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传承与蜕变

　　1950 陈嘉庚：叶落归根

1950年春天，一张名为“群英会上的赵桂兰”的年画被贴在了中国城乡千家万户的门上，内容是为了保护工厂财产而负伤的劳模赵桂兰被毛泽东接见。这一年，神州大地百废待兴，各行各业热情高涨，涌现出一批赵桂兰这样的劳动模范。
的确，新中国成立的欣喜还在延续，人们把摆脱压迫的幸福感化做建设的动力。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中国正试图以大国崛起的姿态回到世界舞台。尴尬的是，吃饭问题依然严峻。毛泽东委托其子毛岸英回老家韶山看望乡亲，后者最大感受是：“老家太穷，人们吃不饱，穿不暖。不少人家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靠吃野菜度日，甚至用树叶、树皮、树根充饥。”
2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全国财政会议，研究治疗中国财政经济困难的药方。3月，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全国的财政收出、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没过多久，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根据共同纲领公私兼顾原则，着重讨论了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问题。
公私关系其实本不该是问题。然而，在特殊环境下，不是问题的问题却成为了执政者最大的问题。其中，有一点耐人品味：《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私营商业，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不可少的”①。
“对于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疾恶好善，爱乡爱国诸点，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达其一，深愿与国人共勉之也。”这是陈嘉庚的遗憾。但也有人说，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商人的身份成就了很多政治家们终生都无法达成的梦想。
1950年，陈嘉庚落叶归根。

三十年商脉春秋

1949年开国大典上，陈嘉庚骄傲地以民族资本家和归国华侨的身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中肯评价，将陈嘉庚推向了命运的顶峰，人生在瞬间定格。
1890年，被迫开放的口岸及物质文明的发展不断冲击着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只是，西方新式观念在中国传统面前仍然势单力薄。
而此时，外面世界的精彩与日新月异已远远超出国人的想象。欧美正在崛起，日本也迅速实现西化。只有那些有机会走出去的人们才能知道，领先全球数千年的中国，衰退得竟是如此厉害。
读过几年私塾的陈嘉庚，“应父亲要求到新加坡帮助打理生意。新加坡经商多年的陈父已拥有30余万资产，经营米店、菠萝罐头厂、菠萝园和房地产。可由于染上洋烟，企业人心涣散，陈家呈江河日下之势”①。
来到新加坡，陈嘉庚先在米店协助族叔管理。后族叔返乡探亲，他代理经理，两年间米店获利丰厚。1904年，30岁的陈嘉庚葬母守孝3年后重返新加坡，陈家的生意已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宣布破产，背了一身债务。陈嘉庚感慨万千，“家君一生数十年艰难辛苦，而结果竟遭此不幸，余是以抱恨无穷，立志不计久暂，力能做到者，决代还清，以免遗憾。”
新加坡法律并不要求父债子还，陈嘉庚还是坚持承担父亲的债务——为孝才能立信。债权人为其诚信打动，纷纷资助他重操旧业。陈嘉庚筹集到7000多元（新加坡币），创设罐头厂，名“新利川”。产品定位上，新利川独辟蹊径，生产工艺难度大、利润丰厚的杂装产品，迅速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生产经营中，当日采购、当日生产、当日核算，避免了混乱和浪费。
一年下来，新利川赢利6万元。陈嘉庚再接再厉，一举购买500英亩闲置土地，种植菠萝——该菠萝园成为当地最大的菠萝园——以争取到产业链上游的控制权。他根本不满足于新加坡这块弹丸之地。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曼谷北柳港盛产菠萝，新利川的触角很快就延伸到该地。除了罐头产业，陈嘉庚还重操父亲旧业，从事米店经营，熟米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同时，他一掷千金，尝试橡胶种植。经过多次失败和不懈努力，橡胶园终于为陈家带来滚滚利润。几年时间，陈嘉庚不仅偿清父亲所有债务，更拥有四家菠萝厂、两家米厂、两处橡胶园，在新加坡商圈小有名气。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嘉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战导致运输困难，船只紧张扼住了商人的咽喉，陈嘉庚同样饱受其苦——米业需借助海洋运输。然而，与其他商人看着货物堆积而无所作为不一样，陈嘉庚开始兼营运输业务，4年收入高达160万元。直到1918年，两艘轮船被德国舰艇击沉，陈家的运输事业才被迫中断。
陈嘉庚经商早期，为了在短时间获得利润，哪里财源茂盛，触角就伸向哪里，只要有利可获，来者不拒。可企业步入发展期后，他砍掉了一些仅能在短期获利而缺乏潜力的产业。他逐渐退出罐头厂，把主要精力用于拓展橡胶业。一战结束，他已拥有3个面积达5000英亩的橡胶园和3家橡胶厂，总资产达400万元。
资本择利而居，任何利润洼地都能吸引大批资本蜂拥而至。橡胶业的高利润使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同行之间甚至开始贴身肉搏。为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陈嘉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打通整个产业链，控制橡胶业上游供应及中间加工阶段，同时跻身产业链低端，开办橡胶品制造厂，生产车胎、卫生用品和日用品。陈嘉庚胶品厂的“钟牌”平等黄底胶鞋甚至得到了文学家鲁迅的喜爱。为提升行业话语权，他低价买进9家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的胶厂，将橡胶园面积增加到1.5万英亩，以此避免在原料供应上受制于人。经过变革，陈嘉庚公司橡胶事业的利润一路飙升，1925年利润近800万元，总资产增值4倍，营业范围遍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3万余人。陈嘉庚在华人界名声如日中天。

风雨飘摇中的陨落

然而，陈嘉庚自己也没想到，1925年的鼎盛竟是昙花一现。
衰落似乎成了这一阶段南洋华侨的整体商业困境。1923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传奇元老简照南与世长辞。此后，南洋兄弟的业绩直线下滑。到1928年大萧条开始的时候，南洋兄弟累计亏损了500余万元，经过几次艰难的产业中兴，年度利润依旧没能超过60万元，而这个数字甚至比不上鼎盛时期的一个零头。日军占领东三省以后，日本烟草迅速覆盖东北和华北市场，南洋烟草在国势衰微中难以为继。①
就在简家逐渐失势的时候，同样身处南洋的陈嘉庚也告别了短暂的辉煌时光。一战后，西方大财团盯上了橡胶制品，争先投资橡胶厂。行业内恶性竞争导致橡胶制品泛滥。日本也通过税收优惠和出口补贴等国策降低橡胶制品成本，新马市场生胶价格大跌。陈嘉庚的公司腹背受敌，不得不在各财团夹缝中艰难求生，仅仅一年便由盈转亏，损失30余万元。
济南惨案发生，陈嘉庚牵头筹款救济受难同胞，创办《南洋商报》呼吁抵制日货。事隔多年，今日的“抵制”某国货品似乎已经跟不上全球化浪潮的涨落了，但在当时资本渗透的初级阶段，“抵制日货，购买国货”却是中外商战的一个颇为有效的营销策略。为报复陈嘉庚，日商用了很多令人不齿的手段，他们放火烧毁了陈家最大的胶品厂。当时，陈嘉庚在大陆的办学事业越做越大，为保证经费充裕，他不得不卖掉公司股份和橡胶园。随后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则成为压在元气大伤的陈嘉庚身上的最后一根致命稻草。连年亏损，连续办学，陈嘉庚累计负债400万元，资不抵债。汇丰银行等8家银行财团强势介入陈氏企业，陈嘉庚大权旁落，每月仅领取5000元薪水。橡胶大王光环尽散，空留下一声叹息。
历史大背景决定着商业的命脉。
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如狼似虎，正在合伙吞并世界。南洋各国沦为殖民地，在商业上为列强提供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南洋各国均被纳入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
在靠拳头和国力说话的全球语境中，商人只能看西方财团的脸色过日子，市场规则形同虚设，垄断成风。这时，一个商人能否成就卓越不在于他是否深谙市场规律，懂得经商之道，而取决于他所依仗的国家，其拳头是否足够硬。只有暴力潜规则，没有市场明规则。若干年后，当有人向陈嘉庚请教企业经营之道时，他的回答简单且心酸：“要有祖国做靠山，要有经济和政治的眼光。”
不管如何，陈嘉庚能于恶劣的经济政治环境下，曾经站稳脚跟并一度一枝独秀，他的从商智慧可见一斑。正如陈嘉庚自己所说：“一种实业的成功，不在初创时拥有雄厚的资金，而在经营得法与否，初创时都是极其渺小，经过长期奋斗，渐渐扩大，终成巨富。”他善于顺势而为，及时捕捉市场赢利点，根据需求不断调整经营方针——从菠萝罐头到橡胶产品再到海外运输，证明了其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并能够摸准世界经济的脉搏。

红色人生

勿忘黄帝儿孙任人鱼肉；
相率中原豪杰为国干城。
——陈嘉庚赠中央国术馆闽南国术南游团

寥寥数语 ，字字情真。
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同胞遭受疾苦艰辛，自己经营的企业也危如累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当商业生涯在种种不可挡因素下戛然而止时，陈嘉庚选择了用半生纾难救国。
1910年，陈嘉庚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以丰厚的财力支持后者的革命活动。民主的革命尚未争出子丑寅卯，日本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自身的裂变。陈嘉庚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中。
济南惨案发生后，应南洋华侨请求，陈嘉庚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四处筹款赈灾并发起抵制日货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陈嘉庚任主席。八年抗战中，南侨会募集捐款50亿元（国币）及飞机、汽车等军用物资，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坚强的后援。而在1934年，陈嘉庚事业虽逐渐衰退，但他在南洋仍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领导力，而且他的族亲、昔日合作伙伴甚至伙计有些成为商界大亨和金融巨擘后，也并没有落井下石，反而给予陈嘉庚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帮助。
1938年10月，陈嘉庚得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对日本“和平谈话”。他义愤填膺，警告汪精卫须知中华“民气旺盛”，“决不能亡我！”10月28日，第二次国民参政会议召开，陈嘉庚以参政员身份拍去一封“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邹韬奋如此称赞陈嘉庚这份提案的分量，“这寥寥 11 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①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希望国共两党以大局为重，不要“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他还冲破重重障碍，与延安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从此与延安结下不解之缘。杨国桢在《陈嘉庚》中记载了陈嘉庚的四个“惊异”，这四个“惊异”恰恰是陈嘉庚认为“中国希望在延安”的重要原因。

惊异一：
6月1日下午4时，陈嘉庚到杨家岭看毛泽东，毛蓄着长发，衣着朴素，给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谈话之中，两个华侨学生进来参加座谈，陈见他们无敬礼即坐，毫无拘束，很是惊异。之后，朱德、陈绍禹来访，也非常随便。谈话毕，学生离去，毛和陈在门外共进晚餐，10余人围坐一张旧方桌，一块陈旧的圆桌面摆放在方桌上，四张白纸覆盖在桌面上以代餐巾。开饭之前，一阵风吹来，餐巾也被吹走了。饭菜很简单，唯一的肉菜是一个鸡汤。毛泽东说：“我没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陈非常感动，要知道，他刚刚在重庆享用过孔祥熙80万元的招待。

惊异二：
女子大学的两名华侨女同学应陈嘉庚之约，前往陈嘉庚的住处交谈，天很晚才回去。陈心想两个女孩要走10多里返回学校，很担心，就问她们要不要派个人送一下。女学生都笑了，说：“陈先生放心吧，我们一个人走夜路都不怕，两个人就更没问题了。”陈嘉庚十分惊奇，说：“想不到，共产党统治的地方，民风这样好。”

惊异三：
6月3日，朱德陪同陈嘉庚一同前去抗大三分校参加欢迎会，并纪念该校成立4周年。抵达三分校时，大会尚未开始，篮球场上正进行篮球比赛，场边呐喊声响成一片。一名学生高喊：“总司令来比赛一次！”朱德爽快地把外衣一脱，请他人陪着陈嘉庚，笑呵呵地冲入场内，与抗大学生你争我夺，一连进了4个球。陈嘉庚在场外看得目瞪口呆。

惊异四：
6月4日下午，毛到延安交际处与陈长谈，夜10时左右才结束，刚出了陈的门，又进了住在隔壁的陕西省府科长寿家骏的房间。陈以为毛很快就会出来，就在外边等着送他，等了一会儿，不见毛出来，就回到屋里。过了一会儿出来看看，见毛的警卫还站在门口，连续几次都是如此，他只得回房间休息。第二天才知道毛与寿家骏一直谈到很晚，陈想不到毛泽东作为一党领袖竟与国民党一介科长“长谈若是”。①

大义无痕。抗战期间，陈嘉庚把不同背景、不同阶级、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方言，甚至不同政治立场的海外华侨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当时全世界华侨约1000多万，响应陈嘉庚召集的就有七八百万之多，可谓一呼百应。
据《南侨回忆录》记载：“1937年至1945年，南洋华侨每月捐款1000万元，将捐款存银行作纸币基金，国内可发行4000万元纸币。而国民政府军队300个师约300万人，每月食饷军费4650万元。至于寄回祖国的侨汇，则数量更多，统计共达55亿元。物力方面，海外华侨贡献也甚为可观。截至1940年10月不完全统计，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1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每月平均100批。”②
后来，毛泽东评价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及王若飞则称赞他“为民族解放尽了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尽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
陈嘉庚毫无保留地支持中国独立与富强，他认为“我国政治能办好，华侨人人心理上之愉快，比之霎时获资数十万元，当更狂喜”。作为一个因为不公平的商业环境而跌入低谷的商人，他也致力于重建中国融洽的商业秩序。如果“国家政治不良”，那么“回国投资无路，故资本家不论其如何辛苦，积血汗资千百万元，仍与祖国无丝毫利益关系，南洋将资本遗子孙，亦每每不逾一世而亡”。“假如国家政治优良”，则“儿女可受高尚教育，而己身投资祖国，机会尽多，中南航路畅通，故乡侨地，两可为家，随意而适，生前事业开拓，身后子孙贤能，令誉可以永葆”。


理想式的义举

教育不振则实业不兴，国民之生计日绌，……言念及此，良可悲也。吾国今处列强肘腋之下，成败存亡，千钧一发，自非急起力追，难逃天演之淘汰。鄙人所以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数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终日孜孜无敢逸豫者，正为此耳。
　——陈嘉庚

中西教育的差距恰恰是中西贫富差距的根源所在，“英美德法，男女不识字者百人中不满十人，日本新进百人中不满三十人。我中国百人中则占九十六人，呜呼，此人格欲立国于世界而求免天演淘汰，其可得乎？”①
近代华侨在家乡捐资办学，大约起源于晚清时期，陈嘉庚即属于其中的先驱人物。
1894年，福建同安县的集美社还是个小村落。这年的除夕，陈嘉庚的长子刚过“满月”，他就对自己年轻的妻子说：“我想用积蓄下来的那两千银元办个学塾。”②
妻子面露难色，儿子刚刚满月，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钱怎么可以倾囊而出用来办学？最终，陈嘉庚说服了妻子，学塾很快筹建。开馆当天，学塾门前挂上了他早想好的对联——上联：惕厉其躬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袷有容；下联：春发其华秋结其实，行先乎孝艺裕乎文。
第二年夏天，倾尽家财用以办学的陈嘉庚离开故乡，再赴新加坡。日夜如流，此间诸多变故不再复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的初步胜利给了陈嘉庚很大鼓舞，他自称“热诚内向，思欲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自量绵力，回到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
陈嘉庚早年办学出于慈善，方法尚显稚嫩，而此番回国就是目标鲜明、轻车熟路。客居新加坡多年，陈嘉庚在20世纪初的西方文明中耳濡目染。他组织了一次“市场调查”，通过走访了解到全县20余万人口只有县立小学校1所、私立小学校4所。严峻的教学状况让陈嘉庚决定彻底投身于“教育强国”的个人理想中。在他资助下，集美先后有了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以及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迅速燃烧起爱国人士心中的熊熊烈火。陈嘉庚在厦门浮屿陈氏宗祠邀请了社会各界的人士，在集会上，他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唯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若并此而无之，是置国家于度外，而自取灭亡之道也。救亡图存，匹夫有责。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①这一番“愚公移山”式的宣言表明了陈嘉庚办学的坚定决心，他宣布创办厦门大学，并当场捐出400万元，这400万元是当时陈嘉庚的全部家产。
此后，陈嘉庚继续为兴办教育四处奔走。经过努力，厦门大学最终成为一所拥有文、理、法、商、教育5个学院，17个系的综合大学。
陈嘉庚的商业命脉也在继续延伸。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纽约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席卷南洋，陈嘉庚的企业无法逃避这场灾难。因橡胶价格暴跌，作为公司最大财源的橡胶园亏损了几十万元，其他产业也接连亏损。一面是产业亏损不止，另一面是厦大、集美两校每年都要支出30多万元的经费，陈嘉庚却不曾放弃资助厦大，他称：“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直至1937年春，为全力维持集美学校，他将厦大无条件交给政府，厦大从私立变成国立。
在陈嘉庚的带动下，新加坡华侨办学蔚然成风。正如新加坡华侨领袖黄奕欢所说：“全部华人教育史上，嘉庚先生前无古人。南洋华人博得热心教育的美誉更起因于有了嘉庚先生。换言之，即起因嘉庚先生所造成的兴学风气。嘉庚先生以前没有陈嘉庚，嘉庚先生以后已有不止一个继起的陈嘉庚，我们希望将有更多更多敢向人类愚蠢挑战，以导引世界走向更文明更高度文化的陈嘉庚出现！”
陈嘉庚一生所捐献的教育经费高达1000万元。有好奇者计算：如将这笔经费购买黄金，到现在价值已是1亿美元左右。然而，纵然有万贯家财，对于日常生活，陈家人却处处精打细算。陈嘉庚的生活俭朴，自奉菲薄，床、写字台、沙发、蚊帐等都多年不换，外衣、裤子、鞋子、袜子全都有补丁。晚年他规定的伙食标准是每天5角钱，经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陈嘉庚说：“鄙人在新加坡时，地处繁华，每月除正当费用外，零费不及2元。所以如此者，盖以个人少费一文，即为吾国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之兴学。”其后人回忆：“父亲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平日身上的现款不超过5元。他从来不在外头乱花一分钱。事业进入黄金时代，属下各公司获利800万，他显然是南洋一带富豪，可是生活上自奉甚俭，起居有常。”①
陈嘉庚逝世后，将国内存款320余万元全部捐给公益事业，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分钱。他在新加坡的不动产则捐给集美学校作永久基金。

落叶归根

1949年，内战进入尾声。
在毛泽东的热情邀请下，陈嘉庚回到大陆。与毛泽东见面后，他这样告诉毛泽东：“毛主席，十年前在延安临别时，我答应你做的两件事全都做了。头一件，我回到重庆就跟蒋介石说，共产党一心抗日，对国民党绝无恶意，劝他和共产党真诚合作，团结抗日，可他就是听不进去，良药苦口呀。第二件，我不待回到南洋，在全国各地就把延安所见所闻如实介绍，因此，蒋对我产生恶感，我也不顾，凭着良心与人格，不能指鹿为马呀！”②
作为华侨代表和侨界召集人，回京后的陈嘉庚全力投入新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10月1日，陈嘉庚以华侨领袖的身份参加开国大典，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人生的辉煌在这一刻定格。
1950年，陈嘉庚结束了新加坡的事业，回国定居。在南洋风雨飘泊四十载，终于落叶归根。此时，他眼中的中国有无限光明的前途，“全国解放，成立人民政府，兴利除弊，百政维新，将见三大国中原属落后的中国，勃兴发展，独立自强”。
1961年，这个既非豪门巨姓出身，又未当上一官半职，手中无权无势，却究其一生都在为国家和民族殚精竭虑的老人在京病逝。回顾他的人生，几乎贯穿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疾风骤雨的80年。贫困、革命、战争、政治动乱、社会动荡、经济改革、国家转型与命运淬砺，所有的这一切都成为他坎坷人生的生动参照。他准确预测到了大国崛起的姿态，却没能享受到这个崛起的过程。
陈嘉庚遗体入殓时，3000多人前往吊唁。尔后，首都2000 多人参加了公祭大会。公祭结束，周恩来、朱德领先执绋，护送灵柩上灵车。其遗体用专列运至厦门，当时万人夹道，纷纷与之告别。而在南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界，举行万人追悼大会。灵堂中的横匾写有“万世流芳”，两旁悬挂一对挽联——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

四字精神

有人总结出“嘉庚精神”——忠，公，诚，毅。
忠，指爱国主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华侨领袖支援祖国抗战；公，指倾资办学，重义轻利，“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不惜倾家荡产；诚，指诚信，代父还债；毅，指百折不挠，“肯负责任、做事不中辍、尝试不成仍继续前进”。钢铁大王卡内基说：“去世时仍然富裕的人是可耻的。”陈嘉庚在去世时几乎身无分文，他的大半生都用来“挥霍”他苦心创造的财富。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家回报社会的方式，对于企业家和企业自身也意义匪浅。管理大师彼得•圣吉认为责任感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愈来愈多的企业已经不用传统方式来凸显自己，而是以责任感使自己脱颖而出。企业如今不仅提供给顾客好的服务、提供给股东好的报酬。有些企业也承认，他们负有善用力量的责任。社会授予企业追逐利润的权力，随着权力而来的是责任。但责任感的意识在过去数十年并不明显。当企业的力量扩大，但责任感却在恶化，会造成不堪想象的结果。”
多数商业史着重于描述企业家创造财富的手段，而对于陈嘉庚，更多的笔墨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偏重于他如何散播财富。但不管如何，我们都不能改变这样的历史顺序与逻辑：陈嘉庚先是一个企业家，然后才是一个教育家和爱国主义者。
据陈氏后人回忆，晚年的陈嘉庚喜欢朗诵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实上，范仲淹正是他推崇备至的人物。在他1946年所著的《南侨回忆录》弁言有曰：“对于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疾恶好善，爱乡爱国诸点，尤所服膺向往，而自愧未能达其一，深愿与国人共勉之也。”

华侨对中国经济的贡献

回顾华侨的创业史，其间血泪纠结。几十年沧海横流，记录了他们的慷慨人生。艰苦打拼过后，华侨手握巨额财富，成了不同国家（地区）的首富，甚至举足轻重的商界领袖。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传奇的商业历程，对祖国的挚爱，对故乡的关怀。他们为中国经济腾飞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7年，是一段痛苦的记忆。抗战爆发以后，为了支援大陆，南洋英、荷、美、法等属68个港岸的华侨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此后，他领导各属华侨积极募捐。
陈嘉庚再次变成了“富”冠南洋的金主，他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奉为“抗战财神”。陈嘉庚是一位有远见的华侨，政治上，他代表1000万南洋华侨；经济上，他掌管着巨额款项。他发出了痛骂汪逆卖国的电报，他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这些言论因为他的特殊身份而在历史中留下了特别的印迹。
今天，华人遍布全球。他们走到哪里，都能在最短时间内入乡随俗，继而开辟出自己的天地。华侨们都有一个特点：移居海外的华人即使在别国繁衍了几代，他们的命脉依旧与那个叫做“中国”的国家无法割舍。
东南亚总面积44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不到6亿，华侨、华人约3000万，是世界上华侨、华人最集中，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他们在中国近100年的历史中扮演着一种独特的角色：祖国遭遇战乱的时候，他们伸出援手；祖国百废待兴之际，他们慷慨解囊；祖国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同样有他们的闪闪光辉。
马来西亚的郭鹤年、林梧桐；新加坡的黄祖耀、郭芳枫；菲律宾的陈永栽、施至诚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和李文正……他们的华人身份比他们头上的财富光环更值得我们珍视。
1985年，享有“亚洲糖王”和“酒店大王”之称的郭鹤年在北京投资建造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此后，郭鹤年在大陆的投资一发不可收拾。人们熟悉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北京最高档的写字楼国贸大厦和嘉里中心的主要投资人，都是郭鹤年。2007年，郭鹤年向主持“希望工程”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捐赠5000万元，帮助贫困儿童完成学业。事实上，据公开资料，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郭鹤年凭一己之力帮助中国政府打破经济封锁就被誉为爱国华侨。
国际金融巨头、新加坡大华银行集团董事长黄祖耀对中国经济尤其是金融业的起飞同样贡献卓越。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之一，大华银行1984年在北京设立了第一家办事处，1985年在厦门设立了第一家分行。华侨领军的外资银行为中国金融业的整体繁荣以及未来的金融改革都起了引领的作用。
“菲律宾百货巨头”施至诚说过：“我在中国投资，一半是基于乡情，另一半才是商业考虑。”施的话代表了华侨在中国投资的普遍心理。而除了直接投资，他们为故土带来的间接经济效应也不可忽视。
改革开放之初，回乡探亲的华侨不经意间激活了当地的一批产业。他们从国外带来的“洋货”让刚刚做好经济起飞准备的故乡人大开眼界，小到糖果、雨伞，大到电冰箱、彩电，无一不让老街坊们觉得新奇。中国两大伞都之一的福建东石就起步于当年一位华侨带回来的几把“洋伞”，当地民众“依样画葫芦”，生产规模日益庞大，最终成就了今天与杭州“天堂伞”齐名的“梅花伞”。
《中国对外贸易》英文版主编石净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近几年，投资和外贸是拉动国内经济的两驾马车，海外华商企业对国内的外贸出口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应该说是促进国内出口的主力军。与此同时，由于华商投资企业不少是中小企业，而且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加工业，因此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和工作机会。无疑，海外华商企业对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解决就业问题作用很大”。
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瑟罗则以一位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待华商，“海外华商对中国内地改革的最大贡献，不仅是投资，而且教会了他们的同胞运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华侨“一半乡情、一半商业”的投资心理，包含的意义并不只是“爱国”，因为依照国际法规，很多华侨已不具备中国国籍，但在他们略显念旧的思维中，始终有这么一个比自己国籍所在更重要的国家。这个国家超越了国籍，超越了时空，给了他们难以言说的民族皈依。

延伸1950：西南硝烟

1950年，陈嘉庚回到大陆。他眼中的北京一片安详，且昂扬着生机。
同年，中国西南，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如火如荼。战争一方领导人邓小平，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展现了其军事能力之外一样不凡的经济治理能力。
初春的一天，重庆歌乐山上林园隘口，整齐地站着两排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一辆架着轻重机枪的军用卡车由远及近，呼啸而至。邓小平、刘伯承与贺龙，三人自进入西南以来首次见面。
邓小平笑着对另外两人说:“今天，我们三龙际会……”
“三龙际会，此话怎讲？”贺龙不解。
“贺老总是大风大浪中闯出来的龙；刘司令员今年57，属龙；我邓小平比刘司令员小一轮，也属龙。”
刘伯承一听，连声说：“好，三龙际会，我们在大西南搞出一个样子来。”
贫穷在啃噬着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而此时的大西南，却有了些风云际会的感觉。然而，三位老总不曾预料，看似一潭死水的大西南，背后隐藏着“险滩恶浪”。
春节前后，投机商私底下囤积居奇，加之国民党特务暗中捣乱，重庆、成都物价涨风突起。比如：米贩子成群结队勾结一起，雇人排队抢购粮店平价出售的粮食，7元买进16元卖出，一进一出，获利一倍还多。霎时间，西南市场大有陷入混乱的趋势。以邓小平为首的高层周密策划，与投机商人开展了一场经济超限战——两白(大米和棉纱)战争。
在重庆的“大米战争”中，面对市场囤积平价粮后再哄抬高价出售的投机分子，邓小平说：“牛已过河，再拉牛尾巴是回不来的，只有牵牛鼻子，牛才会跟你走。”他的对策是，政府一方面查处不法粮商杀鸡儆猴，另一方面国营粮店挂牌米价上调价格，连夜从川东、川南紧急调运大量粮食进重庆。不知玄妙的不法粮商利令智昏，再次抢购。仅10天后，邓小平一声令下，国营粮店“大变脸”降为原价，并大量供应。米贩子们才恍然大悟，急呼“上了共产党的当”，最终赔得血本无归。事后，川北一家面粉厂的老板感叹，“共产党不仅会打仗，还会管理经济”。①
如法炮制，成都棉纱的物价也被强行控制。
邓小平的经验在全国推广。经过保值储蓄、精简节约运动以及打击黑市等措施，5月物价逐渐回落，困扰中国人民的通货膨胀暂时告一段落。作家老舍这样兴高采烈地给他的国外友人回信，“今年夏天天气很热，不过最近两天凉快了一点。市场上梨、苹果、桃子很多。我的小女儿除了苹果什么都不吃，她晚上还要在床上藏几个苹果。北京现在很好，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人人都感到欢欣鼓舞。食物也充足。人们开始爱新政府了”。

1951 纺织工人的春天

1951年的中国，是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中国，更是充满着重生活力的崭新中国。
上一年开始的“新解放区”土改运动进入高潮，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随即风起云涌。春天，全国上万干部、专家，扛着背包，奔赴农村。梁漱溟报名参加了中共中央组织的赴西南土改团，“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10月，他在《光明日报》发表长达1.2万余字题为《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的长篇文章，形象地评论共和国与农民的关系：“此次到西南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立起的，每一农民都是一块基石。”
与此同时，意识到“工人对待工资，就像农民对待土地一样”的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也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工资改革。改革的重心和结果是，改变了极端混乱的旧工资制度，全面实行“八级”工资制度，统一了以“工资分”为工资的计算单位。新的计量方式出现，工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98%的职工增加了工资，全厂工资总额增长30%。
工资增加，意味着人们可支配的收入多了。年初，在北京隆福寺庙会的基础上，一个能容纳千户以上摊商的大型商场开始修建，共建有4个大货棚，东西货棚面积各2200平方米，东北和西北货棚各800平方米，整齐对称，修起长为618米的围墙，货棚内设有格子间并安装了电灯，“东四人民市场”雏形已现。
经济土壤中的种子蠢蠢欲动，挣扎着意欲破土而出，中国在政治上也开始呈现山河一色的光亮。5月，北京依然沉浸在春风的吹拂之中，水面垂柳临波的中南海勤政殿内，周恩来总理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至此，中国内地的每个角落都有五星红旗的傲然飘扬。
人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更是令人喜自心来。

新中国百废待兴，为百业俱兴提供了原始舞台；政治上的安定，也为经济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在新中国经济蹒跚起步时，作为传统支柱产业的纺织，已经抢先起步，散发出独特的光芒。

历史的前因后果

2009年世界企业500强排名中，中石化和中石油分别排在第9位和第13位，这让关注中国企业发展史的人感到莫名兴奋。
这确实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完成了跨越历史的几个阶段：从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再到1978年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这些具有标志性的事件都沿着经济建设这条脉络在推进，但却迟迟见不到中国企业家的身影。
改革开放，让消失了几十年的私营经济重新登上历史舞台。那些“投机倒把”和“下海从商”的各色人等，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构建起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企业。这些企业和随着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央企”和“国企”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们没有“体制”，它们崇尚效益，它们在不断发生变化。但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排名如此靠前的中国企业，依旧是体格庞大的央企，而不是私企。
大型国企从新中国建立到今天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都扮演着不可动摇的经济摆渡人角色。傲立潮头的，似乎永远不可能是风生水起的民营企业，尽管民营企业也从“廉价劳动力”中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从纺织服装、皮具箱包、塑胶制品、玩具到家具，中国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纺织服装产业，堪称“衣被天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中国被冠以“世界工厂”的称号，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所谓“劳动密集型”企业争夺国际市场的唯一武器就是——人。企业的利润、国家的经济收益都是基于超级廉价的劳动力所获得的巨大红利。
纺织业，就是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给中国整整30年的竞争力。
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时，需要以低劳动力成本的行业为切入点，这是发展的必然。只是，在“劳动密集”造就一个制造大国的同时，是否削弱了这个国家的创造力？
未置可否。60多年过去了，中国并没有形成世界级的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它们追求卓越，讲究创新，甚至在下一个60年中依然可以“基业长青”；它们受人尊敬，被追随者模仿，并以此为榜样；它们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商业实力，能够在行业领域里“一言九鼎”，稍微一动就能引发关注与热议。
这种认识催生了“产业升级”的概念。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面对市场萎缩的困局，“劳动密集”的弊端进一步显现。针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之道”的严峻话题，梅新育这样说：“危机之际确实需要通过各种政策来保护我们的海外市场，尽可能维持出口规模不至于萎缩过大，但盲目的‘保出口企业’不应成为我们的专一目标，‘保出口产业’才是我们的适当目标。”
“企业”与“产业”，一字之差透露出来的还是一以贯之的思路——国家型的“企业”，事实上是举国之力兴办的“产业”，两者并无实质区别。
“中国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做好危机旷日持久的准备。”这种危机早在历史的源头就埋下了种子，之所以需要改变，就是因为现在到了收获“苦果”的时候。
“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海外竞争对手主要位于发展中国家，他们虽然可能具备成本比我们更低的所谓‘优势’，但其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比中国差得很远，在危机当中会比中国同行更早地成批倒下。”
与此相对，另一位长期关注中国经济与企业发展的学者郎咸平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至技术密集型企业“将是一大悲剧”①：

拿玩具和手机卡芯片来讲，利润很高啊，但是中国如果转型成功了，有能力制造手机芯片了，利润是多少？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方案是不是也存在误判啊？就目前中国产业链，中国制造业生产芯片，利润和生产玩具一样，都会是零。
芭比娃娃大家都知道吧，那也是玩具，为什么人家能够保持高利润，这最根本就是定价权之争……中国的玩具制造业，只担负着制造环节，其余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和零售却往往掌握在别人手中……中国这么多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完全丧失定价权，这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被掌控定价权的产业链榨干了利润。而中国一旦转型做高科技产业后，如果还是保持在纯制造，利润依然会被国际分工榨干。
最大化争取企业利润才是真正的内需。基础建设已经产能过剩了，再搞就是一锤子买卖，要想真正让中国制造业突围，就是产业整合，争夺产品定价权。

深究历史，会激活我们审视当下的敏锐嗅觉。
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史上，国企在不断推进的时代大潮中，凭借着中央政府的支持和举国之力——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优势，构筑起了庞大的企业帝国。大国企和小工人的关系，就如梁漱溟的长文《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评论共和国与农民的关系：“……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立起的，每一农民都是一块基石。”
再引用郎咸平的一句话：“比方说将玩具厂改建成芯片厂，那么，用100个玩具厂换1个芯片厂，100个玩具厂解决100万人就业，而一个芯片厂只解决2万人就业，剩下的98万人何去何从！”
纺织工人、制衣工人、建筑工人，他们作为劳动力非常廉价，可他们的每一个劳动细节都为经济大厦添砖加瓦。他们的命脉和中国企业、中国经济的命脉生死相连……命脉相连的时间似乎可以追溯到1951年。

纺织工人大翻身

抗美援朝，西藏和平解放，土改……一系列关键词，组成了1951年的主色调，全国的解放预示着春天的真正到来。
社会演进过程中，无论基于政治目的，还是基于社会自身差别和不平等，社会总是表现为一种高低有序、等级错落的层级状态。解放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工人阶级是处于最底层的一类，被冠之以“被剥削阶级”的称谓。新中国，新气象，搞建设，最大限度地释放这部分生产力，成为摆在面前的头等大事。
上海早期的产业工人，大多来自郊区及附近农村，还有一些贫穷的城市居民。随着“洋布”大批量涌入市场，土布销售土崩瓦解，停机歇业导致从事手工棉纺织的农村妇女在无路可走之后进入纱厂做工。20世纪30年代对一家日商纱厂的调查显示，60%以上的女工，是江苏省和安徽省附近一带的农村妇女。
毫无话语权可言的工厂女工，在别人屋檐之下讨饭吃。尤其是纺织厂女工，整天处在噪音、尘埃、湿气重的环境中进行超负荷劳动，每天工作12小时，每人每天平均吸入0.15克花絮，十之八九会患肺病。一些纱厂甚至无视人体生理规律，规定工人上厕所要领牌子，有的女工往往领不到牌子，而发生大小便拉在裤子里的闹剧。①
最基本的权益得不到维护，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更坏的是个人的生命岌岌可危。许多工厂中，女工遭受罚款、打骂、凌辱是家常便饭，甚至还被迫害致死。体罚、搜身现象也很普遍。一名叫方兰英的老工人回忆，当年在日商棉纱厂做工时，工头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让其站在雨中挨淋。对工人最不尊重的则是搜身制。其中一种是在放工时搜身，以日商棉纱厂最常见。放工时，工厂出口处先由华籍女看守搜身，一旦发现疑点，再由白俄罗斯女看守搜查，会搜到内衣内裤，由此侮辱女工的事件屡见不鲜。
旧社会有自己的痼疾，而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新中国的成立，就意味着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进行改造，着力营造市民的翻身感，如同在农村实行的土改一样，是最为迫切的要务之一。
翻身则意味着一种状态和方式的倒置，它所蕴含的力量在于，个体在短时间内没有渐变、没有过渡就完成了存在状态和社会位置的根本变化。正因为如此，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社会资源稀缺的人群，其身上所背负的政治和经济使命才能够得以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上海市一届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废除了有50年历史的搜身制，以及种种不合理的罚款制度。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各种劳动保护法规和劳动保护设施的逐步健全，工人尤其是女工的劳动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2月，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女职工生育，产前、产后给假56日，难产或双生增加假期14日，怀孕不满7个月小产，给予30日内产假。7个月后的9月15日，全国劳动保护工作会议修订了《保护女工暂行条例（草案）》，其中规定：禁止虐待、打骂、侮辱或歧视女工；女工与男工的工作技术和效能相等时，应得同等报酬。
一系列政策的保驾护航，让工人们充分享受到翻身的快感。
“谁养活谁？！”振聋发聩的呐喊，成为当年《新苏州报》开展大讨论的主题。“工人的尊严在哪？工人的辛勤劳动体现在哪？工人的权益在哪？”话题一展开，整个社会的热情一下高涨起来。
思想引导行动，而讨论则是思想火花的碰撞，是行动的先兆。1951年，“搜身制”彻底被废除，原来每天12小时的工作时间改成8小时，两班制改成三班制……所有的变化都很真切，“各个欢天喜地，纺织女工的脸都变得红润起来”。
“欢天喜地，难以想象的欢天喜地！”所有这些细节，都值得回味与记忆。

一个人与一个行业

“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这句话对于旧社会的贫苦百姓而言，着实未有丝毫矫饰色彩。与金钱观念很浓的现代人相比，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则显得更加单纯与朴实。他们身上的高度劳动热情与积极性，是推动当时经济大潮前行之推手。
前景的美好与光明，却无法掩盖现实的不足与困难。
新中国成立之初，与其他行业相比，纺织工业的恢复较快，然而，企业管理尚未适应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旧的官僚和私营资本企业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企业，急需进行“民主、生产和经营”这几个方面的改革。
这年，青岛纺织业开展了一项名为“红五月”的生产劳动竞赛活动，主要目标是增产节约。多家棉厂的细纱车间对值车工生产的皮辊花实行按机台、人员过磅，逐月进行记录，作为考核依据。竞技状态中，人们的潜力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出乎预料的是，青岛第六棉纺织厂细纱车间甲班第三组的值车工郝建秀，成为一匹当之无愧的黑马。“她每天纺出的白花最多为6两，最少也有2两，连续7个月平均皮辊花率仅0.25%，与当时1.5%的平均水平相比，郝建秀出皮辊花率仅为全国水平的1/6。”①以这惊人数字，郝建秀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20世纪50年代，旧制度正在消除，新制度还未完全建立，一切都处在形成的动态过程中，是一个迫切需要榜样、需要偶像的年代。
2月，山东省工矿企业检查团来到青岛，郝建秀以“接线好、浪费少、清洁棒”的技术特色，吸引了纺织工业部和全国纺织工会的关注。4个月后，有关部门组成专门小组，对郝建秀的工作进行观察、测定，最终形成一套“细纱工作法”。
盛夏时节，“郝建秀工作法”正式命名，全国推广。
偶像就这样诞生了。号召一出，各个车间立即掀起创新热潮。不久，国棉六厂也形成一套适合各类机械操作的方法。
据统计，仅1951年，青岛市就创造和推广了17种新工作法，增产节约300亿元（旧币）。“当时，我们人手一本郝建秀工作法小册子，工人们每天上班都会揣在口袋里时刻翻看、背诵。”
郝建秀，几乎以一个人的力量推动了整个行业工作方法的改变。
为了进一步推广郝建秀工作法，让这种先进经验变成实实在在的财富，青岛纺织工会和华东纺织局青岛分局成立了郝建秀工作法推广组。
此后，推广小组先后在青岛第三、第六、第七棉纺织厂推广，其他棉纺厂也派去了技术人员和细纱工人跟随推广组学习。
偶像的驱动力加上高涨的学习热情，郝建秀工作法推广工作势如破竹。
截至8月末，青岛各纺织厂的细纱工已经迅速掌握了这种全新的工作方法。国庆节过后，青岛市发出通报，号召“全市青年团员向郝建秀同志学习、看齐！”很快，这位“女工明星”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的表扬：“积极工作和学习，创造了新的工作方法，成绩值得表扬。”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北京接见了她。
根据统计数据，1951年到1978年，中国棉纱年产量从43.7万吨增加到238.2万吨，棉布年产量从25.2亿米增加到110亿米。纺织工业的可比产值，从55亿元增加到620亿元。
随之，“衣被紧缺”问题基本解决，在全国人口增加到10亿的情况下，全国人民生活纺织品供应得到保证，并随即在国内商品供应中最先出现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1978年中国棉纱、棉布年产量已经占据世界首位，“纺织大国”的轮廓基本显现。

16岁的纺织“天才”

13岁就进纺织厂成为工人，16岁形成自己的“细纱工作法”，这就是郝建秀的标签。
1951年，纺织女工“郝建秀”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名字。而中国纺织业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客观上为这场“造星”运动提供了现实土壤。
2000年是世纪交会点，回顾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百年历程，就中国纺织工业来说，前50年，无疑是一部辛酸史，后50年，则是社会主义历史背景下谱写的一部自豪史。
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作为最具实力的一个传统产业，纺织工业以“500万棉纺锭、13万毛锭，17900个企业，75万职工”的工业总规模，成为新中国开国初期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之一。
尽管纺织工业规模庞大，但对于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仍显得捉襟见肘——1950年，全国棉布产量仅为25亿米。按当时国内人口简单计算，人均分得量不足5米，换句话说，每人分得的布料仅能做一套衣服。其他社会用布、工业用布，则没有着落。
为缓解这种情况，新中国成立之初专门设立了纺织工业部，该行业遂成为“一五”期间经济建设的重点。上海、青岛、武汉等纺织工业老基地随之满负荷运行，浩浩荡荡地建设现代化纺织工厂、“纺织城”的宏伟场面一时无双。
在这种背景下，郝建秀的出现，赶上了时代鼓点。
1935年，郝建秀出身于青岛贫苦家庭，家中共有子女9人，她是老大。10年后，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接管青岛。此时10岁的郝建秀一心想当纺织厂工人，但因为年岁过小，数次被拒绝。青岛解放后，13岁的她终于成为纺织厂女工。
当时，国内一片凋零，百废待兴。青岛各纺织厂急需工人，回忆当初进入纱厂，颇有历史的偶然意味，“青岛国棉六厂招人，我俩手牵手一起去报名，我被分在了细纱车间乙班1组，她去了甲班7组。当初去工作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多挣点钱养家。”郝建秀的姑姑当初带着年幼的侄女，一起进了这家纱厂。
郝建秀也成了工厂里年龄最小的一员。但是出于赚钱养家的目的，拼命工作的郝建秀每月所拿工钱却不比其他女工低，第一个月拿到71元（旧币）工资。
那是一个充满动力的年代，人们对新生活无限憧憬。新政府带给她们的，是更胜于物质的梦幻色彩。
青岛国棉六厂，按照不同工种，把工人分到不同车间，郝建秀分到细纱车间。由于年纪小，刚开始时她显得有点稚拙，甚至连续几天都遭到批评。“给棉线接线头是件很累的技巧活，一旦接不好棉线就会变得疙疙瘩瘩，成为皮辊花，只能被清理出来当边角料处理掉，很浪费。”一次皮辊花超重受到批评，郝建秀百般愧疚，这个新中国第一代纺织女工的自尊心让她开动了脑筋，“我不想拖集体后腿，一定要把技术搞上去”。她拜老工人为师，经过两年苦学，她终于熟练掌握了机器操作规律，还“自成一派”，总结了一套多纺纱、多织布的高产、优质、低耗的“独门秘籍”。
1951年，作为全国工业劳动模范，郝建秀来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和国庆宴会，代表工人同志给毛主席敬酒。一个16岁的孩子，端着酒杯来到毛主席面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一滴水可以折射整个太阳的光辉，一个人也必然映射时代特色。作为中国纺织工业发展的标志性人物，郝建秀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勤勉、聪慧、不知疲倦。
正是由于1951年奠定的坚实基础，中国纺织生产从大工业化生产前期的以引进外国技术为主，顺利转型为以国内技术为主，参考外国经验，开始了大范围的革新和改进。

从纺织工人走出的副总理

个人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作为纺织工人中的突出一员，郝建秀书写着自己的故事，而与其同属纺织系统的吴桂贤，则经历着另一种传奇。
2008年10月，资产负债率高达346.54%的西北国棉一厂宣告破产，让人扼腕叹息。作为新中国第一家国营棉纺织厂，它曾经是纺织业的骄傲，不仅走出过举国闻名的劳动模范赵梦桃，也走出了中国第一位工人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
让西北一棉工人引以为傲的是，自己所在的工厂是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在西北地区兴建的第一个棉纺织厂。“西北国棉一厂的辉煌和发展，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曾经拥有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回忆当时的峥嵘岁月，工人们依然保持这样的共识。
在西北国棉一厂50多年的历史中，3位纺织女工成为标志性人物：赵梦桃、吴桂贤与翟福兰。
作为20世纪50年代纺织行业的代表，赵梦桃是“纺织战线的一面红旗”，创造了一套先进的清洁检查操作法，并在陕西省全面推广；而翟福兰作为赵梦桃小组的组长，也是全国劳模；最令人称奇的是吴桂贤，其从工人到副总理的轨迹，堪称时代的经典轨迹。
郝建秀工作法盛行的1951年，吴桂贤从河南巩义逃荒到陕西咸阳。
面对西北国棉一厂招工的机会，只有13岁的她谎称16岁参加了考试。虽然考试结束后谎报年龄被识破，但经不住她的软磨硬泡，工厂只好将吴桂贤收下。
从此，她穿上白围兜，戴上白帽子，成了西北国棉一厂的第一批工人。整整23年，她一直在这里，朝夕不离。
1975年，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治理整顿。而毛泽东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提出要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出于各方面考虑，需要从工人中选拔一名副总理，且要求是女性。
为避免“四人帮”势力的扩大，周恩来否决了上海造反派头头王秀珍，提出要从西北工人劳模中选拔，吴桂贤火速进京受命。
显然，这是一种时代的巧合，个人命运偶然间被人为的选择所改变。
到了北京，周恩来找其谈话，她问：“让我来北京有什么任务？”周恩来说：“有大任务啊，让你当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干不了。”“许多事情并不是人一生下来就会干，况且还要经过全国人大的选举任命。”周恩来的话似乎无可辩驳。
随后，四届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吴桂贤经选举后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当年37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副总理，也是最年轻的副总理。
虽然做了副总理，并分管纺织部、卫生部和工青妇工作，吴桂贤每月仍然只拿西北国棉一厂的76元工资。按照毛泽东指示，吴桂贤与陈永贵实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
尽管吴桂贤的政治“跃进”是一个大环境的产物，但吴桂贤本身的才智、工作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完全可以证明她是一名出色的纺织工人。此后，学习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弊端逐渐浮出水面，传统的轻工业在遭到冷落后重焕生机。

未来模糊不堪

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总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甜头没有尝到，弯路却走了不少，直至九转一回，才磕磕碰碰找准前进的方向。
郝建秀和吴桂贤开创的纺织时代，顺应了社会趋势——当“重工业”模式不断碰壁后，国家的高层自然会寻求改变，而这一次无疑选择对了目标——依赖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中国纺织业及其他“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能够轻易地“超英赶美”，在世界大市场中“所向披靡”。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棉纺织业规模一度扩大到4200多万锭。1999年，全国生产棉布250亿米，总产量遥遥领先于世界，人均20米的产量也居世界前列。
现在，每天全球纺织和服装贸易额达10亿美元，中国深享其利。只是，当中国纺织品与西方高科技产品不对等，而让人着迷的服饰在孟加拉以低于每小时0.07美元的工资被生产出来时，中国的纺织业是否需要亮起橙色预警？
曾经，低价竞争和企业对利润的追求，使得中国纺织业以几何级数增长。正因如此，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经济和数量庞大的纺织工人。然而，伴随出口征税、人民币升值、能源及劳动力成本上升，东南亚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大有赶超中国之势，尤其是在传统劳动密集型的服装业以及相关的纺织、印染产业。
中国纺织印染领域的龙头老大——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深有体会，“威胁中国的对手来自像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它们缺少基础设施，但能提供大量价格更为低廉的熟练工，并且增长潜力巨大。”作为LDC（欠发达国家）的发起国，孟加拉的纺织服装产品可以免税进入日本、挪威；而拥有高质量的黄麻，使得孟加拉国的纺织服装部门占有79%的出口创汇总额。
成本优势消退，中国纺织在发展中触礁；缺乏自主创新意识，则是致命之伤。与国外生产的高档面料不同，中国纺织业处于全球纺织产业链的低端。
于是，当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进入品牌和产业链上游的竞争后，“中国制造”以低成本、低价格的低端形象，在全球化舞台上扮演着“跑龙套”的角色。
曾经无比辉煌，如今萧萧落寞。
纺织工人的身份不再耀眼，而中国纺织业的未来也模糊不清。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中国商业下一个60年让人扑朔迷离的一段折射。可难道，仅此而已？

1952 卢作孚：船王之殇

1952年，没有什么比“三反”、“五反”运动更让人刻骨铭心。
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951年底发起的“三反”运动在这年掀起高潮。
这一年，共有900万人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不法资本家受到打击，可过于猛烈的运动，让一些优秀的民族资本家也蒙受牵连。
在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内部开始了整肃运动。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的指示》，要求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同月10日，公审贪污腐化分子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在保定举行，河北省高等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两犯死刑，立即执行。临刑前，记者的相机对准张子善时，后者说：“唉，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受教育！”①
这是一个粗线条的年代，人们大多沉溺于对重大事件的描述，一些细微的变革和变化尤其是经济方面的，虽然微小却值得记载。尽管政治运动一刻不停，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取得了相当令人瞩目的成就：荆江分洪工程完工，蓄水量达60亿立方米；黄河下游兴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水渠——人民胜利渠；成渝铁路通车，天兰铁路通车；土地改革如火如荼；莫斯科经济会议后，英国48家集团突破“中国禁运”，到中国访问，打开了中国闭关贸易的一条门缝；泸州老窖跻身中国最古老的四大名白酒之列，宜宾五粮液酒厂则恢复了五粮液的生产；远东集团领航人徐有庠投资设立1万锭纱厂，创办了远东纺织公司……
这一年，中国国民总收入是日本的1.4倍。不过，从当年起，日本经济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随后进入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其间出现过三个超高速阶段，即“神武景气”、“岩户景气”、“伊奘诺景气”。日本很快将中国远远地抛在身后，而后者将花几十年的时间苦苦追赶。
当理想无法照进现实，有人选择忍辱负重，有人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952年，新中国的序曲刚刚奏响，很多商人欣喜于良好的经商环境即将建立而跃跃欲试。然而，就在这一年，近乎完人的中国船王卢作孚因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自杀。

近乎完人的中国船王

个体的微观命运总是嵌入到时代中，往往无法左右潮流的走向，但历史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却能清晰直观地从个体的喜怒哀乐甚至生与死上反映出来。
1952年，中国进入和平年代。前无古人的各项建设事业尝试着进行，因缺乏经验难免犯错，甚至有些“左”、有些“右”的做法，但每个人都对时代的剧变呼唤雀跃。毕竟，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然而，新时代曙光乍现，卢作孚就选择用大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新华社内参报道时，在卢自杀消息上，加了“畏罪”两字。
在毛泽东的“四个不能忘”中，他是“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的卢作孚”；中共中央称赞他“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晏阳初称其为完人；敢和毛泽东唱反调的梁漱溟认为他“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在美国杂志《亚洲与美国》的文章中，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商人，大办船运，连军阀都对他礼让三分，成为难以撼动的船王；抗日战争期间，他一个人和一支船队，在宜昌上演了轰动一时的中国式“敦刻尔克”大撤退，让国脉延续；一角试验田——北碚，成为他浪漫主义的最好栖息地……就是这样一位近乎完人的人，倒在了盛世即将来临的黎明。
卢作孚曾说：“要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来；凡日本人做得来的，中国人都做得来。只要学会了他们的技术和管理，便会做出他们的事业。”①
他一生有很多理想和抱负——长江变通衢，中国的船队遍布世界各地的海洋……如今这些蓝图正一张一张实现，他却因为一时饱受侮辱而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国难当头时，他都能忍受屈辱，负重前行，竭力在中国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追逐理想与梦想。新中国来临了，他竟然变得如此脆弱不堪。
如果不了解卢作孚几十年的人生经历，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他要如此仓促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其实，他表现出来的永远都是一个不打折扣的理想主义践行家，竭力在黑暗中寻找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一旦他认为理想受到玷污，他就再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在他看来，中国近百年来频频受挫，根源在于中国近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关系。受这种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人们的社会生活是为了家庭、族人、邻里和朋友，而不是事业、区域和国家。所以，中国必须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才有希望。卢作孚之子卢国维这样总结他的父亲：用一句话总括——培养建设的力量，边破坏边建设，破坏也是为了建设，是为了更好地建设。

民族航运的标杆

1893年，卢作孚出生于四川省（现重庆）合川县。当时，正值晚清末年，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哀、最黑暗、最动荡、最复杂的时期。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国人的尊严与自信在入侵者面前不堪一击。后来一批立志实业报国的民族资本家大多出生于这个年代。跨越了两个世纪的这一群人所具备的民族感使他们较之常人，更有忧患意识且报国心切。
卢作孚面容消瘦。植物学家胡先骕描述他眼中的卢作孚，“虽不到40岁，看上去貌若五旬，须鬓苍白。一经接触，就能感受到理想家气质，目光冥然而远，声音清而尖锐，办事的热忱，舍己为人的精神，处处都像个宗教改革家。”卢作孚一生命运多舛。他家庭贫困，靠卖合川特产桃片筹措学费。他仅读了6年小学，以后的学识靠在社会这所大学中获得，所以自嘲为“小学博士”。他做过报社记者、主编，参加过同盟会、少年中国学会，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他也参与其中。
1924年，在军阀杨森邀请下，卢作孚在成都开办民众通俗教育馆。仅一年时间，他就把一座混乱不堪的公园建设成了拥有较为完善的现代文化娱乐设施的公共文化场所。但是，连续的军阀混战让卢作孚认识到，依靠军阀进行社会变革显然行不通，在纷乱的军阀政治面前，教育救国的理想只是对牛弹琴。
与其在军阀的政治角逐中为理想寻找寄居的夹缝，不如自己为理想主义培育温床，卢作孚逐渐从社会变革转向实业。正如他所说，“办实业，等于是在办教育，要把事业当中全部工作人员培养起来，提高他们的技术和管理的能力。”民生公司和北碚试验区，是卢作孚以建立新的集团生活为中心的社会变革的主要代表。无论是民生公司还是北碚试验区，卢作孚都在不遗余力地以一己之力量渗入社会腠理，治疗中国落后顽疾。
1925年，卢作孚和友人黄云龙创立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取名“民生”意为立足民生、报效祖国。选择此时创业并非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卢作孚个人没有资本，东拼西凑了5万元钱。从行业背景上看，川江航运也不是黄金时代。事实上，“选择着手事业为航业，正是扬子江上游一般航业十分消沉，任何公司都无法撑持”。从外部条件来看，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开办一家新的轮船公司，却有一堆不开办的理由。但是，卢作孚破釜沉舟地开始了创业。
1926年6月，民生第一条船“民生号”进入川江航道，船上人员一共有45人，卢作孚出任总经理，月薪为30元，协理15元，其他人员为10元。“民生”开业那天起，卢作孚就约法三章：废除买办制，实行经理负责制；完善旅客服务工作；取消船工向旅客索取小费。这时，“民生”也有了卢作孚构思的广告画——“民生号”徜徉于激流中的长江三峡，远处是闪闪发光的峨眉山金顶，重庆、上海、广州、大连甚至东南亚、日本，人们都看到了这张朝气蓬勃的广告画。
当时，正值外国船只横行川江。日本及美国轮船公司，凭着强大实力，企图独霸川江。由于竞争惨烈，华轮公司濒临破产。在这种形势下，卢作孚曾经与地方军阀的关系起了微妙且关键的作用：地方当局明令轮船进出港口，须得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从而迫使日美公司接受海关检查，开创了外国轮船接受中国地方政府检查的先例，并废除了甲级船员必须用外国人的陈规，要求外国轮船冲翻中国木船必须赔偿损失。
结果显而易见，名不见经传的民生公司一年下来股东竟分到25%的红利，先后购买“新民号”和“发家船”两艘船，采用“三条轮船，两条航线”方针，来回穿梭于合川、重庆和涪陵三地。可即使如此，民生仍难以在业界形成气候，卢作孚救国的抱负更无从谈起。于是，他决定吞并小企业逐步做大，化零为整，实现以小搏大。只要愿意出售的轮船，他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愿意与民生合作的企业，不管资产是否优质，民生都愿意帮他们还清债务，若有结余则作为股本入股民生。
今天看来，卢作孚迅速在航运市场抢占制高点，及之后创造的神话都是高风险的资本游戏。民生的扩张可谓疯狂和不计后果。仅1931年，就有7家轮船公司并入，总吨位飙升到1500吨。1932年，一家英国轮船公司也被民生吞并。越来越多的船运公司插上民生旗号，四川境内所有通航的河流都能坐到民生船，航线延长到5000多里。日美公司由盈转亏，见事不妙，亦悄悄退出川江。
多年夙愿，卢作孚终于实现——成为中国船王，不断切割外国轮船原先抢占的水上“蛋糕”。军阀杨森对卢作孚说：“假若来生投世，我一定拜你为师。”

无度扩张的反例

任何行业新秀异军突起，无一例外会遭到竞争者封杀。民生公司的崛起速度令外国人瞠目结舌。他们不允许让一条“中国船”称霸川江航线，于是通过大幅降低运价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排挤、扼杀民生。曾有人预言，1935年必有两家轮船公司倒下，其中一家就是民生。而事实上，这一年的民生以更快的速度冲刺，而这么快的速度竟是在违背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实现的。
把民生的扩张史复制到今天，恐怕100个民生也会成为明日黄花。改革开放后，无度扩张往往是一味毒药。诸多倒下的企业，大多是因为盲目扩张患了不治之症。说到底，企业扩张是砸钱、烧钱的买卖，也是一场高风险的豪赌。扩张有道，或许能气冲云霄；扩张无度，则血本无归。无度扩张让无数企业掉入黑洞。摊开的馅饼下面，很多时候是深深的陷阱。
德隆唐万新，一个与卢作孚一样对扩张情有独钟的理想主义者。为了缔造“唐氏帝国”，他频繁“扩张！扩张！扩张！”，涉足多个行业，构建了庞大的德隆系，以至于远远超出了唐万新能控制的范围。同样为构建企业帝国而跑马圈地，身处恶劣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卢作孚竟然成功，而在和平年代的唐万新输得血本无归。
卢作孚违背商业规则的跳跃式成长，今天的企业家（无论他多么优秀）难以复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与今天相比，前者生存的宏观环境与文化氛围大相径庭。卢作孚生活的年代，恰是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尊严尽失的年代，外国列强的船只在川江耀武扬威，中国人民早就不甘受辱，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
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往往比市场规律更起作用。受两大主义驱使，任何一个本土企业打着“爱国”的旗号，消费者一般都会一呼百应，只要该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是一无是处。特殊背景下，决定商业运作的不是规则，而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张通行证。卢作孚提出“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得到广大民众支持。民生实施吞并时，目标就是“联合国轮，一致对外，避实就虚，各个击破”。
爱国色彩浓厚的口号使得一些优秀的轮船公司愿意“下嫁”给实力并不强大的民生公司。外国的货轮上，提货单和航程簿用外文，大多数乘客看不懂。卢作孚不仅把提货单、航程簿改成中文，轮船上的甲级船员也禁止让外国人担任。乘外国人的船，中国人都会不舒服地感到像是“外国人的天下”。乘中国人的船则心生骄傲，著名女学者陈衡哲在《川行琐记》里写道：“我们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适——这是一艘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船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民生公司招徕了无数消费者，外国公司望尘莫及。
而在商业环境不断改善的今天，更加合理的商业规则与市场规律才是决定生死的风向标。商海航行，没有不带伤的。太想让企业枝繁叶茂甚至独木成林，把企业看成一个筐，什么赚钱就把什么往里装，却忽略了企业的根还不够深、不够壮，最终只能造就一个流沙帝国。违背成长的规律，必然会受到盲目扩张的惩罚。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只是为民生公司招徕顾客提供了可能，而卢作孚在服务和制度方面的创新，则将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有人这样说，治理公司与其学盖茨，不如学卢作孚。有效的管理是企业的生命，而有效的管理者是赋予企业生命、给企业注入活力的要素。没有管理者的有效领导，生产资源之间的整合往往就会一团糟，难以转化为产品。管理者的素质与高绩效是企业不可或缺的。
在企业管理上，卢作孚一改传统的“三包制”，实施“四统制”。公司所有事务不是由船老大说了算，船上工作人员由公司统一任用，财务由公司统一管理，燃料由公司统一发送，驾驶由船长统一管理。卢作孚是民生最宝贵的资源，他行之有效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使公司避免了扩张过度带来的后遗症。
在服务上，卢作孚制定了完整的规章制度，仅考核成绩表就多达27种，颁布了“经理须知”、“船长须知”、“驾驶员须知”、“轮机须知”、“理货须知”、“茶房须知”、“水手须知”等公司条例，以提高公司服务质量。在民生公司，人人都是服务员，连卢作孚都亲自为客人倒茶送水。一位在外地求学的四川学生这样描述民生公司：

民生公司的轮船票价不高，学生有折扣，伙食有五样菜。船员、茶房对人礼貌，行李安全，设备好，夏天还可以洗澡。没有阶级之分，通舱客可以到官舱去玩……雪白的床单、枕头，井井有条的茶壶、茶杯，整洁安静的船舱，处处都让人惊讶。在这里只要不出房门，不走下去，就仍和太平年月的出门旅行差不多。

卢作孚的不断并购，让民生成为航运帝国，再加上加盟的企业良莠不齐，民生公司很有可能成为一盘散沙。但出人意料，民生没有被盲目扩张搞得焦头烂额，其根源在于，卢作孚从创业伊始就夯实了公司文化——民生精神。他认为，民生精神才是民生公司的灵魂，“大至一个民族要有民族魂，小至一个公司要有公司魂，一桩事业要有事业精神。要做到这些，必须每个人都要有一种精神，一种气魄。只要每个人都具有这种精神，那公司、事业、民族也就具有这种精神。”
特殊的国情、有效的管理及凝聚力强的企业文化，支撑着卢作孚的迅速扩张。今天，特殊的国情不复存在，改革开放30多年，盲目扩张而失败的企业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名单。中国的商人们可以继承卢作孚精神，却不能复制他的成长方式。这也是卢作孚留给我们的商业思想遗产。

中国式“敦刻尔克”的导演者

1938年秋天，当一个国家民族工业的生死存亡全掌握在一个船运公司企业家手里时，这段故事的传奇色彩就更显浓厚。这个企业家叫卢作孚，他率领民生公司完成了著名的宜昌大撤退。在日军的炮火下，他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经三峡航道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电视专题片《卢作孚1938》

“二战”炮火纷飞，部队撤退多有战例。与大多数撤退由军人指挥相异，中国的一位实业家也曾指挥过号称“东方敦刻尔克”的大撤退。此次规模浩大的撤退，甚至改变了此后国家的走向。
卢作孚是幸运的，并不是人人都像他那样有以个人行为扭转民族命运的机会，即使他富可敌国。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天津陷落，淞沪败退，南京沦陷，武汉失守，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民族存亡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卢作孚临危受命，担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及水陆运输委员会主任。卢作孚之子卢国纪写道，“国难当头的这一年，民生公司放弃了当年最后5个月里绝大部分的商业运输机会，将上万吨重的重要机器和军械物资从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运到武汉，再运往宜昌；而运费，只有平时的一半。”
大批难民在等待过江。等船7天的叶圣陶赋诗“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好不容易买上甲板铺位的老舍描述过江之难，“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开饭，昼夜的开饭。茶役端着饭穿梭似的走”。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的大量工业物资也滞留在宜昌江畔。
卢作孚认为，包括枪支弹药在内的工业物资是国家仅存元气，决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此时日军已向宜昌步步逼近，更让人心急如焚。川江快到枯水期，大轮船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按民生的运力，需运送一年时间。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召开通宵会议，决定采取三段航行法，除极其重要而且卸载困难的设备直接运输到重庆，其他物资都在三峡或万县卸载，以后再转运。并决定白天航行，夜间装卸，不放过一分一秒运输物资的时间，争取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司的运输能力。
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卢作孚这样描述他们浩浩荡荡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在日本战机的狂轰滥炸下，经过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川江穿梭，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共运送人员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宜昌大撤退成功完成，为中国抗战保存了实力。民生“这一年，上前线去了，没有做生意”，为此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员牺牲117人，伤残76人。
宜昌大撤退后，民生继续承担抢运物资的任务，先后从湘桂兵工厂和宜昌抢运了5000吨和1.6万吨器材。如果没有民生危难时刻的大抢运，中国长江上游的大后方不可能有大量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迅速投入生产。没有军事物资，中国军队赤手空拳，拿什么抵抗日本的侵略？
一个人、一支船队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一方面源于卢作孚个人的爱国情操，另一方面也源于其自始至终在民生灌输的民生精神。

重庆北碚的乡村建设活动

卢作孚从来就不希望自己只是一个商人，他更想做社会改革家，从商只是实现其抱负的一个手段。重庆北碚的乡村建设活动，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项事业。
出任峡防局局长后，卢作孚进行以北碚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北碚具备内地乡土社会特征，“第一是赌博，赌博愈多愈大便愈有希望。第二便是庙子，唱戏，酬客，一年大闹一两个月，是他们的面子。你要在场上去办一桩什么建设事业，绝对找不出一文钱来。他们却每天可以有千块钱以上的输赢，每年有万块钱以上的戏钱、席钱开支。”很多乡绅和军阀都愿为卢作孚投资。当地有名的温泉公园就是卢作孚从当地军阀拉的投资，给他们的回报是在公园里立一大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募捐启事，川系军阀首脑刘湘、杨森、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赫然在列。
由于融资有方，北碚先后有了三峡织染厂、北川铁路、天府煤矿，这些成为卢作孚乡村建设最有力的经济支撑，乡村实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在雄厚的经济支持下，实验地修起公园、图书馆、体育场、科学院、博物馆和医院，大力提倡文化教育。短短几年，北碚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由赌博成风、盗匪出没、落后贫困的僻壤变成初步现代化的城镇。抗战期间，北碚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城，复旦大学、中央大学迁到此地，教育学家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到此处继续开展事业。北碚成为旧中国乡村建设的“桃花源”。
“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这一直是卢作孚的社会改革梦想。他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建设，应以竞赛代替斗争。”
一语成谶。“人人为社会，社会为人人”的和谐理念，使卢作孚认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然而，“阶级斗争”的国家意志，最终彻底粉碎了他的现代化之梦。“临难毋苟免”成为他的宿命。身殉理想与事业，皆因哀莫大于心死。

清教徒之死

很多人都把卢作孚称为清教徒——为而不有，公而忘私。
卢作孚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自己和家人却过着清贫的生活。卢作孚一家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屋和土地，住房都是租或向民生公司借的；他们吃饭也很简单，困难时期吃饱都很困难；卢作孚在民生公司的工资也不高，他兼任几十家企业董事长所得收入，也全被用于公益事业；卢作孚不愿当官，形势所迫他曾任交通部次长等职，一旦任务完成，便立刻弃官。任职期间，他也不领全国粮食管理局的工资。像这样的人，在以反贪污为目标的运动中，怎么会被牵扯其中？局势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
《工作的报酬》一文中，卢作孚写道，“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然而，命运给了卢作孚不公平的待遇。他渴求“求仁得仁”，被一再邀请下自香港归来，并让公司海外18艘商船陆续返回内地后，却因遭受冤屈自杀。
想当初，卢作孚回归内地时，何等意气风发。他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在与国家领导人的畅谈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期望。风光无限之后，政治运动初露端倪。“镇反”运动中，民生大批重要干部先后遭拘捕和镇压，公司上下人人自危。卢作孚更陷入了一张精心编织的弥天大网。在巨大压力下，他被迫“资遣”公司元老邓华益。
1952年1月，全国开展“五反”运动，民生实施“民主改革”，很多董事、中高层管理人员难逃干系。与此同时，民生财务千疮百孔，公司面临上万员工发不出工资的困难，旗下“民铎”轮恰触礁沉没，更是雪上加霜。
事实上，民生公司财务危机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前。宜昌大撤退后，民生仍然不断扩张，卢作孚同时担任几十个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美国航运业巨头凯赛尔在重庆航业协会演讲时感慨，“世界上有史以来航运事业的发展均由海洋而江河，由下游而上游，唯独民生公司是由江河的支流发轫，由上游而下游，这真是一个奇迹。”卢作孚创造了奇迹，同时带来了“树大招风”的危机。孔祥熙、宋子文一直对民生念念不忘，但无果而终，可卢作孚因此遭受报复。他在加拿大贷款购船时，宋子文对借款担保百般托词推脱。内战时，军差频繁，通货膨胀严重，导致民生摇摇欲坠。同时，无度扩张的后遗症在危机中显现，卢作孚早年的管理形同虚设，人心不稳，之前凝聚人气的“民生精神”沦落为一纸空文。
忧心如焚的卢作孚第一次求助北京，中央决定破例提供旧人民币1000亿元（合今1000万元）贷款，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转告。卢逝世前两天，北京来电确认此事，可获知消息的民生副总经理童少生却未告之卢作孚。卢死前下午，共事多年的两人同坐办公室里，童没有说一句话。直至卢作孚逝世后，童少生一拍脑袋说：“把这事忘记了。”一句话的轻描淡写，阴阳两隔的不堪局面。
作家赵晓铃在《卢作孚最后的日子》一文中披露：2月6日上午，民生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卢作孚首次当众检讨，当场落泪。两天后上午，民生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公股代表张祥麟做检查，大意是与卢作孚北京出差时，一起吃饭、洗澡和看戏。此时，卢作孚的通讯员关怀突然揭发，暗指张祥麟受了卢作孚“糖衣炮弹”的腐蚀和拉拢。关怀原为民生一轮船上的年轻服务员，卢作孚离港返京前调他担任通讯员，让他住自己家里，抽出时间亲自教其文化，对其仁至义尽。2月8日大会前几天，关怀忽然搬出卢家。
会后，卢作孚把关怀叫到办公室，当着民生公司高层，劝其发言要负责任，夸大事实、无中生有的话不要乱说。后者并不接受劝告，且有恃无恐。据卢氏后人说：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洁身自好。他自然难以理解用私人工资招待同事这样的正常交往怎么成了腐蚀干部，他以心交之的工作人员怎么会忘恩负义。他视人格尊严为生命，无端的侮蔑和侵犯，对他无疑是极大的刺激。当晚卢作孚便服药自杀，并用钢笔在一张毛边信纸上给妻子留下遗嘱：

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
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
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
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晚8时，卢家人发现卢作孚自杀，他的夫人蒙淑仪向民生求救，童少生、张祥麟依次赶来，目睹卢的死亡。令人不解的是：卢家仅离仁济医院200米，3个多小时内，两位公司实权人物竟未将卢作孚送到医院抢救。
卢作孚死后，民生立即转入“清反”。襄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几乎全部入狱，两人被杀。面对员工的自发悼念，组织上提出要“彻底摧毁卢作孚思想的统治”。
官方《关于卢自杀的报告》及“内参”报道更对卢作孚泼尽脏水。同年9月，民生公私合营，成为毛泽东褒扬的样板。

一场中国商业史的悲剧

仓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是卢作孚太脆弱，还是他已经感觉到中国“山雨欲来风满楼”？
卢作孚死后，重庆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仲平一语惊人，认为“死得其时”。后人很难假设，如其不死，他的人生将走出什么样的轨迹。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心高气傲的卢作孚注定经受不住无数次的人民“革命”。显然，运动刚刚掀起风浪，他的生命就难以承受其重。
在他死后的18年，在邓小平和胡耀邦多次关心下，中共四川省委经过半年多调查，对卢作孚平生功绩作了如下结论：他热爱祖国，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曾从香港组织一些轮船回来参加祖国建设，对恢复和发展内河航运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不会忘记。
这是一个惜字如金的结论，低调得有点惨不忍睹。为何连些许廉价的赞美都不愿给这么一位在抗战中倾尽所有、保存国脉的民族企业家？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写道，“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层，没有占据显要的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一直以来，商人的地位卑微而受歧视。在人们眼中，商人的角色往往缺位，他们创造财富却被称作谋取暴利，他们贪婪且见利忘义，他们活该被勒索，他们的价值轻易地被一笔带过。
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全国政权到手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政治运动愈演愈烈，民族资本家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客观地说，中央政府实施的“三反”、“五反”运动目的在于打击民族资本家中的不良分子。但政策一提出，人们便争先恐后地充当政策的执行者，处心积虑地寻找着运动的目标，一旦揪出就是“杀无赦”。连卢作孚最信任的通讯员都第一个跳了出来，要问卢作孚的罪。追根溯源，还是中国人轻商心理在作祟。
企业家被妖魔化和边缘化的文化基因，影响着社会对企业家的认知以及企业家对自己的认知——他们只是被长期蔑视的买卖阶层。卢作孚只是受迫害的民族资本家的缩影。很多民族资本家在数次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造中失去了财富甚至生命。人们对“问罪”资本家这样的运动乐此不疲，并没有想到他们扼杀了一代中国企业家，导致中国企业家出现断层，成为中国经济不可挽回的损失。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中国企业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锤炼。在与外国资本角力中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第二代企业家，不仅学养、素质堪称精英，就是经营方式都中西贯通，令人叹为观止。可惜的是，这代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基本上都湮没在了浩瀚的人民运动之中。过急、过快的改造，使他们心有不甘地退出了商业舞台，几乎消失殆尽。多年后，当中国人终于意识到市场经济的价值与意义时，这代人大多已人去灯熄，健在的也垂垂老矣。中国商业界不得不从零开始，重新培育自己的企业家。当第三代、第四代成长起来时，人们又发现：跟当年企业家大多出身书香门第或胸怀大志不同，新生代的企业家鱼龙混杂，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某些作为也常令人叹息。
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贫富分化加剧了人们对企业家的偏见。不少人如猎狗般躲在黑暗中，嗅着企业家或其领衔企业危机的味道。一有涟漪，这些猎狗就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急不可耐地把导火索点燃，媒体、公众质疑的目光接踵而来，对手、仇家落井下石。富豪榜是最好的例子，它把不少幕后企业家拉到前台，原罪、现罪接踵而来，榜单成了不祥之兆。
商之大者，为国为民。对于卢作孚，如果“为国为民”得不到认同，就不仅仅是遗憾。卢作孚谢世前，除了遗嘱，还说了一句话，“我累了，我要休息。”为民生公司困境所累，为莫须有的罪名所累，他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战火连绵的时代，他以种种抗争的方式坚韧地活下来；一切百废待兴时，他却不明不白地倒了下去……
所幸，卢作孚死后若干年，时间已为他正名。然而，斯人已逝，以卢作孚为代表的这一代民族资本家也随之彻底消失。以此肇始，私人资本于中国的经济舞台暂时消失，28年之后它才重新出现；而“企业家”在传媒上的公开“复活”，则需要等到1987年。
1999年，卢作孚和其妻子的骨灰一起合葬在重庆北碚公园的“作孚园”内，从此长眠于他亲手创建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北碚。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北碚的变化日新月异，国家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卢作孚为之奋斗一生的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民族梦想在一步步地实现。如果卢作孚地下有知，或许会为此感到欣慰。

1953票证登上了历史舞台

一些地方仍是战火纷飞，世界还没有彻底从战乱中奔逃出来。
第34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上任不到半年，朝鲜战争已经打了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用火红的钢条烫掉了胶鞋底部的“中国”字样。正是这支神秘而具有出色战斗力的军队帮助朝鲜打败了联合国军，朝鲜战争宣告结束。而远在古巴的卡斯特罗率起义军袭击圣地亚哥东北蒙卡达兵营，古巴革命爆发。
3月，斯大林逝世。对于这位苏联领袖，《人民日报》如此评论：苏联党和国家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死后，中国举行的哀悼活动不亚于苏联。毛泽东甚至发布命令：“全国下半旗志哀”。志哀期间，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
同年，国内却是全国山河一片祥和。
年初，《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的社论指出“1953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2月，《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正式通过，推动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全国各地开始普遍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乌托邦式的农业合作社将人们引向一条结局未知的道路。
新中国的商业史是一部宏观经济史，国家的大手遮盖了广袤的国土，企业的角色在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中，忽明忽暗，难以捉摸。

“户口”之下有粮票。这是一个被异化的物件，也是计划经济另一层面上的发明。
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社会物质财富很不充裕，人们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因此，政府不得不实行商品的计划供应与分配，而各种票证就是取得商品的唯一凭据。

票证：计划经济编年史

从1953年票证出现到1993年票证制度彻底废止，整整40年。
40年里，中国人凭票生活。各种票据比官方发行的钱币更有价值，钱币只是钱币，而票据是粮食、油、布匹、电器……是衣食之本。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同步展开。当时主管中央财经工作的薄一波说：“新中国成立头几年，国家掌握粮食，以征为主，以市场收购为辅。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年至1952粮食年度为61∶39；1952至1953粮食年度为56∶44。”到了1953年，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农产品需求迅速增长而供给相对不足，粮食成为稀缺资源，危机一度出现。
种种现状直接促成了1956年毛泽东那篇著名的文章《论十大矛盾》。
1953年10月，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全国粮食形势非常严峻。一些主要产粮区未能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而粮食销售量却在不断上升，京、津两地的面粉已供应不足，必须实行配售。
可以想象，在农业生产技术落后，5亿人的生活都紧巴巴的情况下，还要集中财力去进行国家初级工业化和农田水利建设，一切物资供应就必然紧张。
群众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异常缺乏。出于意识形态的稳定考虑，政府并不鼓励私营经济。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一大批急切希望改变生活现状的人铤而走险，用一度盛行又饱受打击的“投机倒把”方式赚取差价，成了那个时代的第一批受益者。而在1953年，“票证制度”是解决物资供应紧张唯一可行的办法。
所以，陈云提出“票证”的想法的确是迫不得已，却又势在必行。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
10月16日，中共中央相继通过《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粮食流通体制从此进入长达31年的统购统销时期，粮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1月15日，又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后来又对棉花和棉布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国家开始对社会资料和产品采取有计划生产，而对商品采取计划供应，对单位、个人进行计划分配。
在中国历史上，遇到灾荒年代，国家无法通过统一调配粮食缓解危机。有时连首都的粮食都难以保障，从而直接引发政权危机。新中国建立初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粮食需求急剧增加，而供给相对不足的时期。通过统购统销，由国家直接控制农产品资源，提高了国家的行动能力，并促进了新生国家政权的稳固。
由于计划供应先从粮食、油料开始，最早实行的就是粮票、食用油票等票证。到后来，全国2500多个市县，还有一些乡镇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一些大企业、厂矿、农场、学校、部队、公社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一时间，票证种类繁多，相继涵盖了各个行业。
那个年代，粮票给人的记忆最深刻，甚至居民迁徙也必须考虑它。在当年城镇居民迁徙户口时，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粮食关系”。对于拥有城镇户口的居民来说，“粮食关系”与城镇户口同等重要。如果居民想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除须办理户口转移手续外，还必须办理“粮食关系”的转移。没有粮食关系，就没法吃饭。同样，如果没有粮票，有钱也无济于事，因为钱不能直接购买物资，只有粮票才能买到粮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城镇居民物质极端匮乏，大多数人家里吃了上顿愁下顿，往往未到月底，家里的粮缸就见底了，类似于今天城市里的“月光族”。
而那时的粮店比今天的影院首映式还要热闹，每月有固定的几天，上级单位会把粮票发到粮店内，粮店再配发给居民。每逢周末或月底，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那时的小孩子不是被父母打发去打酱油，而是被派去排队。快排到时，大人们拎着米袋奔来。他们一丝不苟地盯着秤杆，真的是“斤斤计较”。
与“消费者”的急切相对应，粮店职工的繁忙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的银行工作人员。居民买粮时，他们首先要求对方出示粮食供应证。等“验明正身”收回粮票后，工作人员会把粮票贴满一整张报纸，再刷上一种特殊的紫色涂料，以防重复使用。很多地方，下发各区县的粮票由专业运票车运输，警察随车押运。回收的粮票有人专门负责清查，每过一段时间送到造纸厂销毁一次，负责监督销毁的人等到所有粮票变成纸浆方才放心离去。
直到20世纪80年代，粮票的作用依然十分重要。除了粮票，还有各种各样的票证。按照各种票证的大致用途，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食品类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各类蛋票、糖票、豆制品票及蔬菜票。服装和用品类的票证更为繁多，从跨栏背心、裤子、鞋，到肥皂、洗衣粉、火柴，全部凭票供应。一些相对贵重的商品，如电器、自行车等更是一票难求。
票证在商品稀缺情况下保障着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稳定了整个市场和社会，但票证毕竟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人们的生活因为票证带来了种种不便。在这种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收回生活用品的所有权、使用权与分配权，迫使当时的商业阶层切断了和农民的经济联系，最终促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票证是我们国家发展行进中的必然选择。20多年后，当改革大潮山呼海啸而来的时候，潮水淹没了种类繁多的票证，同样淹没了刻骨铭心的计划经济体制。

章乃器：首任粮食部长

中国历史从主体上而言属于人民群众，但成为史学家记述历史关键线索的往往是诸多政治人物。因此，我们在回忆1953年登上历史舞台的票证时，不得不越过票证去回忆它们背后的人物。这些需要我们回忆的人当中，国家首任粮食部长章乃器首当其冲。
20世纪30年代章乃器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时，创立了国内首家中国人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而他后来与宋庆龄、沈钧儒等组织救国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因此被捕入狱，成了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章乃器的救国热情并非空有其表。他不只是崇尚理想的革命理论家，更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实业上有所建树，在经济理论上亦有过人之处。
1918年，21岁的章乃器进入浙江实业银行当实习生。3年后，受五四运动影响，他走上追求民主与科学之路。1927年自办《新评论》，与陈公博的《革命评论》、王昆仑的《再造》等风头正劲的时评杂志并列，锐不可当。
创办杂志是章乃器人格健全的标志，在经济理论这种更实在的社会运行原理方面，他也有了新的突破。1932年3月，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的章乃器，受累于洋人对资信调查行业的全面霸占，与同道银行人士办起中国人自己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这种针对银行客户的专业信用调查机构在旧上海的金融领域举足轻重。凭借过人能力，章乃器只用了4个月时间就将中国征信所的业务扩大了3倍。随着业务的迅速发展，外商资信调查机构不得不退出上海的征信行业。
实战方面有了经验，章乃器不忘著书立说，昭示世人，陆续发表了《资本主义国际与中国》、《章乃器论文选》、《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合著），对西方古典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适用性、中国货币制度、资本市场与金融领域的管理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剖析。集章乃器所学之大成的经济学著作《中国货币金融问题》甫一面世，就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成为当时了解中国经济的首选书籍。
抗战爆发后，章乃器临危受命，在李宗仁的邀请下出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他雷厉风行，手段强硬，连李宗仁都称“整顿税收，颇见成效”。此后，李宗仁调离，章乃器随之离去，与上海银行的关键人物陈光甫合资创建了上川实业公司，建立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机器厂、畜牧场等实业，财源广进。
章乃器办实业富了自己，但这不是他的终极目标。和当时许多关心国家命运的民族资本家一样，章乃器也非常关注民族工业。他说：“民族工业现有基础必须保存，必须发展，否则战后欲重振旗鼓，更非易事……如果民族工业倒了，则代之而起的将是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利用政治权力与民争利的官僚资本，以及投机取巧的发国难财者……为了挽救民族工业的危亡，工业界自己应该设立一个研究所，为民族工业从事调查研究，宣传呼吁，仗义执言，指出阻挠民族工业发展的反动势力和错误政策，减轻工业界所受到的压力。”
抗战胜利，接着是国共内战，这场战争逐渐让章乃器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1948年，章乃器在香港发表《为保护产业保障人权告国内同胞及各国侨民书》。书信中，章乃器对于新中国发展和保护工商业的前景表示乐观，“保护私人工商业和保障人权的政策，在未来的统一的联合民主政权之下，必然会继续执行。为着建设新国家的需要，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不但要保存，而且要辅助其发展……只有那些利用特权损害国家人民利益以自肥的官僚资本，才会被没收。”
可见，章乃器对这个国家的工商业走向异常清醒。但他没料到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意识形态的冷战最终导致了那场不堪回首的浩劫，商业和经济未能正常发展。但在最初的几年里，章乃器兢兢业业，继续发挥他解决国家民生、经济问题的过人才华。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和刘少奇提出，新民主主义阶段还要存在10到15年。事实上，中国后来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进程，并非如以前的预想，而是大大提前。随之产生了许多社会矛盾，其中，粮食形势十分严峻。
还有什么矛盾比饿肚子更尖锐？国家很快成立了粮食部，经周恩来总理提名，1952年，章乃器成为新中国首任粮食部长。在部长任上，他参与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首创粮票制度，基本解决了6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他提出粮食的科学加工、储运等管理目标，确立了经济核算制度。据章乃器之子章立凡《章乃器在1957年》一文中的记述：“20世纪初到中叶的中国粮政史上，只有20世纪50年代有利润盈余。”
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章乃器曾经被认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但是他有相当特殊的地方。20世纪30年代章乃器在文章中曾经写道，“中国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左’倾的革命”。20世纪40年代他又说：“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章乃器在许多问题上和中国共产党都有着惊人的共识。
这种共识却在新中国成立后走向了分歧。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召集民主党派人士座谈，并要求各民主人士要对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章乃器作为党外人士中的首任粮食部部长，又是中国民主建国总会常委会副主任委员，还是中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觉得当然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于是对现实情况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
章乃器在政治上的耿直和善意，为自己埋下了灾难的种子。
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题为《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的文章，后来成为他遭受批判最重要的证据。这篇文章中，几乎通篇都是敏感而直白的语句：
“现在公私合营企业情形严重，生产水平不如前，工作效率比过去还差，这是是非不明，轻才重党的许多不合理的人事制度造下来的恶果。”
“工商业者现在已经没有剥削，定息也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带了生产资料进社会主义，比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还光荣……”　
在“左”的思想泛滥成灾的岁月里，这样一篇文章毫无疑问会给作者带来杀身之祸。章乃器最终被戴上了全国“大右派头子”的帽子，作为“反共反人民的老手”被推上了“审判台”。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审判”变本加厉。一群红卫兵闯入章乃器家中抄走、烧毁、打碎了大量的书画、文稿和古董。事后，他们押着章乃器去“斗争大会”，红卫兵们质问章乃器：可知道你激起的“民愤”？章乃器像个孩子一样不知道犯了什么错，“我章乃器手上没有沾半滴人民的血，腰间没有留半文不义之财；社会上一切黑暗糜烂的勾当全没有我的份，可从辛亥革命以来所有的进步运动我几乎无不参与，‘民愤’两字从哪里说起?”
再有力的辩驳也柱然，狂热早已将所有合理的东西淹没。即便如此，章乃器仍旧像一个传统社会中的士人一般忧国忧民。他对妻子说：“如有一天允许我讲话，我要提两件事。一是请国家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他们工作最辛苦，工资最低；二是要提倡粮店出售主食面包，面粉营养价值很高，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又低于大米，主食面包如能进行工业化生产，一定价廉物美，既节省时间，又能提高中国人的体质。”
其心拳拳，可见一斑。随后的磨难中，章乃器脆弱而劳碌的生命渐渐油尽灯枯。
1977年5月14日的《光明日报》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章乃器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977年5月13日在北京逝世。”
在曙光将现之际，这位革命家、经济学家、实业家却郁郁而终，他参与设立的粮票制度甚至远远长于他在新中国的生命旅程，这真是一个可悲的玩笑。

特殊年代的商业记忆

中国的票证历史是一部国家非正常商业史，是囊括中国农业、商业、工业、服务业的异化发展史。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票证多于中国，以前如此，以后亦如此。这些看似粗陋的小小纸张，将那段计划经济的印记永远地留在了中国商业记忆的深处。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发《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生活在中国内地的每一个城镇居民，必须凭所在城镇户口领取购粮证和粮票。这是自两年前票证初次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统一全国商业市场的一份文件。自此，中国的票证时代全面开启。
最初的粮票采用16两制计量，1959年改为10两制计量，1985年起改为公斤制。逢年过节政府还会发行特殊票证。此外，有通用的全国粮票，有限用于各个省、市、县的地方粮票，还有军用粮票与个别单位发行的单位内部粮票。公职人员到异地出差，先要通过手续把地方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
粮票记忆的背后，是供不应求的供需矛盾。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由国家统一规划市场的局面：大小商品都需要“凭票购买”，目不暇接的票证对应的是奇缺的商品。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犹如拴在各种商品身上的锁链，紧紧地固定着脆弱的市场，同时也束缚住时代的脚步。票证出现以后，一家之主不仅要计算每月工资怎么分配才可以养活全家人，还要精打细算如何使用一个月定量供应的粮票和其他票证。米面和猪肉需要凭票购买，这才有了那句“等米下锅”的话：只等票一到手，迫不及待就去买米，迟一步就要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
可以想象，商店门前，“消费者”一手持商品供应证，一手持票，神情严肃，内心紧张，腹中饥饿，两眼充满渴求的光芒，那是一种怎样的场景。这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的商业记忆——辛酸而坚强的记忆。

从计划到市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这两个节点都具有承上启下的特殊意义。
在这30年间，中国充满了变化，国家方向几度更改，唯一没有更改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个典型的辩证命题令今天的史学家们更容易陷入一种集体沉思：从计划到市场的改变，为何需要漫长的30年？
事实上，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后，有过一段经济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新中国刚成立，全国经济濒临崩溃，百废待兴，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一段时间以后，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679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624亿元，年增长率为6.7％。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长到1978年的379元，年增长率为4.6％。职工年平均货币工资从1952年的445元增长到1978年的615元，年增长率为1.3％。农民年平均购买力从1952年的27.9元增长到1978年的63.5元，年增长率为3.2％。
单从数据上看，这段时间是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130多年中经济建设速度最快的时期。黑格尔有句话，“历史往往是以悲剧开始，而以喜剧收场。”实行计划经济的30年里，我们透过那些满是悲哀与不幸的真实，能够轻易发现以票证为印记的喜剧效应。
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个寒风阵阵的冬天午后，一个中年男人出现在小路上。他沿着小路左顾右盼，手里的皮包鼓鼓囊囊，最后停在一个摆满各式各样票证的小地摊前面，他嗫嚅着问：“收不收粮票？”老板见状起身，“收，收！”中年人打开皮包，里面是一摞摞花花绿绿的票证，他缓缓翻动皮包夹层，“还有豆腐票、火柴票、肥皂票……”
改革开放，国家逐步缩小了消费品定量配给的范围。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1985年，情况发生变化，北京的粮食部门工作人员不再走街串巷发放粮票，取而代之的是粮食局统一制作的“粮票代存卡”。人们购买粮食时，所用粮票直接从卡里划掉。国营粮店开始有了议价粮出售。议价粮，与国家统一定价的平价粮不一样，价格可按市场需求浮动。最初，议价粮的价格是平价粮价格的一倍，但购买议价粮不受粮票限制。议价粮的出现是由于国家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有了松动。这一年元旦，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
随着居民手头存积的粮票越来越多，粮票本身的作用也在改变。人们半公开地把它当作一种流通货币，用粮票交易商品。种类繁多的粮票中，1955年由粮食部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是公认的“硬通货”。按照规定，北京的粮票只能在北京使用，如果出差到外地，就必须用全国粮票。当时对通用粮票的审批极为严格，出差人员只能按出差天数发放相应的通用粮票，发放时还需要所在单位的出差证明。
由于这种严格的发放制度，通用粮票在黑市非常火热。当时的北京，1斤全国通用粮票价值0.2元。1986年开始，来自南方的小商人开始在北京的胡同内销售铝盆和钢锅等物品，几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就可以换来一个铝盆。随着市场发展，交易越来越公开化，一些大型自由市场内，用粮票换购物品成了公开的秘密。对此，国家粮食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下发通知严厉打击。粮食局有专门的检查车辆，打击倒卖粮票或者以粮票购物的行为。然而，国家的禁令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随着农民的收成不断提高，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他们希望用手中的粮食换来更多彩的生活。市场经济进一步推行，作为计划经济标志的粮票开始阻碍历史的进程，政府终于觉得时机成熟，将取消粮票提上了议事日程。
拉开变革序幕的还是在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意味着旧事物瓦解所遭遇的阻力要小些。1984年11月，深圳市委召开会议，研究在深圳市取消粮食票证。消息很快传出，部分深圳市民忧心忡忡，“取消粮票？要是有人拼命买粮食怎么办？”为此，深圳市领导下令粮食部门做好粮食储备工作，敞开供应，如发现大量抢购，再提高粮价。
市场最终战胜了长久以来的人为恐慌。价格杠杆和供求平衡机制的力量，令深圳的粮食市场在取消粮票后显得风平浪静，而空荡荡的商店货架忽然间琳琅满目，轻飘飘的菜篮子一下变得沉甸甸。
深圳再一次影响了全国。
全国改革开放势如破竹，再加之粮食连年丰收，全国其他地方纷纷效仿深圳，逐步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15条关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法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私有经济在时隔多年后重新被写入中国的商业历史。与此同时，诞生于1953年，曾经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票证——粮票、米票、油票、购物证在1993年终于淡出视野，永远留在了人们关于那些计划岁月的复杂记忆中。当它们重新现身时，这一叠叠一捆捆纸片已经成了收藏家们青睐的佳品。
历史沧桑，总是令人欷歔喟叹。

新“票证”时代

票证终结，标志着中国的物质财富已经足够解决人民群众对于物质生活不断增长的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一个明显变化。当各类生活票证完成了使命后，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让“卡片”登上了历史舞台。
各大高校、居民小区、街道旁，工作人员支起一张桌子，摆满各式小礼品和一沓申请表，颇似当年粮店凭票供应粮食的场景。场景主角的只有一个——信用卡。但凡城市居民的钱包里，或多或少总有几张塑料卡片，卡片的内容也与多年前的票证颇为神似：借记卡、信用卡、会员卡、贵宾卡、打折卡不一而足。
这些卡片，为人们读懂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好的佐证。五花八门的卡片背后是几十年风云巨变的影子。
票证时代终结，卡片时代开始，历史以这样细微变化的方式完成了前后承接。
在那个特殊的阶段中，票证是保障经济体制运行的最佳选择，票证的功能将在很久以后重新被人进行更为准确的评判。活在当下的人无法苛求历史，而历史的选择也不会因为人的一厢情愿而更改。
有人在回忆票证时代的时候说：“票证束缚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不能以好与坏做简单判断。在当时的背景下，应该是利大于弊，只有把农村劳动力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才能通过‘剪刀差’来完成工业所需要的积累，这对发展工业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不宜过分强调票证的作用，归根结底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放在更长远的历史下看，通过低廉的农产品价格提供给工业原料、帮助工业发展以及积累，其意义需要重新评估。”①
需要重新评估的不只是票证，不只是体制，而是整个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
历史和时代始终在稳步前行。也许，今天充满了泡沫和调控的社会场景已经回答了史学家的那个问题。30年的变换放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算什么，一切都是历史的选择，不同之处在于“老票证”时代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新票证”时代，则是历史的自我选择。

1954乐氏家族：大清药王的历史蜕变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国际地位。中国军队创造奇迹的能力让不可一世的西方人陷入集体沉默，而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则开始将新生的中国看做可以亲近的朋友，这个朋友在战场上的无畏和魄力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于是，新中国外交在接下来的1954年，取得了重要突破。
4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时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新局面的打开，似乎为国内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对一批拥有百年历史的老牌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面对这种始料未及的转折，老字号们内心充满矛盾。
老字号有老字号的忧虑，但世界却诞生了一种足以改变世界的新力量。
5月，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在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诞生，这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向信息时代迈进，新科技革命在美国深入展开。人们打开了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描述的那个由电子讯号架构起来的迅捷世界的门。
世界在迅猛地向前迈进，中国也加快了国家建设和行业改造的步伐。本年度，社会主义改造逐渐深入展开。


地点：北京老字号，药店同仁堂。
时间：大清光绪年间。
人物：同仁堂老东家、第八代掌门乐阔海，乐阔海长孙乐宏达。
事件：乐家老宅飞来横祸，一场大火突然而起，烧掉了存放贵重药材的细料库，还伤了乐阔海。幸而其长孙乐宏达赶到，救下同仁堂老匾，免于一炬。
这是电视剧《大清药王》的剧情，讲述的是乐氏家族乐宏达救匾的事情。这位同仁堂药店史上著名的掌门人之一多次挽救同仁堂，保护了200多年的老字号，并将它发展壮大。事实上，“大清药王”不只是一个人的称号，它更像是乐氏家族中对同仁堂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群像。乐氏家族的后代为同仁堂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很多贡献。直到乐松生时代，又顺应历史潮流，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进行公私合营，使同仁堂这一历史品牌在新的社会得到新的发展。

同仁堂之路

1954年，北京实行公私合营，一大批老字号面临选择。已经过去的数十年到几百年的记忆中，它们见证了时代变迁，接下去的路该怎么走，尚无人知晓。这其中，北京同仁堂首当其冲，作为和清廷关系最密切的老字号，它的未来具有象征意义。
清朝时，同仁堂被钦定为向宫廷供奉御药的专用药堂。和宫廷非比寻常的关系，看似气势磅礴，实则如履薄冰。这段经历熔铸成后来的同仁堂堂训——“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每一个家族的勃兴都会有几名重要的人物来推动，创立同仁堂的乐氏家族也不例外。
乐氏家族在明朝从宁波迁往北京。进入皇城的第一代乐家人名叫乐良才。其时，他还只是一位行走江湖的郎中，而同仁堂的数百年血脉却由他开始。
第二位对于同仁堂有重要意义的人物是同仁堂第四代传人乐显扬。
清朝初年，他当上太医院的吏目。在太医院接触到的大批珍贵医学古籍和宫廷配方，再加上几代行医积累的医术，让他成长为一名学问和医术齐头并进的高超医师。在宫廷供职的同时，他自己开设的药铺也有了奠定百年基业的标准：选用最好的药材，加工时必须一丝不苟，用出色的服务换取受众的品牌信赖。药铺起初命名为“同仁堂药室”，国宝同仁堂从此踏入历史舞台。
乐显扬有4个儿子。老大和老四读书入仕，老二和老三从事祖传家业。其中，三儿子接手的正是“同仁堂药室”。1702年，这位名叫乐凤鸣的传人将药室迁至北京前门外大栅栏，并改名为“同仁堂药铺”。
乐凤鸣对于同仁堂的意义在于他编撰的药典。历经5年时间，他搜罗天下配方，经过深加工最终汇编成书，起名《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该书收录各类配方362种，为同仁堂制药建立起一整套严格选料、精心配制的工艺体系。药典面世后同仁堂声名大噪。然而，早期同仁堂的创业道路充满波折。作为家族企业——姑且称之为企业，家业的传承讲究宗亲血脉，如果家族人丁不旺，势必旁落他姓。就因为这个原因，同仁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外姓人把持。直到1843年，第4位对同仁堂老字号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粉墨登场，他就是第十代传人乐平泉。这一年，他通过高超的手段成功地将同仁堂收回自营，保证了“企业”原汁原味的纯正乐氏血统。
从夺回同仁堂这件事可以看出，乐平泉善于经营，这也是他对于同仁堂最重要的贡献。收回同仁堂后，他首先施展手腕与宫廷及官府搞好关系，上至皇亲国戚、内阁军机、各部院，下至顺天府各衙门及普通差人，广交朋友，扩展业务。他还利用各种场合开展宣传活动。全国举子赴京会试时，他派人到各会馆向全国举子免费送去时令药品，通过应试举子将同仁堂的名声传向全国各地。他吸取了过去店里着火的教训，出资购买德国水车和消防器材，办起“同仁堂普善水会”，制作了水会大旗和制服，哪里有火灾就到那里去扑救，到处都能看到同仁堂救火队的身影。
这应该是同仁堂最早的广告营销活动，也是中国商业史上为数不多的大胆创意。我们不得不感慨，新商业手段的产生从来不是稀罕事，只是每个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罢了。

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

在工业革命以前，一个品牌的诞生就是一部囊括了时代印记的家谱。同仁堂就是这样，在一代又一代的家族传承中不断延续下来，历尽波澜，一路坎坷。
乐松生是同仁堂第十三代传人。他生于1908年，死于1968年。北京解放时他41岁，是承接同仁堂从旧时代到新社会的关键人物。
中学毕业以后，乐松生来到大伯乐达仁在天津的达仁堂药铺，做了一名学徒，在此期间对医药知识及经营管理融会贯通。其父乐达义则代表四房，管理北京同仁堂。1941年，父亲和大伯先后去世，此时33岁的乐松生，接过了北京同仁堂，并兼管天津达仁堂。①
新中国成立之初，乐松生开办了中药提炼厂，还聘请北京大学药学系的专家，共同成立了国药改进研究室，此后研发出诸如银翘解毒丸、黄连上清丸等产品，大获成功。10年光景，同仁堂全年总产值达1200多万元。此时的同仁堂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医药企业。
政治上，乐松生也收获颇丰。他历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天津商业联合公司总务部长等职务，先后被选为民建中央常委、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和北京市副市长。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刚开始的时候，同仁堂职工希望提高福利待遇，劳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乐松生从天津回北京参加谈判。他的开明态度赢得了广大职工的拥护，双方很快达成协议，职工待遇得到合理改善。乐松生从谈判中察觉到中国的工人阶级不是企业家的绝对对立面，而要将他们团结起来发展生产。工人待遇提高后生产积极性更高，为同仁堂赚取了更多的利润。大家选举他担任同仁堂经理，掌握了实权。
乐松生入主同仁堂，为此后同仁堂的公私合营，走上全新的发展道路埋下了伏笔。
公私合营推行之际，北京工商界人士心情极其复杂。有人说：“1949年为什么不讲总路线？那时讲，人就都跑了。”还有的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作为北京老字号风向标，乐家非常矛盾：经营了几百年的老铺，失去所有权、经营权和企业利润分配权，坦然接受谈何容易？反复权衡，乐松生最终如释重负：这是大势所趋，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而且合营后，自己任经理，并非一无所有。
1954年，同仁堂在北京带头公私合营。
实际上，时间证明了乐松生的选择正确无比。同仁堂虽是个大药店，但以往的经营管理方式陈旧，生产计划性不强，物资储存分散。对于大多数老字号，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公私合营后，改善了经营管理，建立起各种规章制度，增加设备，改进技术，销售额也不断上升。乐松生很高兴，“原来担心合营工作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么快。”
同仁堂公私合营后两年，乐松生代表北京工商界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国家领导人递交喜报。北京乐松生和上海荣毅仁迅速成为全国民族工商业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
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和平赎买政策最终得到了民族资本家的拥护，老字号和他们的掌门人实现了第一次历史蜕变。我们无暇一一回顾纷繁复杂的历史记忆，但在那个充满蜕变的时代背景下，展开波澜壮阔历史画卷的不止是乐氏家族。

蜕变：老字号的新征程

明清时期，北京涌现出一大批老字号。它们承载着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在公私合营的时期里有着各自不同的命运。
1954年之前，老字号们无一不陷入重重困难之中。
布鞋品牌“内联升”陈旧的经营方式跟不上新时代的节奏。在政府的支持和协助下，内联升恢复生机，开始转变经营，生产、销售为工农大众服务的鞋，并且因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做鞋而一时传为佳话。毛泽东生前只穿内联升布鞋，周恩来偏爱内联升的“千层底小圆口”布鞋，邓小平则酷爱内联升的手工布鞋和手工缝制的软皮底鞋。
另一家老店“东来顺”则在政府的支持下，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职工队伍整齐，技术力量雄厚。东来顺饭庄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品尝清真风味佳肴的就餐场所，也是社会名流荟萃的风雅之地，同时经常承担国家领导人宴请外国元首、政要的任务。
上海，这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私营工商业者的最大聚集地，情况相当复杂：有一部分进步人士经过历史的洗练，开始认识到社会发展规律，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接受国家的赎买政策，总比被没收好，尤其是定息5厘7年不变（后来改为10年）、高薪不变、适当的政治安排不变等，给这些老店的掌柜们消除了后顾之忧；有的企业则其实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发展困难，这部分老店索性通过合营将包袱丢给政府，因此他们对公私合营并无异议；更多的小企业主日子不好过，面子上是老板，店铺经营得并不丰沃，虽然失去招牌在心理上有所不适，但和大家一起吃大锅饭，也未尝不可。
错综复杂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即：一是不太情愿，二是不太勉强。不太情愿，这属于人的本性；不太勉强，则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历史的大趋势。
1955年秋，“同泰昌”的周永华和杨建章带头，将上海6家中小型绒线门市店联合起来，成立了公私合营商店。老字号“恒源祥”的掌门人沈莱舟得知消息，随即与同行业取得联系，商议更为广泛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全体同业大会上，沈莱舟和其他4人被推选为代表，向政府提出申请，不久即获批准。绒线商业作为上海市第一个全行业合营单位召开合营大会。后来，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跨越和发展。恒源祥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洗礼。市场搏击中，恒源祥掌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它因为持续推出一个内容极其简单的广告而成为妇孺皆知的品牌：“羊羊羊”这个单调的广告，“5秒广告”连播3遍的营销方式，被称作广告界的“恒源祥现象”。
杭州，300多年历史的“张小泉”剪刀成为公私合营的老字号代表。杭州市政府先是组织86家个体剪刀作坊联营生产，后又将杭州数十家剪刀作坊合并成5个“张小泉”制剪合作社。毛泽东在《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中指出：“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1957年，中央政府拨款40万元建新厂，1958年将5家制剪合作社再次合并，升级成为地方国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1963年初，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等国，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元首的正是张小泉剪刀。
前途模糊不清，而在曲折前进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老字号们完成了自己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历史蜕变。

升华：市场改制后的新面貌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20年，老字号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公私合营后的经营状况改善，再到政治运动中遭受破坏，最后艰难存活下来，又看到新的曙光。
1978年开始，国家经济体制的变革带给企业以巨大影响。在一个更加开放、更为自由的竞争市场内存活，成了像同仁堂这样的百年老字号面临的历史新局面。
老字号企业大多历经从家族所有到公私合营、最后国家所有这三个阶段的体制转换，比其他年轻的企业经历了更多变迁。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应该更能自如地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才是。然而，市场经济全面发展的时候，它们面临着和其他新生企业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放在全球化浪潮中，其实是中国企业的共同劣势——人才缺乏、创新不足、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市场开拓能力较弱。问题不一而足，却都是现代企业以至于现代中国需要积极应对的困境。
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在于“老”，品牌中沉淀的文化成了其他新企业不具备的珍贵内涵。但老字号的弱点也在于“老”：体制僵化，观念陈旧，产品过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华老字号面临着整体衰败的局面，并不是企业已经老得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了，而是没有坚守住企业在百年发展中“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变的是产品，不变的是精神。其实，当今称霸全球的世界500强企业，相当部分是“老字号”型企业。
同仁堂中兴功臣乐平泉在150年前就自觉进行商业创新，发明了今天依然在沿用的市场营销手段。100多年后，同仁堂和其他老字号一样面临困局，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不能再靠着吃老本存活，可是怎样进行创新，又成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难题。
老字号年轻化是中国的百年老店最伤脑筋的事情，让那些品牌历史超过100年的老店改掉已经被时代拒绝的传统转而迎来新的局面，是一件充满了刺激与挑战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首先要做的就是体制上的创新。

体制创新谈何容易？

1998年，改革开放第二十年个年头，亚洲金融危机不期而至。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当年的全国“两会”上作出三点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拉动内需激活经济、国企逃离困局。此后，国企进入全面改制的时代，拆分、重组、国退民进……一系列措施以后，朱镕基兑现了他的承诺，也兑现了他在“两会”上发出的豪言壮语：“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遇到的阻力是巨大的，因此他将体制创新称为“地雷阵”和“万丈深渊”。所有人都明白改革的必要性，但似乎只有朱镕基给出了改革的具体方案，这个“拆分、重组、合并”的方案取得了良好成效。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问题：经营不善的老字号杭州胡庆余堂被青春宝集团兼并，体制机制全面创新，仅仅一两年时间就扭亏为盈。随着民营企业的整体崛起，作为国企的老字号们也面临着新的历史局面——改制。1998年的国企改制，成了老字号们新的蜕变。
与大多数老字号的衰败形成鲜明对比的北京同仁堂一直高举着变革的旗帜。这个始建于清朝康熙八年的老字号，阅尽300余年的沧桑后，依然独步在中国中医药行业的潮头，发展为一个集科、工、贸、研发于一身，拥有境内、境外两家上市公司，海内外连锁门店、分店400多家的国有大型跨国医药集团。
以烤鸭闻名的北京全聚德的改革同样引人注目。这个始建于1864年、至今已有近150年悠久历史的老店与首旅集团等大型国有企业联手，组成新集团，收购了包括丰泽园在内的20余个中国餐饮老字号，实施全国化市场战略。而张一元茶叶在改制前的1992年，公司销售额仅800多万元，彻底改制后，2006年实现了3.4亿元的销售额。
改制，给了老字号新的生机。当时光远去，那些曾经依赖于国家政策进行企业升级的中国老字号们，大概会在下一次困局中无限怀念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家们——正是他们促成了老字号的市场化蜕变。

老字号难逃困局？

我们习惯于把改革开放以前的知名企业称为老字号。
为什么叫老字号？因为他们经历过世事变迁和风雨蹉跎，他们能够在时间的洪流中穿梭而过；因为他们在行业中的突出，他们或者坚持一件产品几百年从未动摇，或者以一种兼容了差异化和特色化的产品形象赢得了消费者的忠诚。照此说来，为中国老字号企业下一个定义就显得相当简单——那些拥有知名品牌、优质产品、周到服务，并且经过历史洗礼的企业，都属于老字号。
老字号远远走来，多少起伏中自有它自己的生存哲学。当我们站在无限绵长的人类历史中来看的时候，今天这个时代显然超越了过往任何一个时代，不管是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是精神智力的进化，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此看来，诞生于旧时代的老字号要在充满变数的新时代生存，需要一种智慧，一种经过进化和改良的新哲学。
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方式基本一成不变，柴米油盐酱醋茶占据了生活的重心，且衍生出文化。米店、茶叶店、中医药店、钱庄、布料丝绸店、茶馆、饭馆等消费场所是主要的商业符号。商人可选择的行业很少，所以造成了卖家市场的充分竞争，也就是同行业企业间的激烈竞争。要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各个店铺就必须有自己的过人之处。那些拥有优质的、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而能生存下来的店铺，通过长时间提供稳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获得了消费者的信赖，并借助消费者的口头传播扩大知名度，这就是老字号一路走来的唯一模式。那个时代的老字号大多有极强的地域性，毕竟人口的聚集度不高。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的生活用品逐渐进入中国，人们的选择一夜之间变得多元，生活方式也随之骤变。纺纱布料进入服装用品，还有很多工业时代的商品冲击着中国农业社会中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市场，这些替代品或直接竞争品的进入严重压缩了中国老字号的生存空间。一些老字号就在这次冲击下无奈且无声地消亡。
穷则思变。洋务运动使中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直到新中国建立，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民族企业。中国人由原来简单的生活方式转变为相对复杂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的需求造就了一批近代民族企业。尽管战争和动荡导致大部分企业昙花一现，但生存下来的企业最终铸就了一段段知名品牌传奇。
新中国，私有企业收归国有和纳入计划经济，产生了一批新的具有老字号特质的品牌：上海牌手表，飞鸽牌自行车，永久牌自行车，凤凰牌自行车……商品匮乏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继而决定了企业的生存，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企业就成了新兴的“老字号”。
哪些老字号经得起时间考验？哪些老字号依旧有生存空间？
答案是那些和人们生活消费习惯保持同步的老字号。在老字号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有一些老字号是一直都没有改变过的，那是人们某些方面的生活方式没有变。同仁堂、九芝堂等等医药老字号的延续，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人对于中医的高度认同，因此这类中医老字号依然有很大的生存空间。
对于那些身处巨变的生活领域中的老字号，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中医药老字号、中餐老字号得以延续下来的重要原因除了中国人的医疗文化、饮食文化始终没有改变之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老字号懂得与时俱进，根据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经营方式和产品形式，也改变了原来的传播模式，由被动式的口头传播变为主动的现代市场营销。
变与不变，得辩证把握。只要品牌不变，老字号无论是身处传统领域，还是新兴地带，都能通过积极应对的心态守住品牌价值。然而，尽管老字号企业意识到了变革和与时俱进的力量，但一个不得不承认的局面是，大多数老字号没有像同仁堂这样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大多数老字号的衰退，令国人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尽管有时候这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必然规律。
2007年，出于民族感情上的考虑，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市场需要，商务部同文物局、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10余个相关部委，联合研究制定了一份关于促进老字号发展的文件。
这不是国家第一次出面保护老字号企业了。
有资料显示，全国老字号的授牌可以追溯到1993年。1993年由原国家内贸部组织评定的1900余家老字号企业被授予“中华老字号”金字招牌，自此以后，“老字号”才从民间说法上升为官方说辞。
除了商业上的考虑，国家保护老字号品牌还有传统文化因素，虽然经历过两次历史蜕变，但面对新的更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拥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字号品牌的衰退已然无法避免。国家在想方设法帮助这些企业。
悲喜交加之间，百年老字号不能总是听天由命，依赖政府的保护苟延残喘。解决目前老字号新一轮经营困局的办法，众说纷纭。
有人看法比较片面，“老字号需选择适度规模的经营方式，以老字号的企业品牌为核心，走规模化、集团化和国际化的道路。”还有人则对此抱有疑虑，“相当一部分老字号企业受资源、原料和人手等无法逾越的条件限制，做大反而会失去特色、陷于困境，甚至由于过度扩张而关门倒闭”。①
无论外界如何评论，老字号忘掉历史的长度，有可能会使自身得到更大空间的发展。同是百年品牌的可口可乐，当消费者看到该品牌的广告，品尝可口可乐的时候，又有谁意识到可口可乐是个老字号呢？
给品牌一种时代感，赋予老字号一种当代语义，用工业手段包装日益远去的农业文明，或许是当下所有老字号需要进行的又一次蜕变。

延伸1954：中国的“百年老店”

人生百年，遭逢际遇所为何来，又何谓恒久？
不变的东西才是恒久——人性、伦理、爱情、江湖、生死……百年老店要做成千年、万年老店，姑且不论是否可能，至少需要一个不变的核心和模式才会更加长久。中国的历史存在着特殊性：朝代更换频繁，但运行模式一成不变，于是成了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
中国的百年老店却远没有这么幸运，几经风雨，数度沉浮。这就是中国商业的命运——伴随着从未打断过的“重农抑商”传统，商业屡屡受挫。虽外部环境频繁变更，但中国的生意人、企业家也常有“百年梦”，可要坚持下来往往是一厢情愿。
有位中国学者去日本访问，受邀前往当地有名的餐厅用餐。这家餐厅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距今200多年的历史。这位学者很好奇，和朋友的攀谈中了解到一些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东西：
这家店从诞生以来从没有主动去打过广告，直到现在都没有联系电话。来这里的客人往往也是一脉相承——客人的父辈是店家父辈的客人，读起来很拗口，就是类似“世袭制”的消费传统，颇有农业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此以往、代代相传”的意味。就是这种从未更改的模式，却对一代又一代的顾客有着深深的诱惑力。
中国学者感到很奇怪，他问店家：“为何不像麦当劳那样搞成一个连锁店？”店家的回答很有日本特色，“我不追求规模，我只希望把我的餐厅做成全日本最好吃的料理店。”很简单的逻辑，却让中国学者感慨良多。
日本的百年老店型企业都是家族传承，不追求多元，只向纵深挖掘，在一个很小的领域里做到最精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丰田、本田、三菱这些国际巨头，最能代表家族企业精髓的竟然是遍布在日本全国各地的这样一间间不起眼的小店。
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有他们的共性——专业化道路，以及支撑这条道路的简单梦想。这不仅仅是一种商业选择，更是一种从业哲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老字号企业随着商业竞争的日益加剧，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困局。“中华老字号”大批衰落的原因通常被归咎于“经营不善”、“机制老旧”、“产品创新不够”等等，通过与日本家族企业的对比，我们能发现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梦想的失落。
历史包袱重，坚守实属不易；品牌束缚多，创新自然艰难。同仁堂、全聚德等一批老字号企业之所以能够重新焕发生机，当然跟与时俱进的创新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皈依了企业创始以来的核心价值。
这就上升到了一个亘古长存的哲学命题——梦想与基业。
那位中国学者在跟日本企业家交流的过程中得到的最多感观就是：精细化、专业化，做餐厅的就想着料理，做旅店的就想着服务。日本商业社会所传承的专一态度始终未变，成为实现商业梦想的一脉相承的永恒价值。
中国人也讲究代代相传，不过和日本的家族传承有很大的区别。
专门研究日本家族文化的学者就指出：“中日文化同源，但是日本人更注重以家业为中心、以家名为象征的家族经济共同体。所以，日本的家更重要的是家业的延续……如丰田汽车，已经不由丰田家族控制，但是丰田的家名仍然存在，这对丰田家族的后人来说，就是最大的满足……在这种家族文化观念的支配下，日本家族企业的业主以及家族成员不仅能够接受外人，重用外人，而且对将企业交给外人的做法也能够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家族企业名分上是创业者家族的，实质上已经是社会的了。”
日本跟中国相比是弹丸小国，国与家的概念容易融合到一起。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但理念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思想正是源于中国。当商业大潮凶猛拍击那些已经摇摇欲坠的老字号之际，我们的传统文化去了哪里？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 “忠”、“信”去了哪里？梦想又去了哪里？
中国人守旧，但中国人善变，因为中国的环境在不断改变。
张维迎说：“为什么（老字号）基业长青如此之难？第一，市场环境在不断的变化。第二，技术变化太快了。第三，新的竞争对手不断出现，不断地摧毁原先具有竞争力的企业。第四，企业本身在不断的老化。”
这当然没错，然而变是一个方面，不变是另一个方面。变的是器物，不变的是梦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梦想显然更持久，这才是百年老店基业长青的秘密。

1955王光英：第一位“红色资本家”

1955年，新中国延续着上一年的外交风潮，继续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关系。4月17日，由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达万隆，出席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19日，周恩来先后在全体会议上作了发言和补充发言，提出了“求同存异”方针。24日，在与会各国代表团的努力下，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提出尊重基本人权、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不干预或不干涉他国内政等10项原则。外交上的适当策略，为中国经济和平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金融方面，开始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和第一套人民币(面额最大为5万元)折合比率为1∶10000。
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的命令。
一切都欣欣向荣，久经战火的新中国迎来了难得的一年平稳。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接近尾声，资本主义工商业拉开大规模改造的序幕。

王光英是有名的“红色资本家”。但和荣毅仁有所不同，他的身世背景包含了太多的红色因素——整个家族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渊源颇深。从成为资本家之初，“红”已然成为了他的底色。

家族背景的革命底色

五四运动，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工人与知识分子走到前台。
这一年，王光英诞生于北京西城绒线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回忆祖宅时，他这样写道：“高门楼、高台阶、高门槛，大门口有对石狮子，门上有黄铜门钉。雕花影壁内，红柱绿檐的回廊，庭园深深，花香阵阵，栽满芍药和紫藤，园中有两株高大的白海棠树，春季开花，含蕾时是浅粉的，开花后满园一片洁白。”
看得出来，王光英是一位充满故土情怀的人，但更为人所知的是他理性的一面，这其实是他的家族传统。王光英的父亲王槐青，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攻读商科。留学期间，他是一个边上大学边在一所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办的补习学校当英文教员、勤工俭学的穷学生。
王槐青留学日本时，清政府内忧外患，大国的命脉眼看着就要断送。此时，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志在推翻清廷。而清政府内部，已出现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为首的洋务派。他们从西方国家引进大工业生产技术、设备和企业体制，培养相应的人才，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
这批人是晚清觉醒的官僚资本的代表，他们意识到任何社会的真正进步，总是以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这也便是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向以工业化大生产为标志的近代社会演变的序幕。
洋务派只学习了西方工业的皮毛，且不彻底。坚决革命的孙中山最终推翻了清政府，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导致后来派系纷争，无人能统一大局。1918年，段祺瑞的“安福国会”选徐世昌为大总统。在政权更迭频繁的北洋政府中，王槐青担任农商部工商司长，继而代理农商总长。由于他是日本留学生，后主管中国经济，因而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以公使名义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讨论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另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列强海军军缩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①
这位北洋政府的重要官员经历了近代中国的探索之路，他在历次大事件中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历届政府都没有摆脱纷杂的利益关系，没有代表广大人民的意愿。这种思想成了后来王家和代表工农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一个基础。
王光英的母亲董洁如，家里是天津的盐商。在历史大变局中，董洁如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条，她和许多追求妇女解放的女性一样，冲出闺门，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思想开明的董洁如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同时，也对革命和国家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重思虑。与王槐青结为夫妻以后，两人在思想上达成了共识——支持革命，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新中国成立前夕，董洁如充分利用了她的家庭背景和丈夫的社会声望，掩护中共在北平的地下组织。那时，王光英的四妹王光和，已是共产党员，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卫生部部长崔月犁的直接领导。王光英说，他在新中国成立前读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毛泽东著作，都是他母亲用油布包好，藏在家中花盆底下的。
解放战争的决战阶段，是地下工作最紧张困难的时期。北平解放前夜，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负责人突然被捕，情况危急，地下党急于转移，把保管的不能销毁的重要文件交给了王家。同时，还有些尚待进行的工作，如准备欢迎解放军进城等，需要王槐青夫妻俩帮忙联络北平名流和各界人士。
老一代地下党员宋汝棼说：“日久见人心，危急关头，是真正考验人的时候。而老先生、老太太全力以赴。到这时，又由革命关系，再进一步成为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关系了。”

革命阵营里的商人

王光英曾说，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小事，是和天下大事、国家大事联系着的。王光英还说：“廖仲恺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时，我父亲退出北京政府，我相信这绝非巧合。我父亲是在巴黎和会中亲眼看到中国被西方列强如此欺侮，震惊于南方的革命力量竟遭右派暗算。然而，他无回天之力，才退出丧权辱国的北京政府。”
这样的家庭背景深深地影响着王光英的人生轨迹，旧政府的破败让年轻的王光英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充满热情。
1938年到1943年，王光英求学于北平辅仁大学，专业是化学。毕业后，他留校当了一年助教。当时有个同学叫宗德淳，家里开了3家橡胶厂，是天津的一个小财团。王光英的化学成绩很突出，经过几次磋谈，宗德淳说服他以技术入股作为橡胶厂的股东。
王光英继承了母亲家族里的商业血脉，他决定走实业之路，是出于对技术与产业的考虑。在他看来，自己的技术才能可以借由宗家的这几个工厂得以施展。
1944年，王光英与宗德淳在天津创办了一家小型工厂——近代化学厂。除了投身实业赚取利润，王光英的内心深处没有忘记父亲的忧思：这么大的国家，何以颓败至此？他希望通过自己在实业上的努力为国家增添一丝希望。
当时的王光英还没有意识到，20世纪40年代的“实业救国”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即便是19世纪末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第一次提出这个词的时候，也已经不足以拯救病入膏肓的中国了。从洋务运动中的大官商到民国时期的民族资本家，那些名字在正史中只是一笔带过，甚至根本不为人知：盛宣怀、周学熙、郑观应、虞洽卿、陈光甫、卢作孚……
“实业救国”是民族资本家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但他们的努力毕竟在客观上为中国近代商业发展铺就了一条新的道路。
王光英创办近代化学厂，经历了那个时代所有创业者必然承受的艰难时光。中国民族资本在日本侵略者的高压下屈辱求生。硫磺是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也是日伪严格控制的军需物资。中国人经营的化工厂只能在黑市或走私贩子手里买到土硫磺，把硫磺作为某些化工产品的原料时需要加碱中和脱酸。私营中小化工厂的技术很薄弱，王光英的技术优势这时候发挥了作用。他用土方法把土硫磺用土药碾压碎至粉状再用碱水反复洗涤脱酸烘干。这种方法使得脱酸硫磺只有近代化学厂能独家生产，成了近代化学厂的第一桶金。
赚了第一笔钱的近代化学厂也还是个不起眼的小厂，王光英说：“条件越不好就越需要有很强的生存意识和竞争意识，使工厂充满活力。”
就是在这种超强的竞争意识支配下，王光英事必躬亲。近代化学厂是用三轮车送货，送货人大多是学徒，有时王光英竟然自己蹬着三轮车送货。及时送货为的是能及时收款，这既加速了资金周转，也节省开支。不仅如此，近代化学厂的产品在制造前或过程中，就已经有用户订购或推销出去。“私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户，是经不起商品库积压的，一积压就垮了。”王光英的这种思路对今天的中小企业依旧有借鉴价值。
他那时早上一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看库存、削货和头寸3份报表，这3份与资金周转有关的报表，是企业经营情况的综合反映。
企业经营上，王光英总是先走一步。开办近代化学厂之后，他接着开办利生针织厂，除了生产筒子绒和筒子纱，同时生产内衣和运动服装，这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是个新兴行业。不得不承认，王光英是一位极具商业眼光的企业家。
这位颇具想象力的企业家在化学厂初见成效的时候，却产生了投身革命的想法。王家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密切联系、四妹王光和对革命圣地延安的描述让王光英心潮澎湃。他虽然已是一名资本家，但更是充满理想的年轻人。他去见北平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要对方介绍自己到延安工作。崔月犁告诉他，做生意与革命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留在天津，边发展自己的业务，边与共产党做生意”。
这次谈话，让王光英的身份多了一分红色。
新中国成立前夕，王光英研制成功了一种高纯度硫化氢染料（即“黑电粒”）。他的黑电粒质量好，溶在水中即能染布。这种高纯度硫化物，被大量运往解放区。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染布，大量的被用于制作炸药包的导火索。实际上王光英是在敌占区深处向解放区和八路军秘密供应引爆物。
其中的风险当然巨大。王光英对黑电粒的包装别出心裁：装染料的印花铁罐的商标当中是个凹凸交叉的“十”字形，“十”字形的四块空处是天津近代化学厂英文译名的首字母缩写：“T．M．C．C．”，周围加一个盾形的框。这样的包装很像外国货，为的是秘密运向解放区时能比较安全。当时，近代化学厂的另一种产品是普通的医疗用品橡皮膏，敌人严禁运往解放区。橡皮膏也被“打扮”起来，商标的图案是地球上加红十字，上有英文品名，没有中文的厂名和厂址。
就这样，王光英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他民族企业家的道路。在他身上，有着比其他企业家更坚定的革命性。

1955，天津商变

革命岁月里，像王光英这样的民族资本家不在少数，只是像他这样将全部精力用于支持革命，或者说有这种觉悟的人又并不太多。
艰险但充满光明的革命最终胜利。因为身上的商业色彩以及与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合作，王光英担任工商业界要职，在政治和商业两方面影响着新中国经济的发展。
1956年2月，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表彰和鼓励在各行业公私合营中积极带头的工商界人士。以王光英为团长的48名天津市工商界代表赴京与会。
之前的三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着，国务院公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了公私合营企业的性质、组成、人事安排、利润分配等细节。
当时，工商业界对中国共产党疑虑很大，很多人关门或外逃。王光英趁妹妹王光美和丈夫刘少奇首次回家省亲之机，向刘少奇反映了工商界的这种状况。刘少奇在毛泽东的首肯下来到天津，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天津讲话”。讲话令天津商界的人心安定下来。
1955年，王光英时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他积极带头投入社会主义改造，他的企业由此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天津商界也在这股历史洪流中百舸进发。
尽管后来的中国走了弯路，但公私合营在当时是一种必然选择。
以金融机构为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倡议成立一家公私合营的金融机构，帮助民族工商业进行融资。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天津投资公司成立并发行股票，成为天津解放后成立的第一家公私合营金融机构。公司成立后，首先运用自有资金开展长期贷款业务，解决私营工业企业燃眉之急；之后，组织社会部分闲散资金和商业转业资金，为私营工业企业提供了生产周转资金，为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建设资金，直接充当了资金供求双方的中介。当时天津的东亚毛纺织厂、仁立毛纺织厂、启新洋灰公司、江南水泥厂、开滦煤矿、天津造胰公司等企业，天津投资公司均有投资，并成为各企业的大股东、董事、公股代表。
这种金融机构的公私合营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此后遍及全国并最终于1956年完成的公私合营浪潮。
除了金融机构，参与公私合营的普通天津商户也构成了这股潮流的重要力量。有位胡姓老板，他父亲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营一家切面铺，有两间营业用房，两套压切面的机器。1955年，胡老板的铺子被合营到当时的“天津市粮食供应公司”，两套机器交到公司里，算是入股500元股金，胡老板成了公司职工。不久，胡老板从厂里退休，退休后的他既可以拿公司的退休金，也凭着500元股金从当时的塘沽区粮食局领取股息。
今天再度回忆1955年的天津商变，很多当初的私营手工业者仍然流露出对往事的喜悦与嗟叹。而王光英在这场变革中，继续将身上的红色进行着浓墨渲染。他也成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的政商代表。



新中国政商

1957年春天，苏联陆军元帅伏罗希洛夫来到上海访问。飞机在天津机场中转，此时正是上午11点。陪同的周恩来就在机场贵宾室里请伏罗希洛夫一行用餐，当时身在天津的几位工商界代表人士有周叔、朱继圣、毕鸣岐等相陪。王光英也在其间，周恩来示意王光英向客人敬酒。
王光英满满斟了一杯酒，走向伏氏举杯说：“您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今天我不称您伏老，而称您为伏罗希洛夫同志。以同志身份祝您健康长寿。”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
周恩来趁机补充，“这是位红色资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此话意味深长。
抗美援朝期间，王光英组织了很多天津工商界资本家，游行抗议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造成威胁，同时组织资本家们认购救国公债，大量捐献战略物资。
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正是美国，由此，工商界普遍存在亲美、崇美和恐美情绪。王光英的义举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亲笔给天津工商界草拟了电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整风反右运动期间，王光英又率先主动发起资本家“向党交心”的运动。这样，主观上保护了天津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事实上，天津当时被错划成“右派”的比例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王光英发挥着自己在政界和商界的双重作用，以一种顺应潮流却又充满智慧的方式跟随新中国的脚步前行。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王光英也遭受了错误的批判，却丝毫没有改变他对政府的支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王光英以访问者的姿态多次往返于香港和内地。
1980年，王光英初访香港时就发现二手生意的妙处，此后筹备的光大公司，第一笔生意就是二手机械，光大公司引进的许多设备也都是二手的。
1983年，王光英出任董事长的光大实业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总部设在香港。当时的中国内地摆出了开放的姿态，首先要摸清香港的经验和模式，这些模式将为进一步开放的珠三角指明道路。
香港企业界熟知王光英的名字，他们却冷眼相看。这个由内地人领头的光大公司能否摆脱内地厂商那一套条条框框，以及层层请示、公章旅行的拖拉作风？如果一如以往，那么在这个一日行情十八变的竞技场上，光大公司很快会在大浪淘沙中枯萎。
他们都低估了王光英的商业才能。
光大公司的业务人员，开业后的几个月里，在王光英的指挥下到处搜罗商业情报。他们的目标是世界各地的二手设备，只要价廉物美、技术先进、适合需要，都是追踪的目标。
辛苦忙碌之后，王光英的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份重要报告，“在智利，一家铜矿最近倒闭。矿主在矿山未倒闭前订购了美国道奇、联邦德国奔驰牌各种型号大吨位载重车、翻斗车共计1500辆，全部是新车。汽车买进后矿山倒闭。为了偿还债务，矿主决定将这批新车折价拍卖。”
64岁的王光英看到报告，大喜过后是焦急。当时，这一信息已经是公开的秘密，1500辆二手汽车，是一笔富有诱惑力的财产，他必须发动一场闪电战。香港商人开会商讨决策的时候，内地来的王光英已经把拍板权交给了赴现场验货的采购人员，“只要质量好，价钱便宜，你们说了算。”
光大公司和有关方面的技术专家组成的采购小组，几天之后飞抵智利。在一座规模宏大的体育场里，1500辆崭新的各种载重汽车，让前来验货的采购小组眼前一亮。同行的汽车技术专家对这批货物进行了严格的技术检验，它们的质量令人满意。
经过紧张的磋商和讨价还价，这批载重7吨以上30吨以下的载重汽车，智利矿主同意以原价38%的低价全部售给光大公司。
从发现这个信息到做成这笔生意，仅仅用了3个月。王光英的思路和方法让光大公司的第一单生意获利2500万美元。
在那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年代里，改革开放的中国重新走上世界舞台需要一批有经验有魄力的商业人物，同时他们又不能仅仅是商人。王光英完美地契合了历史的需要，他在特定的舞台上代表了中国，也继承了父辈对一个开明政府的期待与追随。

国变缩影：实业的后盾

1955年3月8日，71岁的周作民心脏病猝发，在上海逝世。周恩来总理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在追悼会上敬送花圈，以此悼念一代金融实业家的离去。
中国自从清廷倒台，晋商票号纷纷倒闭，很多人认为旧中国的金融业难以为继，只能靠单纯的“实业救国”发展经济。
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银行都和旧中国的实业有关联，作为实业的后盾，银行业在旧中国的一些城市中同样在艰难地前行。
毛泽东谈到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历程时说过，“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搞纺织工业的张謇”。四位实业界人士中，范旭东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卢作孚创办民生实业公司，都和一家名为金城银行的私营银行对民族工商业的投资倾向有莫大关系。
这家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叫周作民。
周作民也是一位有着海外求学背景的金融家。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的周作民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银行成立前，他只在交通银行做了不到两年的高级职员，积蓄微薄，但对自己的经营、交际能力极其自信。结识大军阀倪嗣冲后，周作民不断向其灌输办银行的好处，并拟订出了周密的筹资、经营计划。倪嗣冲被说动心，答应投资。周作民趁热打铁，四处游说，争取手里攥有大量金元的大军阀和大官僚进行投资。
周作民计划筹资200万银洋。1917年初，数额还不足50万银洋。如果再为了筹资拖延下去，军阀之间激烈的争斗说不定会让到手的投资也成为泡影。他下定决心要以50万做200万的事。这年5月15日，金城银行开业。银行选址于天津英租界中被称为“小华尔街”的中街。不过，周作民自己只有1万银洋的投资，他没有进入董事会，只是担任总经理。他提出对民族工商业的放款要能“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密切金融和实业的关系”。
银行营业后，一方面努力吸收存款，一方面严格考察放贷客户，只做可靠的铁路、商行的短期放款，当年就获利润数万银洋。1919年1月，金城银行实有的资本就收足了200万银洋，一般散户投资达38万银洋。同年10月，金城银行增资为500万银洋(一般散户和工商业者投资将近250万银洋)，已成为民营银行中的大户，与同是民营银行的盐业、中南、大陆被金融、工商界并称为“北四行”。此后10年，金城银行快速发展，独资创办太平保险公司——当时保险业中的巨擘，实力堪与外商抗衡。
“七七事变”爆发，在周作民亲手创办金城银行20年之际，终于被推选为董事长。时间在迅速前行的过程中忽略了很多细节，这位堪称旧中国最杰出的金融家比现在被人推崇的晋商票号更具先进性。
周作民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对中国革命的支持。1948年底，新政协会议在积极筹备，滞留香港的一批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准备前往北平参加会议。为此，潘汉年请周作民协助。1949年2 月底，周作民出资50万港元，租用“华中”号轮船北上。这批民主人士安全地抵达北平，顺利参加了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
1951 年6月，周作民接受周恩来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邀请，由香港回京，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同年，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5家银行实行公私合营，周作民任联合董事会董事长。全国60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他担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
清末以降，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诸强长期操控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金融事业尤甚。一些有识之士，从热血奔腾的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黄金年代”到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散尽家财，全力以赴，像周作民这样的爱国者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国风云激荡的近百年历史上可供后人瞻仰的民族企业家群体。

延伸1955：王府井百货——北京商业史“符号式”建筑

1955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商业迎来一个崭新的局面。半个世纪以后，通过历次变革，代表不同行业的商业符号不断涌现在全国各地，王府井则作为中国商业的符号为世人瞩目。
王府井地处北京最繁华的中心地带。早在明朝，商贩们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地方良好的商业前景，但是并没有进行深度开发，只是把这个今日的黄金地段当作了卖帽子的专场。此时的王府井虽然名字听起来威风八面，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繁华的气象。
到了清朝，逐渐精明的商贩对王府井进行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开发，许多店铺迁入了这条大街，王府井地区形成了一个商圈。比之前朝，这时的商品种类丰富，数量也多了起来。即便如此，无论从规模还是从经营范围来讲，它和“东四西单鼓楼前”及“大栅栏”仍相去甚远。
进入20世纪后，王府井商圈才真正崛起。1909年出版的《京华百二竹枝词》中有首诗歌，“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心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足见王府井市场的地位。到了“一五”时期，北京市加快零售网点的建设。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了王府井、西单、前门为三大市级商业中心。
1955年9月25日，有“新中国第一楼”之称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开业，北京商业史上有了一个“符号式”的建筑。
大楼设计方案由两位著名建筑设计专家杨廷宝和杨宽麟主持，经反复推敲修改，最终确定。其设计匠心独运，建筑用材和内外装修十分讲究：每隔10米1根兽头形房檐柱头，外墙面窗下檐和窗盘心上雕花醒目。而据记载，开张初期，大楼3层总面积10637平方米，营业员1400名，经营22500余种的货品来自全国各地……附近没有仓库，每天补充的大量货物只能连夜添加。仅12月18日一天，百货大楼卖了468块表，120座钟。
1965年，有着浓厚封建味道的街道“王府井”被替换为“人民路”这个曾经时髦一时的新名词。时代虽然垂青这个新名字，但是北京的老百姓却不见得买账。他们叫“王府井”叫了几百年，“王府井大街”最终恢复旧称。
20世纪90年代初，斥资10亿多元的王府井大街改造工程动工。蓝色的围栏后，王府井这条古老的街道在秘密地进行着一次大规模的整容手术。2000年，改造完成的王府井为中国的新商业时代呈现了一个古典而现代的商业区。
修缮一新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依然屹立，更多的商业符号鳞次栉比，新东方广场、王府井新华书店、新东安市场、工美大楼繁华不可胜收，著名老字号盛锡福、同升和、中国照相、天元利生、东来顺、全聚德、馄饨侯老树开新花，洋快餐麦当劳、肯德基遥相呼应……
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商业聚集地，王府井的商业意义在于保留了大批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印记。每当我们透过王府井大厦再次翻新的店堂，在衣着光鲜、形形色色的人群中，许久才能读懂这个新中国商业符号背后的无限记忆。

本文摘自《中国商业记忆195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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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以编年史的形式，选取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商业人物和事件，以此展开一个时代的商业史画卷，例如“1951 纺织工人的春天”、“1958 王选：教师到企业家”、“1984 柳传志与张瑞敏：一年两“大佬””、“2000 马云：《福布斯》封面的中国企业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