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是否需要监管

　　我们认为，要参照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的理念和方法，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并在监管中考虑互联网金融的一些特殊性。
一、监管的必要性
在市场有效时（即互联网金融的理想情形，见第一章），市场参与者理性，个体自利行为使得“看不见的手”自动实现市场均衡，均衡的市场价格完全并正确地反映了所有信息。此时，互联网金融监管可以采取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理念，关键目标是排除造成市场非有效的因素，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少监管或不监管，具体有三点：(1)因为市场价格信号正确，所以可以依靠市场纪律来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2)要让问题金融机构破产清算，以实现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3)没有必要对金融创新进行监管，市场竞争和市场纪律会淘汰没有必要或不创造价值的金融创新，管理良好的金融机构不会开发风险过高的产品，信息充分的消费者只会选择满足自己需求的产品。而且就判断金融创新是否创造价值而言， 监管当局相对于市场并不具有优势，监管反而可能会抑制有益的金融创新。
但互联网金融在达到这个理想情形之前，仍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高等非有效因素，使得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不适用。
第一，在互联网金融中，个体行为可能非理性。比如，在P2P网络贷款中，投资者购买的是针对借款者个人的信用贷款，就算P2P平台能准确揭示借款者信用风险，并且投资足够分散，仍属于高风险投资，投资者不一定能充分认识到投资失败对个人的影响。所以，对P2P网络贷款，一般需要引入投资者适当性监管。英国还要求投资者不能仓促做决策，要三思而后行。
第二，个体理性也不意味着集体理性。比如，在以余额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货币市场基金”合作产品中，投资者购买的是货币市场基金份额（见第四章）。投资者可以随时赎回自己的资金，但货币市场基金的头寸一般有较长期限，或者需要付出一定折扣才能在二级市场上变现。这里面就存在期限错配和流动性转换问题。如果货币市场出现大幅波动，投资者为控制风险而赎回资金，从个体行为上看，是完全理性的；但如果是大规模赎回，货币市场基金就会遭遇挤兑，从集体行为上看，则是非理性的。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后，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货币市场基金The Reserve Primary就遭遇了这种情况。The Reserve Primary因为对雷曼兄弟的敞口而跌破面值，尽管净值损失不超过5%，但机构投资者仍争先恐后地赎回，该基金不得不走向破产清算。受此事影响，整个货币市场基金行业遭遇赎回潮，一夜之间遭到重创。流动性紧缩的局面还蔓延到整个金融系统，主要国家的央行不得不联手推出大规模的流动性支持措施。对这些流动性支持措施，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谢平、邹传伟：《银行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理论研究》。机构投资者表现出的这种集体非理性行为，完全有可能在个人投资者身上出现。
第三，市场纪律不一定能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目前在我国，针对投资风险的各种隐性或显性担保大量存在（比如，隐性的存款保险、银行对柜台销售的理财产品的隐性承诺），老百姓也习惯了“刚性兑付”，风险定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失效的。在这种环境下，部分互联网金融机构推出高风险、高收益产品，用预期的高收益来吸引眼球、做大规模，但不一定如实揭示风险。这里面有巨大的道德风险。
第四，互联网金融机构如果涉及大量用户、达到一定资金规模，出问题时就很难通过市场出清的方式解决。如果该机构涉及支付清算等基础金融业务，破产还可能损害金融系统的基础设施，构成系统性风险。比如，支付宝和余额宝的涉及人数和业务规模如此之大，已经具有一定的系统重要性。
第五，互联网金融创新可能存在缺陷。比如，我国P2P网络贷款已经出现良莠不齐的局面。部分P2P平台中，客户资金与平台资金没有有效隔离，出现了若干平台负责人卷款“跑路”事件；部分P2P平台营销手段激进，将高风险产品销售给不具备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的人群（比如退休老人）；部分P2P平台触及了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存款的监管红线。又如，比特币因为有很好的匿名性，被用在洗钱、贩毒等非法活动中。
第六，互联网金融消费中可能存在欺诈和非理性行为，金融机构可能开发和推销风险过高的产品，消费者可能购买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产品。比如，在金融产品的网络销售中，部分产品除了笼统地披露预期收益率外，很少向投资者说明该收益率通过何种策略取得、有什么风险等。部分产品为做大规模，甚至采取补贴、担保等方式来放大收益,“赔本赚吆喝”，不属于纯粹的市场竞争行为。而部分消费者因为金融知识有限和习惯了“刚性兑付”，甚至不一定清楚P2P网络贷款与存款、银行理财产品有什么差异。
此外，行为金融学也支持对互联网金融进行监管。行为金融学研究个体行为的非理性以及市场的非有效性，一方面引入心理学对认知和偏好的研究，说明个体行为不一定满足经济人假设，另一方面研究套利有限使市场价格达不到理性均衡水平，从而说明有效市场假说不一定成立。行为金融学对互联网金融监管有如下启示：(1)抑制过度投机。比如，比特币的通货紧缩效应就伴随着严重的投机问题（见第五章）。(2)限制市场准入。因为互联网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某些市场或产品应该只对满足一定条件的机构和投资者开放。这里就隐含有市场准入、分业经营或部分分业经营的原则。(3)加强对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监管，对互联网金融创新中的缺陷要及时弥补。(4)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5)投资者适当性监管。
因此，对互联网金融，不能因为发展不成熟就采取自由放任的监管理念，应该以监管促发展，在一定的负面清单、底线思维和监管红线下，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
二、监管的特殊性
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有两个突出的风险特征，在监管中要注意。
（一）信息科技风险
因为互联网对金融的渗透（见第一章），信息科技风险在互联网金融中非常突出。比如，计算机病毒、电脑黑客攻击、支付不安全、网络金融诈骗、金融钓鱼网站、客户资料泄露、身份被非法盗取或篡改等。中国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认为，信息科技风险可以从风险来源、影响的对象及对责任单位的影响三个角度来理解。参见阎庆民：《银行业金融机构信息科技风险监管研究》，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
信息科技风险的来源分为四类：(1)自然原因导致的风险。(2)系统风险，由信息系统相关软硬件缺陷引发，包括基础设施和硬件设备老化、应用和系统软件质量缺陷等。(3)管理缺陷导致的风险，主要体现在管理制度的缺失或组织架构的制衡机制不完善、管理流程不健全。 (4)由人员有意或无意的违规操作引起的操作风险。
信息科技风险影响的对象分为三类：(1)数据风险。金融服务反映在信息科技领域就是数据处理，一旦管理不善，容易出现客户信息泄密、资金差错等数据风险。(2)运行平台风险。金融服务涉及的数据处理都需要稳健的运行平台，硬件设备、网络、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以及应用系统内在缺陷或管理差错，将影响信息系统运行平台的质量，出现运行平台风险。(3)物理环境风险。信息系统运行平台的安全运行有赖于适宜的物理环境，地震、雷雨、群体事件以及机房设备故障将影响机房供电、温度、湿度等，形成物理环境风险。
信息科技风险对组织的影响分为四类：(1)安全风险，即信息被篡改、盗用或被非授权组织使用的风险。(2)可用性风险，即由于系统故障、自然灾害等导致信息或应用程序不可用的风险。(3)绩效风险，指由于系统、应用程序或人员的表现不佳，导致交易和运营效率降低和金融机构价值下降的风险。(4)合规风险，指对信息的处理加工不能满足法律、监管要求或IT和金融机构政策规定而导致金融机构声誉受损的风险。
对信息科技风险的主要监管手段对具体监管措施，感兴趣的读者请参看前述阎庆民的著作，本书不展开讨论。包括：非现场监管（使用监管指标）、现场检查、风险评估与监管评级、前瞻性风险控制措施，也可以使用数理模型来计量信息技术风险（比如基于损失分布法的计量方法）。
（二）“长尾”风险
互联网金融因为拓展了交易可能性边界，服务了大量不被传统金融所覆盖的人群（即所谓“长尾”特征），使得互联网金融具有明显不同于传统金融的风险特征。第一，互联网金融服务人群的金融知识、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相对欠缺，属于金融领域的弱势群体，容易遭受误导、欺诈等不公正待遇。第二，他们的投资小额而分散，作为个体投入精力监督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成本远高于收益，所以容易出现“搭便车”问题可以参考第九章对众筹融资中“搭便车”问题的讨论。，针对互联网金融的市场纪律容易失效。第三，个体非理性和集体非理性更容易出现。第四，一旦互联网金融出现风险，从涉及人数上衡量（尽管涉及金额可能不大），对社会的负外部性很大（外部性的具体含义见后文）。总的来说，鉴于互联网金融的“长尾”风险，强制性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时间持续的金融监管不可或缺，而金融消费者保护尤为重要。

本文摘自《互联网金融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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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在2012年4月7日“金融四十人年会”上首次公开提出了“互联网金融”概念。在短短两年中，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界和IT界最热门的词汇之一，相关创业活动也非常活跃。本书是作者两年来深入研究、思考的结晶，畅想了金融与IT结合的未来图景，将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与读者分享了许多深具洞察力的观点。本书力图规范互联网金融的定义，完善互联网金融的理论体系，分析互联网金融目前的六种主要类型——金融互联网化、移动支付与第三方支付、互联网货币、基于大数据的征信和网络贷款、P2P网络贷款、众筹融资，探讨大数据在证券投资和保险精算中的应用，对互联网金融监管提出政策建议。希望本书在互联网金融的研究者、实践者和监管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