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德隆》 友联之梦(34)

    唐万新作为企业家，他有商人的特质，但是他骨子里头，一定不是希望做商人，他是一个强者，十分要强。投资、经商是表达他作为强者的方式，而不是为了赚钱。如果有两条路摆在面前，让他去选择一条路，一条路是通过经商让他成为强者，一条路是通过战争让他成为强者。我想他会选择战争而不是经商。

    唐万新和我见过的很多企业家不一样，他不仅有战略、有方法、有指挥能力，他更精于战术。他在金融方面，表现出非凡的专业能力。他不是那种完成了工作任务的布置就等着看结果，以成败论英雄的人。他可以从大到小，将整个战略制定成战术，又可以和战术的执行者一起来共同讨论具体战术，甚至还可以执行战术。他会让你去执行，而不是像很多企业家一样，要么疏于执行，要么事必躬亲包办执行。德隆系在整个中国的企业界里，其执行力可以说无可匹敌，几乎是攻无不破，很少有执行不到位的时候，这个本身与唐万新的执行力又有非常大的关系。范日旭则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隐身专家，关于他的情况，我不想多分析。你只需要“百度”一下，就知道了他的市场形象。

    唐万新给我们在友联总部开会布置完后，又组织召开了由友联总部与各金融机构董事长、总经理一起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让各金融机构完全了解友联模式，支持、配合友联模式。唐万新既给了机构的自主权，包括一部分业务的自主权、资金的管理权、财务权、行政权，同时又提出创新模式、创新产品，从事创新产品团队由友联统一协调、集中管理的方式，很好地处理了友联与机构、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关系。唐万新也是一个很公平的人，有很强的协调、平衡能力。强调友联的重要，他又不漠视机构的地位。他分析说，虽然机构都是由德隆控股，但毕竟还有其他股东，我们不能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德隆如果有能力，可以把百分之百的股份买到手。但我们现在办不到，中国也不允许。

    他告诉大家，整个国家都没有进行混业，我们设计的这些东西仅仅是过渡性的、阶段性的，大家不要认为现在这个模式是一成不变的、固化的模式，触及到的问题，大家要协商解决，在运动中、发展中去推进。

    会上，唐万新也让各机构负责人发言、讨论。韩新林的表态最坚决：“坚决支持，强力贯彻。”

    盛大的会议开完了，唐万新又组织执委，一次一次地审核我们设计的金融产品。我在产品设计的程序上采用的方法是：我拟出产品的提纲，然后定给每个团队，在规定时间内将每个团队的设计结果报上来，然后，我们组织产品总部和相关团队，进行逐一讨论。讨论完后，再一次进行修改。修改后，整理出两个版本，用于产品经理的培训与交易的执行。在产品总部修改后，按执委的要求，我安排时间，由每个团队负责人逐一向执委进行介绍。由执委一个一个进行审核。每次审核，唐万新都会对每个产品提出他的专业性意见。我印象深刻的尤其是战略并购这个产品。他不仅亲手起草了产品菜单的提纲，而且在产品菜单的审核上，又提出了许多专业性意见。

    他说：战略并购，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市场在哪里，有多大的市场。他认为，中国的投资银行业务最大的市场一定不是股票承销，他以1999年为例，当年全球并购达到1万5千亿美元的并购之最，全球的产业集中度已经那么高了，为什么还有如此大的并购产品产生，这就是机会。中国是发展中的新兴国家，产业化的时代不过才20来年，最大的特点是产业总量的过大与产业集中度低的矛盾。如果中国提高产业集中度，中国的生产效率会高得多，产业成本会降低很多，对能源、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也会少许多，科学的发展观需要用战略并购的手段去实现，否则，大家都在那里浪费资源。

    他以湘火炬为例，通过湘火炬作为并购平台。整合中国重型汽车，提高重型资本竞争力，推动中国重型汽车技术、装配、产品改良。不仅将湘火炬从一个小小的生产火花塞的企业，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重型汽车综合制造商，而且给中国的上市公司，塑造了一个典范。

    他认为，战略并购不仅市场大，收益高，而且充满了挑战，技术含量极高，对企业、对产业，对国家都会带来很多好处。

    其次，他要求要明白已经发生和出现的市场机会。战略并购的核心是通过战略并购促进行业整合，中国有的行业已经有了强势的整合主体。战略并购已经如火如荼，但有些行业正处于未整合阶段，战略并购的时机还不成熟。

    第三，要看在战略并购中，有哪些投资银行在参与，投资银行在战略并购中担任了什么样的角色，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得到了什么样的利益。

本文摘自《对中国资本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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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渝作为中国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资本市场发展的参与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亲身经历和多年的思考写了这本《曾经德隆》，非常难得。有实践、有理论的人和有实践、无理论或者有理论、无实践之人写出来的东西差别很大，世渝应该是有实践、有理论的这一种。这种感受、这种认识是一个不参与市场、不参与实践，只知道站在市场旁边对企业、对企业家指手画脚的人写不出来的。这本书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让中国去思考用什么方式来造就中国的大企业和强大的金融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