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城舟曲

　　　　　　　　　　　　　　　　　　　　　　　　　　　　　　　　　　　　　　　　　　　　　　　　　　　　一
　　　　　　　　　　　　　　　　　　　　　　　　　　　　　　　　　　　　　　　　　　　　　　　　　　　　提起舟曲，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什么呢？是铺天盖地、满布城中的淤泥，还是透过两层口罩直冲入鼻翼的死亡气息？我无法定义在舟曲的那些天，是采访，还是更像一次修炼？在那里，我克服了内心的恐惧，获得平静的力量。
　　　　　　　　　　　　　　　　　　　　　　　　　　　　　　　　　　　　　　　　　　　　　　　　　　　　2010年8月的一个周六，早晨7点，我被电话叫醒。对我而言，这本是一个难得的假期，没有理会电话的侵扰，接着昏睡。第二通电话又将我吵醒，那头，领导用急促的语气说：“舟曲那边发生了泥石流，有人伤亡，需要你去一趟，越快越好。”
　　　　　　　　　　　　　　　　　　　　　　　　　　　　　　　　　　　　　　　　　　　　　　　　　　　　我从床上跃起。打开电脑，网络上写着，8月7日夜晚到凌晨，甘肃南部舟曲县突发特大泥石流灾害，80多人死亡，2000多人失踪。睡意被赶到天外，这是一起非常重大的灾难，根据泥石流的特点，很可能失踪的人也已经遇难。
　　　　　　　　　　　　　　　　　　　　　　　　　　　　　　　　　　　　　　　　　　　　　　　　　　　　查了地图，只有两条路通往舟曲，一条取道张家界，近且稍微好走，但已被洪水冲毁。另一条要从兰州开车进入，走山路，崎岖险峻，最快也要15个小时。
　　　　　　　　　　　　　　　　　　　　　　　　　　　　　　　　　　　　　　　　　　　　　　　　　　　　迅速联系航空公司，却被告知机票已经售完。8月正是暑期旅游旺季，加上获知消息的同行也在行动，一票难求。我退而求其次，选择从西宁转道舟曲。西宁的机票也只剩下晚上的两张，果断拿下，先确保我和摄影师周庆元的位子，负责海事卫星的技术同事赵玮只能再见机行事。晚上临去机场前，我们终于等到一张珍贵的退票，三人得以同行。
　　　　　　　　　　　　　　　　　　　　　　　　　　　　　　　　　　　　　　　　　　　　　　　　　　　　飞机到达兰州后，因为天气原因无法再飞往西宁，焦急的我们没有太多考虑的时间，提前下机。
　　　　　　　　　　　　　　　　　　　　　　　　　　　　　　　　　　　　　　　　　　　　　　　　　　　　原本就想取道兰州，没想到阴差阳错，竟然实现了目标，也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抱怨。只是辛苦了早已联络好的、已经在西宁机场等着送我们到舟曲的两名司机师傅，得到消息后，他们马上从西宁折返，到兰州来接我们。
　　　　　　　　　　　　　　　　　　　　　　　　　　　　　　　　　　　　　　　　　　　　　　　　　　　　凌晨1点，一行人终于在兰州会合，启程前往舟曲。这一路上，走高速、穿山谷、过河流、攀爬无休止的盘山小道。在车灯的照射下，耸立的山崖沉默而伟岸。这条路，一边是高山，另一边是万丈深渊。我们匆忙经过了舟曲著名的拉尕山，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以山色秀丽著称。
　　　　　　　　　　　　　　　　　　　　　　　　　　　　　　　　　　　　　　　　　　　　　　　　　　　　二
　　　　　　　　　　　　　　　　　　　　　　　　　　　　　　　　　　　　　　　　　　　　　　　　　　　　无论有着怎样丰富的想象力甚至多么流畅的表达能力，我都无法形容站在舟曲的泥石流现场所看到的情景。这就是被称为“藏区江南”的那个美丽的世外桃源吗？一道长2公里多、宽100多米的冲击带恐怖而狰狞，它上接高山、下连汹涌的江水。冲击带上布满泥污和砖块，两边是残存的建筑：要么被削掉了一半，裸露出内部的水泥板；要么从顶部直接垮掉，歪七扭八地倒在一边。坐落在两山峡谷之中、白龙江穿城而过的舟曲，现在逼仄、凌乱，拥挤着众多因为泥石流而失去家园的人们。
　　　　　　　　　　　　　　　　　　　　　　　　　　　　　　　　　　　　　　　　　　　　　　　　　　　　穿城而过的白龙江，因泥石流冲击，河床被抬高，水漫过河堤，迅速淹没两岸的楼房，形成了一个长1.5公里、宽120米的堰塞湖。坐在救援队的冲锋舟上沿江而下，两边是最下面两层被淹没的楼房和只露出顶部的凉亭及绿化树。泡在水中花花绿绿的招牌显示它原来是个商业区，一个繁华喧嚣的所在。透过建筑物的窗户可以看到有些是饭店，桌椅整齐，餐巾纸和餐具摆放在桌上，似乎一场盛宴马上就要开始，只是没有了客人。
　　　　　　　　　　　　　　　　　　　　　　　　　　　　　　　　　　　　　　　　　　　　　　　　　　　　这里安静，安静得可怕，除了救援人员的喊声和口哨声，只能听见流水哗哗淌过的声音。这里就像神话世界中的死城，而我仿佛是闯入异度空间的外来者，所见所闻已不在人间。
　　　　　　　　　　　　　　　　　　　　　　　　　　　　　　　　　　　　　　　　　　　　　　　　　　　　伤亡最多的是三眼峪沟，这里是两条泥石流冲击带中最严重的一条，另一条泥石流冲击带在舟曲的西面。
　　　　　　　　　　　　　　　　　　　　　　　　　　　　　　　　　　　　　　　　　　　　　　　　　　　　三眼峪沟原本有很多民房，现在却看不见任何建筑的痕迹。一条巨大的淤泥带从山谷直插白龙江，仿佛一条泥土的大河，只有淤泥的边缘才能看到一些零星建筑的废墟。也正是这些废墟，提醒着我，这条平静的泥河下埋葬的是什么。
　　　　　　　　　　　　　　　　　　　　　　　　　　　　　　　　　　　　　　　　　　　　　　　　　　　　救援军队正在挖掘可能的幸存者，“黄金72小时”是救援的最佳时间。
　　　　　　　　　　　　　　　　　　　　　　　　　　　　　　　　　　　　　　　　　　　　　　　　　　　　武警、解放军、消防，年轻的士兵们手拿着铁锨、铁镐奋战在泥的波涛中，绿色、橘红色和迷彩的服装，在平均宽度只有300多米的现场汇成人的海洋。他们的脸上和身上都布满灰尘，仿佛出土的兵马俑。白天的奋战后，夜晚因为条件所限，不得不在帐篷以及学校、政府办公楼等建筑的地板上休息。有限的休息时间和高强度的劳动，让他们的脸上带着极度疲惫的神情。
　　　　　　　　　　　　　　　　　　　　　　　　　　　　　　　　　　　　　　　　　　　　　　　　　　　　救援者的旁边是得以逃脱的生还者和得知消息返回家乡寻找亲人的人们，三三两两结伴坐在废墟旁的土堆上，带着麻木的悲伤，指引着救援者挖掘曾经的家园，寻找被埋在下面的亲人。有的人可以待上一整天，不吃不喝，不说话，也不管周围被掩埋的尸体开始腐烂发出的难闻气味。
　　　　　　　　　　　　　　　　　　　　　　　　　　　　　　　　　　　　　　　　　　　　　　　　　　　　还有农民自发组成的遗体处理小组，手拿烈性白酒，一旦救援人员挖出遗体，就将白酒喷在尸体上消毒，然后用白布缠绕，抬到统一的处置点，等待集中处理。这让现场弥漫一股奇怪的味道，很像一个酒酣人呕吐的气味，夹杂着臭味和酒精味。
　　　　　　　　　　　　　　　　　　　　　　　　　　　　　　　　　　　　　　　　　　　　　　　　　　　　泥石流与地震不同，地震让人在现场就感受到惨烈的气息，一处处废墟触目惊心。而泥石流，表面看不到太多的惨况，但所到之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泥水包裹，生命空间无限挤压，被困者获救的希望比地震更为
　　　　　　　　　　　　　　　　　　　　　　　　　　　　　　　　　　　　　　　　　　　　　　　　　　　　渺茫。
　　　　　　　　　　　　　　　　　　　　　　　　　　　　　　　　　　　　　　　　　　　　　　　　　　　　我们与武警救灾部队一起住在舟曲二中的灾民救助点。部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帐篷，里面支了三张行军折叠床，没有被子。我来的时候拿了一个毛线的大围巾，晚上搭着睡，也不冷。平时吃饭，旁边的医疗队会分我们一碗粥、一碗饭，或是到舟曲县政府顶楼的记者区吃方便面。
　　　　　　　　　　　　　　　　　　　　　　　　　　　　　　　　　　　　　　　　　　　　　　　　　　　　这是跟灾民抢物资，可是没办法，我们只有三个人。南方报系的团队有几十位记者，他们租用了越野车，后备箱拉了整整一车厢的物资。央视团队住在舟曲当时唯一的宾馆内，吃饭由救援部队特别保障。
　　　　　　　　　　　　　　　　　　　　　　　　　　　　　　　　　　　　　　　　　　　　　　　　　　　　某天中午，当我们路过县政府楼前的一个救援部队帐篷时，从半拉开的帘子看到帐篷里桌子上堆放的杯盘碗盏，那是央视和其他主流媒体刚结束的午餐，看上去挺丰盛，还剩了不少。救援部队战士看见我们热情地招呼：“要不你们也进来吃一点？”我伸头看了看杯盘狼藉的桌子，摇了摇头。这时肚子不争气地响了，旁边的赵玮说：“算了，凑合吃点吧。”赵玮一米八几的大个子，200多斤，吃了好多天方便面。我看看赵玮还有周庆元，别说他们，我的肚子也没有油水了。
　　　　　　　　　　　　　　　　　　　　　　　　　　　　　　　　　　　　　　　　　　　　　　　　　　　　“豁出去了。”我们三个走进帐篷。桌子旁有一个大桶，里面还有些面条，我们从旁边拿起方便碗筷捞起剩下的一点面条，解决了这餐午饭。
　　　　　　　　　　　　　　　　　　　　　　　　　　　　　　　　　　　　　　　　　　　　　　　　　　　　第二天我正在采访，电话响了，是和我们对接的甘肃武警部队负责宣传的张乐华主任。没顾上接，我继续做新闻，过了一个小时电话又打来了，接起，张主任着急地说，你们快些来找我，我给你们留了三盒鸡腿饭，再不来就没了。
　　　　　　　　　　　　　　　　　　　　　　　　　　　　　　　　　　　　　　　　　　　　　　　　　　　　那天我们很晚才结束拍摄回到帐篷，很遗憾，鸡腿饭没有吃上。
　　　　　　　　　　　　　　　　　　　　　　　　　　　　　　　　　　　　　　　　　　　　　　　　　　　　三
　　　　　　　　　　　　　　　　　　　　　　　　　　　　　　　　　　　　　　　　　　　　　　　　　　　　我们的帐篷旁是舟曲灾民们的帐篷，我每天会到他们那儿了解救援物资的分配情况和他们的需求。一天，一个坐在椅子上的男人拦住了我，“能帮我解决一张床吗？”他问。
　　　　　　　　　　　　　　　　　　　　　　　　　　　　　　　　　　　　　　　　　　　　　　　　　　　　“你没有床吗？”
　　　　　　　　　　　　　　　　　　　　　　　　　　　　　　　　　　　　　　　　　　　　　　　　　　　　“是的。”
　　　　　　　　　　　　　　　　　　　　　　　　　　　　　　　　　　　　　　　　　　　　　　　　　　　　我看看他旁边的帐篷，下面垫着一层塑料布，好像很多灾民的救灾帐篷里都是这样的，用来防潮。“那你怎么睡觉？”
　　　　　　　　　　　　　　　　　　　　　　　　　　　　　　　　　　　　　　　　　　　　　　　　　　　　“我只好睡地上。”他说，“但是我的腿受伤了，怕会受到感染，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给我解决一张床。”
　　　　　　　　　　　　　　　　　　　　　　　　　　　　　　　　　　　　　　　　　　　　　　　　　　　　他向我指了指他的腿，右腿上缠了一层绷带。
　　　　　　　　　　　　　　　　　　　　　　　　　　　　　　　　　　　　　　　　　　　　　　　　　　　　我去找旁边的救援部队：“能给灾民解决一张床吗？”
　　　　　　　　　　　　　　　　　　　　　　　　　　　　　　　　　　　　　　　　　　　　　　　　　　　　那个部队士官抱歉地回答：“现在床是紧俏物资，实在没有多余的。”
　　　　　　　　　　　　　　　　　　　　　　　　　　　　　　　　　　　　　　　　　　　　　　　　　　　　“可是那个灾民腿受伤了。”
　　　　　　　　　　　　　　　　　　　　　　　　　　　　　　　　　　　　　　　　　　　　　　　　　　　　“对不起，真的没有，我们的战士还睡在地上呢。”他向安置点里的教学楼努努嘴。我知道，那些救援官兵就住在教学楼的教室里，白天他们在挖掘现场奋战一天，夜晚就睡在水泥地板上。
　　　　　　　　　　　　　　　　　　　　　　　　　　　　　　　　　　　　　　　　　　　　　　　　　　　　“那怎么办？”
　　　　　　　　　　　　　　　　　　　　　　　　　　　　　　　　　　　　　　　　　　　　　　　　　　　　“如果你非要给他们解决床的话，就只有把你们的床分给他一张。”
　　　　　　　　　　　　　　　　　　　　　　　　　　　　　　　　　　　　　　　　　　　　　　　　　　　　我、周庆元、赵玮，住在一张帐篷里，每人只有一张小小的折叠床，显然无法共享。再看看地板，帐篷下面就是泥土，连塑料布都没有，也没法睡在地上。
　　　　　　　　　　　　　　　　　　　　　　　　　　　　　　　　　　　　　　　　　　　　　　　　　　　　我沉默了。
　　　　　　　　　　　　　　　　　　　　　　　　　　　　　　　　　　　　　　　　　　　　　　　　　　　　从那天起，我不敢再看那个腿部受伤的人，刻意地躲避他，害怕他问起我有没有帮他解决他的床。一种深深的挫败感笼罩在我的心头，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是如此无力。
　　　　　　　　　　　　　　　　　　　　　　　　　　　　　　　　　　　　　　　　　　　　　　　　　　　　白岩松曾经说过，其实，我们都是灾民，都要一起去面对那些打击和伤痛。
　　　　　　　　　　　　　　　　　　　　　　　　　　　　　　　　　　　　　　　　　　　　　　　　　　　　记者这个职业很容易就让人产生一种优越感，总以为手握话语权，比人高一等，平常也容易有些飘飘然。但就像那些所谓的特权阶层一样，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保障体系，在突发的状况面前，任何人都会沦为弱者。
　　　　　　　　　　　　　　　　　　　　　　　　　　　　　　　　　　　　　　　　　　　　　　　　　　　　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是灾民。
　　　　　　　　　　　　　　　　　　　　　　　　　　　　　　　　　　　　　　　　　　　　　　　　　　　　在舟曲，我们每天的工作通常是在醒来后到三眼峪沟拍摄救援的进展，中午前向香港传去一条新闻，然后准备午间新闻档的连线。一天上午，赵玮在土堆上把海事卫星的箱子打开，把各种装备摊在泥地上测试信号，连通香港的演播室，我和周庆元站在一旁看着。一个中年人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快要擦身而过时，他突然问我，“你们是哪个媒体的？”普通话挺标准。
　　　　　　　　　　　　　　　　　　　　　　　　　　　　　　　　　　　　　　　　　　　　　　　　　　　　“凤凰卫视。请问您是？”我迟疑地问。
　　　　　　　　　　　　　　　　　　　　　　　　　　　　　　　　　　　　　　　　　　　　　　　　　　　　“我是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府的，也是舟曲救灾指挥部的徐某。”
　　　　　　　　　　　　　　　　　　　　　　　　　　　　　　　　　　　　　　　　　　　　　　　　　　　　他成了我当天午间新闻连线的主角。在直播中，他侃侃而谈处理堰塞湖面临的难点，救灾指挥部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看得出来，他谙熟媒体的运作规律，清楚地了解媒体需要的内容。
　　　　　　　　　　　　　　　　　　　　　　　　　　　　　　　　　　　　　　　　　　　　　　　　　　　　在以往的采访中，官方是我们难以获得的一个声音，除了一些常规的发布会，每当我们希望就某个敏感问题进行采访时，总会获得如下回答：
　　　　　　　　　　　　　　　　　　　　　　　　　　　　　　　　　　　　　　　　　　　　　　　　　　　　“向我们的宣传处提交书面申请。”
　　　　　　　　　　　　　　　　　　　　　　　　　　　　　　　　　　　　　　　　　　　　　　　　　　　　“请问什么时候可以获得回复？”
　　　　　　　　　　　　　　　　　　　　　　　　　　　　　　　　　　　　　　　　　　　　　　　　　　　　“这个说不好，你等着吧。”
　　　　　　　　　　　　　　　　　　　　　　　　　　　　　　　　　　　　　　　　　　　　　　　　　　　　于是几天后，我可能会接到一个电话：“对不起，这个话题现在我们不方便说，下次再说吧。”甚至，我可能连回复的电话也等不到。
　　　　　　　　　　　　　　　　　　　　　　　　　　　　　　　　　　　　　　　　　　　　　　　　　　　　但是在灾区，这个惯例被打破了，每个政府机构都愿意接受采访，媒体从来没获得如此热情的欢迎。通常只要提出采访要求，就会得到对方的主动回应。甚至，我们也经常会接到某个救援部队或是某个当地政府部门的电话，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这种强烈的反差，常常使得我们有些不适应。
　　　　　　　　　　　　　　　　　　　　　　　　　　　　　　　　　　　　　　　　　　　　　　　　　　　　在一片废墟中，看着一个被媒体环绕的官员，周庆元曾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明是堤坝因为维护不利失修造成重大损失，却不见过多关注，反而是出现重大人员伤亡的地方，官员频频上镜介绍救援进展、所做工作。平时根本没有受到关注的灾难所在地的官员倒成了明星？”
　　　　　　　　　　　　　　　　　　　　　　　　　　　　　　　　　　　　　　　　　　　　　　　　　　　　灾难事件做多了，发现确实有这样一种倾向。其实每一次灾难并不单纯是天灾，灾害背后固然有自然的因素，但人为的影响也占了很大的比重。比如汶川地震中，学校教学楼存在豆腐渣工程；玉树地震暴露出房屋抗震系数不达标；舟曲则存在着水土流失、堤坝年久失修和城市规划不科学的问题。在轰轰烈烈的救援表象下，这些问题统统被遮蔽，一旦再次发生同样的灾害，仍会造成一样的损失。其实很多问题可以在之前就避免，但前期做得好、灾难发生时受灾不大，反而受不到关注，获得的支持更少。
　　　　　　　　　　　　　　　　　　　　　　　　　　　　　　　　　　　　　　　　　　　　　　　　　　　　日本发生的9级地震死亡人数不到两万，2012年2月份发生的新西兰地震死亡人数不超过200人，灾害规模的破坏程度不比玉树舟曲甚至汶川小，但为什么伤亡人数可以做到如此之少。我困惑地寻找资料，了解到，首先是因为两个国家处在地震带上，当地曾发生过类似灾害，所以防患于未然，从建筑标准到国民应对灾害的培训都极为严格。但让我奇怪的是，汶川和玉树也在地震带上，舟曲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泥石流，但还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危险一直存在，在常年平静的表象下，人们忽略了，麻木地以为会获得永远的平安。其实，它就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可能掉下，只有时刻保持警惕，才能保证这柄伤人之剑的微妙平衡。与激动人心的救援和轰轰烈烈的重建相比，防患未然更为重要。为什么不给予那些多年没有出现过险情的地方以嘉奖和鼓励，为什么要等到灾祸出现后才会开始关注？汶川地震中曾出现一个最牛学校，学生一个都没有死亡，因为校长每天都在做加固校舍的工作，就是为了防止有一天会遇到突然的事故。可惜的是，这个校长的事迹只在地震发生时被宣传过一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大概早已被遗忘。
　　　　　　　　　　　　　　　　　　　　　　　　　　　　　　　　　　　　　　　　　　　　　　　　　　　　我们用暴风骤雨的方式救灾，沉醉于灾难带来的凝聚力，歌颂那些救援的英雄们，然后又迅速遗忘，似乎那些悲伤的记忆不合时宜。如果对救灾毫无总结，我们不会有任何进步，只会看到更多相似的情景、更多的死难发生。灾难虽然是天灾，但原本，很多是可以避免的。
　　　　　　　　　　　　　　　　　　　　　　　　　　　　　　　　　　　　　　　　　　　　　　　　　　　　四
　　　　　　　　　　　　　　　　　　　　　　　　　　　　　　　　　　　　　　　　　　　　　　　　　　　　白成香是我们在泥石流废墟附近遇到的一个小伙子。他与其他两个中年男子在淤泥的边缘，手拿铁锹正在挖掘，他的姨妈和表妹被埋在这片泥土下。发生泥石流的那天，他在县城的另一边，后来才知道姨妈家里出事的消息。在姨妈家的废墟前，他已经待了三天，几乎没有睡过觉，也不敢睡觉，一合上眼，都是姨妈和表妹的样子。
　　　　　　　　　　　　　　　　　　　　　　　　　　　　　　　　　　　　　　　　　　　　　　　　　　　　面对我的镜头，他显得极度悲伤。可是在舟曲，又有谁不悲伤呢？这里就是一座被悲伤笼罩的城。而白成香，显然他的悲伤还太轻了。
　　　　　　　　　　　　　　　　　　　　　　　　　　　　　　　　　　　　　　　　　　　　　　　　　　　　在舟曲，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他是一个警察，媒体报道中说，在灾难发生时，他工作的地方离家里只有1300米，他新婚3个月刚怀孕的妻子，与父母、妹妹一家四口正在三眼峪沟的家里，生死未卜。但他却迅速带领战士在中队附近展开救援。从泥石流中抢出一个个乡亲的同时，他一直幻想着自己的亲人也能同样脱离险境。然而事与愿违，妻子一家四口永远地离开了他。在灾难发生当晚，妻子给他打了电话，但因当夜太忙，没有接妻子的最后一个电话。如今，妻子的未接电话，成为他终身的遗憾。
　　　　　　　　　　　　　　　　　　　　　　　　　　　　　　　　　　　　　　　　　　　　　　　　　　　　这个因为广泛宣传而获得知名度的警察成了媒体的宠儿，媒体为他采写故事，又因此吸引来更多的媒体关注。可是对于这样一个人，我感到钦佩，却永远无法认同，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英雄们总要不近人情，心中怀着家国天下，却独独没有自己的家人。我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所谓的英雄呢？我们常常说，要做一个立起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什么是大写的人？
　　　　　　　　　　　　　　　　　　　　　　　　　　　　　　　　　　　　　　　　　　　　　　　　　　　　我知道，如果采访这样的人物，更容易赚取公众的眼泪，但一种本能还是让我回避了他，与并无看点的白成香相比，我更愿意报道后者。
　　　　　　　　　　　　　　　　　　　　　　　　　　　　　　　　　　　　　　　　　　　　　　　　　　　　从汶川地震开始，媒体似乎走出了原先冷冰冰的模式，逐渐探索出一套悲情的报道方式，一系列可歌可泣的人物出现在银幕上，于是在几乎所有的灾难报道中，屏幕上一派哭哭啼啼。我的朋友告诉我，在那些灾难发生时，她每天打开电视，都会哭得眼睛红肿。
　　　　　　　　　　　　　　　　　　　　　　　　　　　　　　　　　　　　　　　　　　　　　　　　　　　　除了以悲情故事奉献给大家，电视主播们在播送新闻时，也常常泪流满面。自从一位男主播在汶川地震时播报新闻流泪的画面在网络上传播开，并被观众评价为真情流露、血性汉子后，众多主播的眼泪随时准备奔涌
　　　　　　　　　　　　　　　　　　　　　　　　　　　　　　　　　　　　　　　　　　　　　　　　　　　　而出。
　　　　　　　　　　　　　　　　　　　　　　　　　　　　　　　　　　　　　　　　　　　　　　　　　　　　引出观众的眼泪似乎是一件非常有效地吸引眼球的事情。一个煽情的故事，加上一段出镜词，就能引起很多观众的共鸣。在舟曲甚至在玉树，我也做了不少这样的新闻，但每次完成报道后，又常常反思这些新闻是否真的合格。我想我只能算是一个普通的记者，而不能算是一个优秀的记者。无法保持冷静，甚至在煽动这样的情绪，只能暴露出我的不专业。观众关注的只是媒体给予他们的一个个现象，而隐藏在现象后的本质却这样被忽略了。
　　　　　　　　　　　　　　　　　　　　　　　　　　　　　　　　　　　　　　　　　　　　　　　　　　　　柴静在她的文章《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中，提到一个读者写给她的话：“如果你用悲情贿赂过读者，你也一定用悲情取悦过自己……悲情、苦大仇深的心理基础是自我感动。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又容易上瘾，对它的自觉抵制，便尤为可贵。每一条细微的新闻背后，都隐藏一条冗长的逻辑链。在我们这儿，这些逻辑链绝大多数是同一朝向，正是这不能言说又不言而喻的秘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绝不走到这条逻辑链的半山腰就号啕大哭。准确是这一工种最重要的手艺，而自我感动、感动先行是准确最大的敌人，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说得真好。
　　　　　　　　　　　　　　　　　　　　　　　　　　　　　　　　　　　　　　　　　　　　　　　　　　　　日本地震中，日媒所有的报道，最为触动我的不是高效运转的救灾体系，而是日本媒体冷静的叙述。它没有面容悲戚的受灾民众，没有热火朝天的募捐场面，没有轰轰烈烈的救援，它提供的只有信息：地震的震源、震级、破坏区域和程度；灾区需要的物资、应急避难所的位置；大气中核辐射量的实时数据，核辐射时的生活指导、避难指导等。
　　　　　　　　　　　　　　　　　　　　　　　　　　　　　　　　　　　　　　　　　　　　　　　　　　　　这种冷静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无情。但它说明了一个珍贵原则：媒体只是传播信息的平台，灾难不该成为个人表演的背景板。
　　　　　　　　　　　　　　　　　　　　　　　　　　　　　　　　　　　　　　　　　　　　　　　　　　　　日本放送批评恳谈会的官方杂志《GALAC》曾经刊登过“日本灾难报道的十大原则”，包括：
　　　　　　　　　　　　　　　　　　　　　　　　　　　　　　　　　　　　　　　　　　　　　　　　　　　　第一，追求报道的精确度；第二，灾难留言方式的推广；第三，受灾地的规模和范围要准确传达；第四，时刻记住报道要为受灾者提供保护；第五，不要忘记对受灾者的关怀；第六，电视和广播都要自觉报道受灾地的状况；第七，平安消息交给电信；第八，平日注意学习积累，培养灾难报道的专门记者；第九，报道手册；最后一条，在报道现场牢记是为谁报道。
　　　　　　　　　　　　　　　　　　　　　　　　　　　　　　　　　　　　　　　　　　　　　　　　　　　　在这最后一条中特别标注着，灾难新闻报道的初衷是为了保护生命。新闻工作者要再次提醒自己—灾难报道是为了受灾者的报道。
　　　　　　　　　　　　　　　　　　　　　　　　　　　　　　　　　　　　　　　　　　　　　　　　　　　　是煽情还是理性，这反映了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文明程度。
　　　　　　　　　　　　　　　　　　　　　　　　　　　　　　　　　　　　　　　　　　　　　　　　　　　　五
　　　　　　　　　　　　　　　　　　　　　　　　　　　　　　　　　　　　　　　　　　　　　　　　　　　　来到舟曲后，我才知道这里是知名的旅游胜地。但我不理解，它为什么会被称为“藏区江南”，每年吸引那么多的游客来这里：这里有很多山，黄色的，山上只有石头；天空是灰色的，看不到云；城市逼仄，街道布满形状杂乱的房子。尤其灾难后，空气中满是肉体腐败的味道，一种末世的感觉。
　　　　　　　　　　　　　　　　　　　　　　　　　　　　　　　　　　　　　　　　　　　　　　　　　　　　当地一名叫薛春晖的男子告诉我们，他幼年时的舟曲，到处都是树和小溪。盛夏来临，全家就在树下支起一张竹床，伴着溪流的水声入眠。很多当地人都向我证实这里曾经环境优美，像一个世外桃源。只是几年的工夫，却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一个姓郝的男子在街头拦住我们，递给我一份手写的资料，上面写着他总结的舟曲存在的环境问题。这名男子是当地一个中学的老师，在他的记忆中，舟曲的环境从10年前就开始恶化。他告诉我，那些山上原本树木葱郁，可是从50年代开始的伐树，加速了森林的破坏。尤其是最近10年，伐树变本加厉，伐木工人在切断大树后，当地居民会将树根刨出当作柴火。没有了阻挡泥石流的树木，只要下雨，就容易酿成灾祸。
　　　　　　　　　　　　　　　　　　　　　　　　　　　　　　　　　　　　　　　　　　　　　　　　　　　　人口的暴增是郝老师总结的第二条原因。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县城涌入大量外来移民，加上学校撤并，很多家长将远在其他村落的家迁往舟曲，陪孩子读书。暴增的人口自然使得原有房子不够住，于是人们将目光锁定在原本不应该建房子的泄洪道上。发生泥石流的三眼峪沟和罗家峪本来是两道泄洪沟，可是房子却密密麻麻挤占了所有空间。舟曲本就是建立在一个泥石流冲击面上，泥石流虽然一直伴随着这个小城，但几百年来都与当地居民和平共处，没有发生太大灾难，原因就在于当地人小心翼翼地恪守自然规律。但在膨胀的需求下，人们渐渐迷失，对未来的危险视而不见，在刀尖上行走，直到付出生命的代价。
　　　　　　　　　　　　　　　　　　　　　　　　　　　　　　　　　　　　　　　　　　　　　　　　　　　　随着经济利益的驱使，大量的小工厂在山上开山炸石，一车石头几百块钱，卖到建筑工地，这也让山上的环境越发糟糕。对资源的过度索取还体现在舟曲四周密布的水电站上。在舟曲穿城而过的白龙江上，仅我的目力所及之处，各型的水电站就达到了十数个。密集的水电站贪婪地截断河流，仿佛毛细血管上的一条条水蛭，旁边则是裸露的山体。与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不稳定性以及核电的安全性相比，水电具有资源丰富、可再生、成本低廉的特点，成为能源发展的首选，但它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早已被
　　　　　　　　　　　　　　　　　　　　　　　　　　　　　　　　　　　　　　　　　　　　　　　　　　　　论证。
　　　　　　　　　　　　　　　　　　　　　　　　　　　　　　　　　　　　　　　　　　　　　　　　　　　　被劈开的山，创面一道道露着，碎石子不时从上面滚落下来，发黄的天映衬着，像个锅盖扣在上面，看不到云，也看不到鸟。
　　　　　　　　　　　　　　　　　　　　　　　　　　　　　　　　　　　　　　　　　　　　　　　　　　　　这一幕，似曾相识、屡见不鲜。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我说，联合国用四个指标衡量260个国家70亿人口的生活质量：人均GDP、人均纯收入、饮水质量、空气质量，后两个是环境指标。这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把大江大河都污染了，老百姓喝的水都不纯净，空气不纯净，这种现代化是没意义的。中国需要深刻反思自身的发展模式。
　　　　　　　　　　　　　　　　　　　　　　　　　　　　　　　　　　　　　　　　　　　　　　　　　　　　汪玉凯是研究政府公共治理的知名学者，经常被各地政府请去做国家形势报告。我采访他是因为2013年初中国中东部地区发生的那场大雾。迈过了所谓的末日，刚进入新年，人们之前惶惶不安的心终于定了下来，一场持续的大雾却来了。雾气最严重的那天晚上，我站在18楼的楼顶看不到下面四环路的灯，远处的大裤衩也仿佛消失在云里，只能看到一片浓重的白。躺在床上，一股呛人的味道挤进鼻子里，我用被子捂着脸，还是有股化学品的味道窜进肺里，勾得我直咳嗽。这场大雾持续了整整半个月，无奈的人们只好用“厚德载‘雾’，自强不‘吸’”来调侃。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主任周嵘对我说，雾霾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富含的重金属和致癌性细颗粒物，会被深深地吸到肺泡里面，并进入人体呼吸系统和血液循环系统，从而导致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和肺部疾病。
　　　　　　　　　　　　　　　　　　　　　　　　　　　　　　　　　　　　　　　　　　　　　　　　　　　　空气不安全，水也无法安心饮用。之前，山西长治一家化工厂的苯胺泄漏将近一个星期才被通报。高度致癌的化学品已经顺着破损的管道流进了河里，引发了下游城市的恐慌，超市的矿泉水被抢购一空。
　　　　　　　　　　　　　　　　　　　　　　　　　　　　　　　　　　　　　　　　　　　　　　　　　　　　同事李捷和钟明亮到了现场采访报道，李捷回来后就发烧、咳嗽。她说，现场的工人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地处理被冻成冰的苯胺水，但这种具有挥发性的化学物质具有高致癌性，稍有些常识，就会懂得穿上防护服，可是他们不知道，也没人告诉他们。从专家处得知，当地用活性炭处理苯胺污染水的措施效果有限，也很难彻底消除水源中的有毒物质。
　　　　　　　　　　　　　　　　　　　　　　　　　　　　　　　　　　　　　　　　　　　　　　　　　　　　可是那条被流入有毒化学物质的河流却是下游河北、河南多个城市赖以生存的水源。这种毒害并不立竿见影，很可能是在几十年后以某种可怕的方式在身体内爆发。
　　　　　　　　　　　　　　　　　　　　　　　　　　　　　　　　　　　　　　　　　　　　　　　　　　　　我可以减少对食物的摄入，可我无法不呼吸、不饮水。
　　　　　　　　　　　　　　　　　　　　　　　　　　　　　　　　　　　　　　　　　　　　　　　　　　　　我曾在英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住所旁边就是草坪，浓重的绿色腻得简直像要淌出来。隔得不远有条河流，天鹅在水中游着，每当游客向水里喂面包，它们就会忽闪起翅膀追着跑。在苏格兰旅行时，某个晚上在乡间公路行进，车灯一闪间，一只鹿的剪影竟然出现在我的车窗上。远处的一片丘陵中，它站立在顶坡，优雅地看着远处，一对极富美感的鹿角昂扬地伸展着，俊美矫健。
　　　　　　　　　　　　　　　　　　　　　　　　　　　　　　　　　　　　　　　　　　　　　　　　　　　　我的故乡也曾有温泉水和青山，但现在，只剩下干涸的河床和光秃的山脉。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取得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在舟曲的某天晚上，因为天气原因，我们在县政府办公楼留宿，那里白天作为记者会的现场，晚上供找不到住宿地点的记者休息。
　　　　　　　　　　　　　　　　　　　　　　　　　　　　　　　　　　　　　　　　　　　　　　　　　　　　我将椅子拼起而眠。
　　　　　　　　　　　　　　　　　　　　　　　　　　　　　　　　　　　　　　　　　　　　　　　　　　　　夜半，我被一阵山风吹醒。越过四围熟睡的同行，我一路走到阳台，旁边是大山。此刻我与它如此接近，仿佛伸手就可触碰。夜色下，群山投下沉默的影子，无比庄严，无比神圣。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突然被一种巨大的能量充盈，赶走了所有的焦虑，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
　　　　　　　　　　　　　　　　　　　　　　　　　　　　　　　　　　　　　　　　　　　　　　　　　　　　这个夜晚，我一直视为大自然给我的启示。

本文摘自《凤凰记者看见的真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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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连续七年深入新闻一线现场记者的大事件观察侧记，地震、泥石流、溃坝、奥运……一位与汪洋、孟建柱、孟学农、李毅中、郭伯雄等众多政要名流面对面的采访者的真实感受；一位最受网友欢迎的新闻记者职业生涯的回顾和总顾。 　　真实的现场细节的还原、第一线材料，呈现一个公众不曾认知的真实中国，她的笔触生动、鲜活、严肃、深刻，带给我们思考和反思，为时代留下个体的注脚。 　　当我们翻开关于那些曾经影响无数人命运的事件的记录，看到一个个具体的人，也看到一个个事件原本的面目，我们将更深刻地理清事件与人、人与人，以及我们与国家的关系，了解我们这个国家，了解我们身边这块土地上曾发生过的与我们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大事，知道它们如何发生，我们又该怎样面对。 　　崔永元说：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它是宏观叙述的还是细节叙述的，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 相信，《现场》就是这样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