后来一直为自己的告密行为感到愧疚，并向老师表达过这种愧疚。老师说，还有20个同学向他反映过同样的问题。其实，有好多同学也哭不出来，他们偷偷地将唾沫抹在脸上冒充眼泪。在故事的结尾，莫言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国殇日的初衷，是令人们不忘灾难，铭记教训，可是除了在其中看到的爱国主义教育，除了当时在汹涌澎湃的情绪中感到的一丝震撼外，我并没有看到更多的改变。
　　　　　　　　　　　　　　　　　　　　　　　　　　　　　　　　　　　　　　　　　　　　　　　　　　　　哀悼或是纪念更多是一种个人的表达，当它以集体的方式被规定，它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尤其是，汶川地震后，设立国殇日成了一项传统。除了在玉树，后来它又在舟曲泥石流现场出现。它以密集的次数屡屡挑动公众的神经，却收获了依次递减的效果。如果说第一次的国殇日可以令全国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向心力，那么在它过多的次数下，只是换来了人们越来越麻木的反应。
　　　　　　　　　　　　　　　　　　　　　　　　　　　　　　　　　　　　　　　　　　　　　　　　　　　　第一遍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第二遍、第三遍，我们仍然说着同样的话，一切却没有改变。
　　　　　　　　　　　　　　　　　　　　　　　　　　　　　　　　　　　　　　　　　　　　　　　　　　　　5·12地震后的第三年，我曾到过汶川。站在映秀和都江堰的地震废墟纪念馆前，时间仿佛一下子凝固了。一座倒塌的时钟，被永远定格在了14点28分，旁边是被粉碎的建筑，扭曲的钢筋竖立在空中，以一种狰狞的姿态面向每一个来访的人。当时的废墟已被建成纪念馆，众多的游客在这里穿梭，惊叹于灾难的破坏力。小贩售卖地震明信片和纪念品，灾难被重新打包消费。
　　　　　　　　　　　　　　　　　　　　　　　　　　　　　　　　　　　　　　　　　　　　　　　　　　　　人们手拿相机在废墟前摆出不同姿势，灾难的底板上映衬着他们灿烂的笑容，那猎奇的眼神、喧嚣的鼓噪无不显示国人记忆的保鲜度是如此之低。三年前，举国还沉浸在一片肃穆悲壮之中，才三年时间，人们就将那份肃穆一扫而空。而不久后，当我看到温州动车事故发生时那蔓延全国、铺天盖地的悲愤之情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消失殆尽时，才终于意识到善忘是根植于这个民族血液的性格。或许是因为这个国家经历过太多灾难，灾难锻造了它的国民坚韧的秉性，也形成了人们听天由命的顺从和无比短暂的记忆。人们以遗忘来逃避灾难带来的伤害。而在这个遗忘、灾难，再遗忘、再灾难的循环中，反思是始终缺失的一环。
　　　　　　　　　　　　　　　　　　　　　　　　　　　　　　　　　　　　　　　　　　　　　　　　　　　　“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用了10年时间搜寻遇难者的遗骸，进行DNA的确认，并将它送交家属手中，这项工作至今没有停止。但我们封闭了废墟，在旁边盖起新房子，将之变成了旅游景点。与当初铺天盖地的报道不同，那些地方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只在某个特定的纪念日时才在媒体上占据小小的一个角落。当地人们的生活再次远离我们，过程中出现的教训没有人提起，灾后重建中产生的问题没有再引起那么多人关心，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只有当年洒下的那一掬泪水和曾经喊过的口号。
　　　　　　　　　　　　　　　　　　　　　　　　　　　　　　　　　　　　　　　　　　　　　　　　　　　　学者许知远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勇气不是表现在当他跌倒时，立刻爬起来拍着胸口说—我没事，我很坚强；而是他会思考，为何我会摔倒，如何能够避免下一次，不因为同样的问题再摔倒。
　　　　　　　　　　　　　　　　　　　　　　　　　　　　　　　　　　　　　　　　　　　　　　　　　　　　灾难是一个国家的剖面，它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内核。
　　　　　　　　　　　　　　　　　　　　　　　　　　　　　　　　　　　　　　　　　　　　　　　　　　　　林语堂说：“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
　　　　　　　　　　　　　　　　　　　　　　　　　　　　　　　　　　　　　　　　　　　　　　　　　　　　对一个国家来说，从痛苦中成长，在痛苦中领悟，这才是“多难兴邦”真正的含义所在。

本文摘自《凤凰记者看见的真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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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连续七年深入新闻一线现场记者的大事件观察侧记，地震、泥石流、溃坝、奥运……一位与汪洋、孟建柱、孟学农、李毅中、郭伯雄等众多政要名流面对面的采访者的真实感受；一位最受网友欢迎的新闻记者职业生涯的回顾和总顾。 　　真实的现场细节的还原、第一线材料，呈现一个公众不曾认知的真实中国，她的笔触生动、鲜活、严肃、深刻，带给我们思考和反思，为时代留下个体的注脚。 　　当我们翻开关于那些曾经影响无数人命运的事件的记录，看到一个个具体的人，也看到一个个事件原本的面目，我们将更深刻地理清事件与人、人与人，以及我们与国家的关系，了解我们这个国家，了解我们身边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的与我们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大事，知道它们如何发生，我们又该怎样面对。 　　崔永元说：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 相信，《现场》就是这样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