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的道德风险，锦标赛制度和组织

　　在企业和其他组织中经常会遇到合同的多个缔约方都采取隐藏行动的情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多边隐藏行动的合同问题的主要应用常见于企业的内部组织和其他经济制度中。一些研究企业理论的杰出经济学家如Alchian 和Demsetz(1972)或Jensen和Meckling(1976)认为企业存在的原因是为了解决团队的道德风险(几个代理人采取互补的隐藏行动)。他们论证了企业的所有者或管理者的作用是监督雇员，以保证雇员采取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隐藏的有效率的行动。因此，对多边隐藏行动合同的分析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还可以帮助我们间接地理解企业和组织。

　　相应地，第8章研究了以企业和其内部组织为主的多边隐藏行动问题。为了阐明本章中的一些关键性概念和研究成果，考虑一个雇主和两个雇员A、B签订合同的情形。A、B各提供(隐藏的)“努力”(1-lA)和(1-lB)。多边道德风险合同问题的一个核心特征涉及绩效评价：是单独衡量每个雇员的绩效，还是用一个总指标衡量两个雇员的总“贡献”？

　　在前一种情形中，当每个雇员的产出都是可观测的，比如说产出以概率pAj为θAj，以概率pBj为θBj（j=L,H）时，雇主的问题与前面讲到的雇员单边道德风险时的情况相似，只是雇主对雇员的报酬基于每个雇员的相对绩效：θAj-θBj激励合同的一种重要的类型是，代理人的报酬基于他相对于其他代理人表现得是否更好，这类合同被称为锦标赛制度。许多体育运动就属于这一类，雇员在公司内的层级晋升也可以被看作这种锦标赛制度的形式。

　　因此，在我们只有两个雇员且各自产出可以观测的雇佣合同的例子中，雇主可以通过一个雇员相对于其他雇员的相对绩效来决定工资，以提供更好的激励，并使两个雇员的风险更小。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喜欢通过晋升计划，即授予表现更好的雇员以薪水更高的岗位，来对雇员进行激励的原因。相对绩效评价可以提高激励的原因是，当雇员们同时面临影响他们绩效的相同的外生冲击(比如产品外部需求或投入品质量的改变)时，相对绩效评价可以从绩效衡量中过滤掉共同冲击给他们带来的风险。下面看看这是如何起作用的：考虑概率pAj(相应地，pBj)不仅依赖于个人的努力(1-lA)［相应地，(1-lB)］，还依赖于一个同时影响两个代理人的随机变量。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做法是使雇员的工资与他的绩效正相关，与其他人的绩效负相关。第8章广泛地讨论了在一般的多边道德风险问题中如何最好地利用相对绩效考核。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评论家批评美国CEO的薪酬计划中缺乏这种相对绩效的考核，这种批评从相对绩效评价角度看是令人信服也很合理的。比如，Bebchuk、 Fried和Walker(2002)批评了美国CEO的薪酬合同没有通过用指数化来过滤掉股票市场的共同冲击的方式对薪酬进行修正。他们认为这是对最优激励合同的重大偏离，也是大多数美国大公司治理失败的明显证据。但是也有人认为不进行指数化可以看作是使经理们做他们本职工作的最好的办法(当这样做成本很低时)，或者可以看作是对CEO市场的竞争压力的最优反映(Garvey and Milbourn, 2003;Jin,2002)。

　　让我们看第二种情形，只有一个单一的总产出是可观测的，用θAj+θBj表示，总产出的高实现值的概率依赖于每个雇员的努力。此时雇主面临着团队的道德风险。实际上，每个雇员的工作时间都是公共物品，因为提高联合产出对两个雇员都有利。很容易理解，这种情形下最主要的困难就是如何克服雇员之间的相互搭便车问题。

　　Alchian和Demsetz(1972)提出，雇员的搭便车问题可以通过引入雇主的监督来克服。也就是说，在这种观点下，雇主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监督雇员是否完成工作。他们还认为，雇主应该拥有企业收入的剩余索取权，而雇员得到固定工资。这样可以保证雇主有激励来进行监督。但是当监督的成本很高且不完美时，就需要通过给雇员基于团队总产出的工资的方式对其进行激励。我们将在第8章讨论的Holmstr?m(1982)的一个重要洞见就是：将总产出的一部分分配给雇员的最优激励条款，一般要求打破预算平衡。也就是说，把分给团队中每人的那部分加总是不等于1的。剩余的部分应该出售给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可以被看作是外部股东。

　　如果需要监督的雇员数量很多，只让一个雇主去有效地监督他们是不现实的。这样就需要多个监督者，并且需要有个人监督监督者。如果监督者的数量也很多，那么又需要多个人监督监督者，如此等等。因此，通过具体制定监督者的控制幅度(一个监督者能够监督的雇员的合理数量)，以及由于监督层级的增加而产生的控制权损失(从最底层到最高层之间的层级越多，对底层监督的效率也就损失越多)，人们可以发展出一套理论，来解释如何同时决定企业规模的大小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的最优层级。第8章也广泛地讨论了这类组织理论。

　　为什么随着监督层级的增加会损失一部分控制权？一个原因是中层的监督者有可能和雇员串谋起来，以对抗上级甚至企业所有者的管理。最近出现在美国的公司丑闻惨痛地提醒了投资者警惕审计人员和他们所要监督的代理人共同串谋的风险。这个例子生动地反映了多边合同情形下的串谋问题。特别要强调的是，除了激励约束和参与约束，最优多边合同还受到“无串谋约束”的限制。

　　

本文摘自《史上最完整、最权威的合同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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