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群体的符号

　　
1957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传奇人生
刚刚过去的1956年，新中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底，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已占原有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99％，占生产总值的99.6％。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接下来的1957年，中国和中国工商界有哪些人和事值得追忆呢？
4月末，整风运动，随后反右运动扩大化，几十万知识分子和干部被错误地进行批判、劳教。5月， 第一届中国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举行。从此以后，数以百万计的廉价小商品，借助广交会的平台，浩浩荡荡地冲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7月，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主张控制人口。
细枝末节的信息中，并不容易让人把握住那一年跳跃的脉搏。然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府，一个新政府，一个刚刚完成了三大产业生产体制变革的新政府，内心总会有些忐忑不安，反映在上层建筑中就是过度的敏感，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极端化。这个国家在摸索前路的过程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行进。
1957年，在我们的商业记忆中，新政府和旧商人之间曾经一度充满未知的角力已然盖棺定论。

有人说：“荣家之所以能一直这么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善于处理跟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今天的主流媒体对荣毅仁的一个重要描述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

往事如烟

有记者描写荣毅仁：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一身法式双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总给人以气宇轩昂的感觉。而荣毅仁最喜欢的那句名言“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则被许多当代中国企业家视为圭臬。
3000多年以前的周代泰伯奔吴，立足梅里，把先进的中原文明传播到“荆蛮之地”，开风气之先。公元前202年，无锡正式建县，因境内锡山锡、铅资源枯竭而得名“无锡”。隋唐时期，大运河贯穿境内，交通便利，明清时期成为长江流域四大米市之一。近代，沪宁铁路通车，形成了“大十字”物流枢纽，适于现代企业生根萌芽。
中国商业史上，显赫百年的“荣氏家族”就发迹于此。
荣家曾经风光无限，有人在朝廷里做大官，声名远扬。到了荣毅仁曾祖一辈，家道中落，祖父荣熙泰，不得不进入铁匠铺当学徒工，长大以后给人做账房先生，艰难度日。
荣毅仁伯父荣宗敬，14岁因家贫离开学堂，辗转来到上海一家铁锚厂。那是1886年，晚清。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一直在私塾读书，而荣德生正是荣毅仁的父亲。之所以哥哥辍学工作，弟弟继续求学，是因为家里把光复门楣、科举中第的期望加在了荣德生身上。荣德生却无心求学，15岁跟随兄长足迹，从无锡郊区闯荡到了人潮汹涌的大上海。此时的荣宗敬在一家钱庄做学徒，他把自己的弟弟推荐到了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①
几年后，兄弟俩和父亲一起在上海开了钱庄，名叫“广生”。这家钱庄后来成了荣氏家族财源滚滚的起点。钱庄生意很好，荣德生有了进一步的想法，他单身一人前往广东，并顺利融入了当地。
众所周知，江浙和广东人是中国人中最会做生意的两个群体，他们对于时局变化的敏锐把握成就了历史上许多著名商人。直至今日，政府高层的微小动作都会让江浙商人做出一系列的商业反应。当时，广东有广州和潮州作为通商口岸，从国外进来的物资中，面粉所占比例最大，销路很好。而国内面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4家。
受此启发，恰逢“支持国货”时局，广东归来的荣德生和哥哥荣宗敬把面粉厂址选在了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取名保兴，随后陆续在上海、无锡、汉口开设分厂。又过了20年，清廷如风飘去，各地都在革命，国家四分五裂，中国共产党悄然诞生，荣家两兄弟却不声不响，跨入了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行列，成为名震工商业界的“面粉大王”。
这20年对于世界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言是一段值得回忆的光阴：1928年当选美国总统的胡佛成了第一个在中国发了大财的美国人；日升昌票号在清廷瓦解后随之宣布破产，旧中国的金融心脏从山西平遥一路东行，转移到了上海滩；早先的商业标志人物，作为民营和国营企业两大代表的张謇、盛宣怀风吹雨打去；中国北方，周学熙继承了盛宣怀衣钵，成为民国初期最精明的官商；重庆北碚民生轮船公司的卢作孚，福建“集美学村”陈嘉庚，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元勋张元济粉墨登场；“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企业大王”刘鸿生，“棉纱大王”穆藕初开始谱写中国新的商业史……
这些人辉煌在20世纪前50年，他们就是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过，这群人并没有被史学家太多提及，被后人记住的是五四运动中青衫飘扬的知识分子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文化人。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时，21岁的荣毅仁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年轻的他更喜欢摆弄德国蔡司相机，玩赏珍贵的滴血玫瑰，观看足球比赛，这些也成为他终其一生的业余爱好。这一年，他以家族企业经理助理的身份走上中国工商舞台，他真正站在聚光灯下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八年抗战和四年内战，荣毅仁和自己的家族在战火中扮演着自己的商人角色，小心地选择政治立场，一次次在重大的命运选择面前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赢得了对这个国家的领导权。荣氏家族再度面临艰难的选择，走与留的选择。国民党溃不成军，腐败贪污，失去民心，焉谈政府。当时的台湾几近荒蛮，去到那里谁能保证不会夜夜思念繁华旧梦？如若不走，进城的共产党都是穷汉出身，保不准要将有钱人“共产”。
反复权衡之下，沉默寡言的荣德生决意跟命运对赌，“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最后，荣德生和次子荣毅仁决定留在大陆。

遥想当年山雨欲来

1949年5月24日，上海解放。多年后，荣毅仁忆及当初，心绪不再沉重，“传说解放军要进城，我们怕吃流弹，晚上让家人都睡在楼下……一路上只见解放军官兵果然都露宿街头。车到成都路浦东大厦时，一个解放军拦住我说，前面敌人还没清除，不安全……解放军军纪真好，秋毫无犯，同国民党军队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①
时间回到3个月前，陈毅在徐州主持华野前委扩大会议，要求秘书起草一份《入城守则》。次日，规定“不入民宅。部队没有找到营房前，一律睡马路”。
再回到解放军接管上海前一个月，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东方号”驶离香港，3个与日后上海发展密不可分的人物同船启程——潘汉年、夏衍、许涤新。历时7天，三人到了北京。5月9日晚，朱德亲自去潘汉年房间同三人见面。5月11日晚，周恩来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了三人。中央决定让潘汉年任上海市委常委兼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治和统战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管文化局，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工作；许涤新任上海市委委员，主要任务是协助曾山同志搞好财经方面的接管工作。
解放军进城一周，荣毅仁惴惴不安，密切地关注城中每天的变化。
1949年6月2日下午，许涤新以市工商局长的名义，邀请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中国银行大楼召开座谈会。会后，荣毅仁到中国银行二楼找到许涤新，想邀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彼时的上海，处在经济恢复的困难阶段，荣毅仁的举动，是在代表商界向新政府投石问路。
结果，陈毅不仅带了潘汉年和许涤新等领导干部应邀同去，还将夫人张茜和孩子们也一同带去。荣毅仁的家里，陈老总亲切坦率，谈笑风生，一直到晚上11点才散场。席间，政治领袖和企业家没讲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间感情。荣毅仁回忆这次吃饭时说：“这次家常式的会晤，虽然已事隔数十年，却恍如昨日。”
谁也不知，这顿饭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荣家的命运。在荣氏企业资金紧张、原料供应不足、困难重重的非常时刻，新政府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


1957，商人与国家

一个官本位的农业国家里，商业的地位是模棱两可的，而商人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向来尴尬。新中国，政府对于商人和商业的态度非常明确：公私合营，有偿地将旧中国的民族资产收归国有。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对于商业和商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执政党努力恢复国家经济，发展生产力，稳定社会作出的让步。
回想新中国成立前，民族资产阶级在上海逐步成长，却是同样的风云，不同的感受。
国民党政府对于荣家，是个矛盾而艰难的话题。中国工商业陷入萧条之际，荣家面临倒闭困局，唯一能伸出援手的就是政府。国民党政府的“救济计划”实质上却是要吞并荣家财产。先是陈公博后是宋子文，国民党的计划无疑是个充满时代特征的国家阴谋。
最后，荣家的产业在银行家陈光甫的帮助下暂时摆脱困境。时隔多年，有学者指出：“国民党政府对私人经济相当冷漠，甚至不愿对漩涡中的民族企业家施以援手。”①
1952年7月29日，荣德生在无锡病逝。这时的荣毅仁，已经与中国共产党诸多高层干部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因此，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荣毅仁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荣家产业实行公私合营。他的举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立即在工商界引发轩然大波。虽然放弃了祖业，可这样的结局至少让荣氏家族在困难中更好地存活了下来。
三大改造宣告完成。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阐明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看法。荣毅仁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疑问：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
疑问切中了难点，因此非常敏感。后来，荣毅仁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发言中，公开提出问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回答了荣毅仁的问题：“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平和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会提问题”的荣毅仁展示了他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远见，①而作为商人，“退则富可敌国，进则登堂为仕”的中国式梦想离他越来越近。1957年，作为一名成功商人的荣毅仁同时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1月初，“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29年之后，荣氏200多位海外亲属回国大团圆，邓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分别接见了荣氏亲属。叶剑英说：“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知名度，家族中又有很多人在国外……荣毅仁这个优势，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

穿过风暴

中国商业阶层历来多灾多难，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始终扮演着模糊不清的角色。
荣毅仁选择留在大陆，前途充满未知。经济建设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商人阶层和新中国一起度过了一段甜蜜的岁月。然而，摸着石头过河的领导阶层一旦思想上起了变化，政治运动势必成为主流。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和检阅红卫兵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更加如火如荼。荣毅仁住在北太平庄，他的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有些同学早知道荣毅仁的住处。8月20日，女附中的红卫兵涌到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铁柱打断，妻子杨鉴清更是昏死多次。直至周恩来亲自干预，夫妻俩才算转危为安。不过，荣毅仁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他被指派去锅炉房运煤，从此落下了腰疼病。那时，他还患有肝炎并眼底出血，由于耽误治疗，最终左眼失明。
此后，军代表让荣毅仁与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经叔平打扫卫生，洗刷厕所。两人干得很认真，甚至自己掏钱买来盐酸，把马桶洗得一尘不染。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惊异地发现，留在1978年之前30年记忆中的人物，命运竟然如此相似：他们的热忱被国家无情地辜负，这是历史的遗憾。
19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荣毅仁巧遇邓颖超，听到了总理口信“你还是有前途的”，一时间热泪盈眶。
身处逆境，却能守口如瓶，从不趋炎附势，和权势派保持距离，荣毅仁所做的一切都被老帅叶剑英看在眼里。在叶剑英的举荐下，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此前，他赋闲家中，以养花为乐趣。
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原先付给资本家的定息都停止执行，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工作组和上海新市委决定落实政策，予以退赔。时任中央赴上海工作组成员的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一书中回忆：“上海资本家很集中，按照情况要退赔30个亿，可不是小数目。市委研究以后决定给中央作报告，明确表示要如数照退。上海退赔的最大对象就是荣毅仁。”
荣毅仁大概感觉到了历史的新契机，他带头到上海来领这笔钱。如果不是风云突起的政治运动，荣毅仁大概和很多民族资本家一样，会成为新中国工商业的缔造者。即便波诡云谲的政治事件无人能预先参透，对时局的理性判断依旧是荣毅仁在风暴中的防护伞。

两种角色：亦政亦商

荣毅仁一生的社会角色始终在资本家与政治家之间来回切换。早年的荣毅仁以“资本家”的身份进入世人视野，随后获得巨大的政治认可，而晚年又回归“老板”本色。
改革开放第一年，邓小平公开倡导：工商界的人要用起来，工商界的钱也要用起来。
由此便有了之后的一次聚餐。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方是邓小平，客方是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这5位“资本家”。
大厅摆上了火锅，众人围坐吃着涮羊肉，宾主双方觥筹交错，气氛相当热烈。邓小平点燃一支烟，说：“你们对搞好经济有很好的意见，我们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
当其他人要求给民族资本家平反时，荣毅仁有了新的想法：“外汇有限，引进外资目的性要明确。”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既缺资金、设备，又缺人才。鼓励海外人士来华投资，创办中外合资企业，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项重大举措。无法得知，荣毅仁“目的要明确”的融资方案是否“蓄谋已久”。总之，这位深谙转轨语境下政商关系不断变迁的“红顶商人”，将他信奉的一句名言发挥到了极致——生意做多大，关键看眼光有多远。①
邓小平边涮着羊肉边对荣毅仁说：“你主持中信，给你的任务，你觉得合理就接受，不合理就拒绝，由你全权处理，错了也不怪你。”
一餐涮羊肉，不经意间改变了荣家的事业轨迹。
1979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国务院直属的部级国营企业，荣毅仁担任董事长。一头华发的荣毅仁自掏腰包1000万元，先期启动中信。
7月8日，中信在北京金鱼胡同召开发布会，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其他法令，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这一最初的“外贸企业”，可谓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首例，比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还早了一年。
1992年10月30日，荣毅仁上书国务院总理李鹏，汇报中信工作，希望继续作为改革试点，坦言中信的国际化、经济法人和负债经营的特点，恳请给以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得到国务院正式批文后，中信走出了夹缝中生存的境况。
一年后，第八届全国人大选举荣毅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这位76岁的红色资本家重新扮演起政治家的角色，再次把亲手缔造的商业王国交给了助手。
2005年10月10日，胡润“中国富豪强势榜”公布，香港中信泰富CEO荣智健第三次登上榜首。两天后，荣智健悄悄一个人来到北京。他的父亲、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已因内脏感染、衰竭入住北京三○一医院。虽然远在上海和无锡的荣氏亲属还抱着一线希望——荣毅仁能安然度过2005年的冬天。然而，这位喜欢穿法式双排扣西装，被人称做“老板”的老人还是在15天后辞世。
荣毅仁的离去，某种意义上是中国那一代企业家的一声绝响。
“这是一个时代的句号！”比荣毅仁小6岁，长期在重庆某医院卧病休养，曾经的“中国船运大王”卢作孚之子卢国纪，长叹一声。
从向毛泽东提出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能否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的问题，到率先提出将自己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再到创办中信，最后成为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演绎了从民族资本家到新中国政治家的角色转换，也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百年风雨竖起了一座界碑。
这个被毛泽东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财富家族”继承人的企业家，以“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得到了他89年人生旅途中最后的认同。

缺失的样本

荣毅仁的身上，带着中国传统商人的慎重沉稳，同时又有欧美商人的活力。无论是接见外宾还是参与国事活动，荣毅仁都保持着现代企业家应有的翩翩风度。
改革开放30年的激荡风云，为中国造就了一批新的老板，他们手中的财富已然到了惊人的地步。特别是随着私营经济的风起云涌，新企业和企业家脱颖而出。只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新兴的老板们似乎从整体上遗忘了中国商业阶层特有的气质——他们要么占山为王、故步自封，要么狂放不羁、目中无人。追忆那群曾经充满了矛盾的民族资本家，有这样一个问题渐渐清晰——荣毅仁们给新中国商人阶层留下了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非常明显的重农抑商倾向。从1840年鸦片战争直到民国时期，中国涌现出来一大批民族资本家，毅然放弃了传统的抑商贱商观念。选择从商，需要莫大的勇气。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张謇，晚清状元出身，下海经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得见。
当时，统治阶级政治腐朽让心怀国家的士人绝望，而鸦片战争以后国家的衰落与败退，使一群人意识到了工商业的重要性。于是，一批从不缺乏参与和改造社会热情的中国人发现，通过商人的角色和手段也可以实现改天换地和青史留名的理想。一群群意气风发的企业家出现了，他们从各个领域出发，开始放大自己的使命，纵横商场、指点江山，“实业救国”的理想远大于经商发财的目的。
但这注定是一场戴着脚镣的起舞。“实业救国”进而改造社会的行动并没有取得最终胜利，历史已给了这条道路一个确切的结论。但对于民族资本家们而言，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让这些留在历史中的名字不仅仅代表商人。
亚当•斯密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企业大王”刘鸿生曾经大力推销煤炭，此举威胁了售柴为生的山民生计，他说“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不太平”。
近代史专家侯宜杰在其著作《20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企业家阶层是立宪运动最强大的推动力量。他们在推动立宪法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地的商会网络，有了英式商会的自治与民主管理实践。1906年张謇等人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法公会，会员中一半人有办企业的经历；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预备期为九年，郑观应随即写了一封《上摄政王请速行立宪书》，告诫朝廷“若不及早立宪，效法强邻，尚自因循粉饰，必致内乱，四面楚歌，悔之无及”。①
历史证明了这些未雨绸缪的观点，而它们都出自民族资本家。
今天的中国企业家，从出身的背景上来讲也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有海外留学经历，继承了早期民族资本家奋勇经商、励精图治的精神实质。可惜，他们唯独缺少了民族资本家身上的某种特质——时代感和整体感。当然，这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因素，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
样本已然缺失，一个阶层就这样在我们面前，眼睁睁地消失……

延伸1957：“下落不明”的阶层

从商人到企业家，历史的变迁让这个阶层在漫长的随波逐流中渐渐清晰。即便如此，从5000年浓缩到近百年、再到近60年的文明线索中，我们却始终在进行着艰难的寻觅——那个在中国历史中遗失的商人和企业家阶层。
吴晓波说这是“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他没有深究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中，这个阶层会被史书当做神秘的逸闻趣事一笔带过，而不是浓墨重彩的“列传世家”。也许他知道答案，只是没有明说。
不止吴晓波一个人意识到了这一奇特的现象。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说：“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位置。”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翻出一串名字，看看有多少人知道他们：范旭东、虞洽卿、穆藕初、张公权、郑观应……
如果不是关注中国商业命脉的学者们费尽周折从角落里将这些人的只言片语重新加工，当代中国人甚至不知道在过去的100年中，有过这样一群人，为国家、为民族鞠躬尽瘁。这群人被历史遗忘，但却对历史的走向，尤其是中国现代商业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在转折的过程中充当了商业革命的开拓者，但却终究无法进入大众的视野。
无法说清，这究竟是历史的悲哀还是必然。
“洋务运动”兴起、“立宪”浪潮汹涌、战乱中的商业稳定、五四运动后“国货”中兴……一系列涉及国家生死的历史事件，其背后都少不了那个被遗忘的阶层，以至于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才是推动历史车轮的重要因素。
为什么他们避开了正史？
究其原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商人的不彻底性——从没有一个商人站出来用暴力进行革命，因为战争带来的商机让他们无暇卷入其中。正是缺乏“革命热情”让他们不会懵懂跟风，在舞台上限时演出然后沉入沟壑。过去的60多年间，商人和整个外部世界的角力曾经一度尘埃落定，但关于商人、企业家的道德审判却愈演愈烈。从媒体的口诛笔伐和大众的歇斯底里中，能嗅到浓烈的阴谋气息。
新中国60多年，几乎每隔10年就会发生大的经济转向，留给商人阶层的时间急促而短暂。1959年，“庐山会议”对错误经济路线的纠正始乱终弃，接下来的几年里，“大跃进”狂潮和大饥荒发生；1969年，林彪成为毛主席接班人，“四人帮”兴风作浪，国内经济一片凋零；1979年，改革开放次年，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商业重获新生；1989年，关于民主和法制激烈讨论引发的运动为此后10年中国人齐心协力专攻经济、不再争论定好了基调；1999年，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中国纳入世界贸易体系；2009年，王石、潘石屹为代表的地产商和郎咸平、时寒冰等学者还在继续为“民生”和“利益”进行博弈。有人说，中国楼市、股市正在复制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
未来的走势不明了，过去的变局还在断续上演。这条断断续续的经济脉络，还是给商人扣上了一顶从未更改的帽子：“无商不奸”。在大多数普通人眼里，他们“重利轻义”，他们唯利是图，他们毫无人情味。
他们真的是这样的人吗？他们难道永远无法成为“最可爱的人”吗？
我们无法改变现实，只寄望于搜寻中国60多年商业记忆中一闪而过的那些名字，以求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漂浮得更加久远。


1958王选：从教师到企业家

关于这一年，或者延伸到整个20世纪60年代，商业的记忆实在乏善可陈。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也只是在以国家为单位推进的整体运行过程的缝隙里，透出来的一丝丝具有浓烈象征意味的气息。
1958年，大跃进。中国在摸索前进和自我纠正的反复过程里，穿行在经济建设与政治活动的血火之中。此时，远在中东的阿拉法特创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法塔赫”。50年以后，阿拉法特早已辞世，巴以冲突却依旧凝合着东西方政治、军事冲突，宗教、种族矛盾，中东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太平的地区之一。
在中国，中共中央在南宁举行会议，讨论该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会议前后，毛泽东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认为“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会议后大批反冒进，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抬头。
一场悲剧性的故事就此拉开帷幕。
夏天，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提出“今明两年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000斤到1500斤”，并认为“三年到五年内，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2000斤完全可能”。西北、华北、西南等地区农业协作会议，纷纷不甘示弱，相继提出农业“大跃进”的奋斗目标，西北地区竟提出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3000斤。3天后，毛泽东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钢生产能力达800万吨。各大协作区立即召开冶金工业规划会议，“明年钢产可以超过3000万吨”。8月，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浪潮。
“整排乃至整连的农民扛着锄头和土筐，举着旗子打鼓排队走进庄稼地，就像要对势不两立的敌军作战一样”①——正当全国各地人民公社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中国第一台计算机——103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这个研发成为50年以后中国IT经济泡沫的母题，也成为中国科技产业化时代的发端。有人因此受益。
1958年，王选21岁，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年轻的他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和一大批过来人一样，内心深处充满矛盾，纠结于政治色彩浓烈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直到改革开放。多年以后，他从当初的教书匠成了院士企业家。
2006年，王选告别了方正集团，告别了这个时代。回想起来，王选以及那些和他极其相似的企业家们，始终处在商业微观与经济宏观之间，深刻影响着中国发展的方向。

第一代大学生的背影

假如新中国的大学生可以分为三代，王选及其同龄大学生应该算最早的一代。
这一代人包括新中国成立后至1965年上大学的、“文化大革命”10年中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那时候的大学生就是“宝贝”的代名词。第二代是1977年到1996年，他们见证并亲身体会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阵痛，当然有些人把握住了曾经的真空状态下的机会。1996年，国家不再包分配，招聘会开始出现，“大学生”这个曾经荣耀的符号慢慢从神坛坠落，直至现在。
不同的时代背景，塑造了中国三代大学生迥异的性格。
第一代大学生，大多为国家重点培养的紧缺人才。他们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浮躁的激情逐渐褪去，更倾向于稳重地从事各行各业。
他们中有人在科技和企业之间，找到了不同的发展机会：发明电子打字机的王缉志创立了四通；段永基走出航天部621所研究室，亲自导演了从四通到新浪的聚变；倪光南为联想研制出汉卡与微机；王选则开发激光汉字照排技术，带着北大方正成功占领华文印刷的世界版图。
有人在其他领域也风生水起：和王选年纪相仿的曾培炎从技术道路走上政治道路；周小川现在掌管着中国人民银行；龙永图则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奔放似火的年代里，这批人单纯上进，刻苦钻研，一心报效祖国，将国家利益作为人生唯一使命。当斜阳下沉，激情偃息，天空露出一丝新光亮的时候，他们给后人留下的除了成就，还有背影——遥远的革命理想渐渐平息，这是历史的幸运，也是时代的悲哀。人之为人，除了健康的体魄和非凡的创造力外，超越物化世界的理想是无可争议的宝贵精神。过去的岁月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不堪回首的过错与苦痛，也许只有理想及其催生的革命热情才能让那段时光变得矛盾却令人神往。伴随理想成长起来的名字留在了昨天，任由风吹雨打，而遥远的梦想和单纯的热情，令人至死难忘。
成就一生的项目

新中国的命运，每隔10年就会发生一些转变。那些引发转变的人和事，则三三两两地飘落在历史的青书上。曾经的波折磨灭掉了一些人的美好梦想，但后来的变革则让更多的中国人真切地触摸到了社会前进的脉搏，也惠及每一位平凡人的生活。
20世纪70年代，一体化的欧洲和战后崛起的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印刷业为例，激光照排机发展到第四代，而中国的印刷业依旧逡巡在铅字的原始森林中。王选开始研制精密照排系统这一项目时，他经常挤公交车去中国科技情报所查找外国文献。或许只有他自己才明白，这个项目对于中国的意义。
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国家封闭，很多科技人员没有查阅外国科技文献的习惯。王选在中国科技情报所借来的杂志往往是全新的，根本没多少人在关注国外的动态。事实上，生命尚且朝不保夕，学术上的动力又从何谈起？
尽管如此，中国科技情报所的资料却相当齐全。通过了解最新的印刷技术情报，王选得知：日本当时流行光学机械式二代照排机，机械方式选字，体积大，功能差；欧美流行阴极射线管式三代照排机，所用阴极射线管超高分辨率，比黑白电视机分辨率高20倍，对底片灵敏度要求高，国产底片不易过关；英国正在研制激光照排四代机，但尚未形成商品。他充分估量所获信息，最后得出结论：数字式存储将占统治地位。光学机械式二代照排机，尤其是汉字二代机难度很大，没有前途；字模管式三代机和飞点扫描式三代机正在走下坡路，很快将被数字存储的CRT三代机所淘汰。
新的问题马上出现。汉字字形信息量大，即使常用的3000汉字也远多于英文的26个字母。有没有什么方法把汉字进行压缩？
王选毕业于数学系，很容易就想到了信息压缩。他设计完成一套把轮廓快速复原成点阵的算法。但常规计算机上的软件复原点阵速度很慢。最终，他设想用专用硬件将复原速度提高100到200倍，提出“直接研制当时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北京汉字精密照排系统论证会上，王选抱病参加。虚弱的他无法说话，由妻子代发言并展示模拟实验结果。可是，他的方案竟然遭到多数人的冷嘲热讽，说他是在“玩概念”。
但王选无疑是幸运的，国家已经意识到科学技术转化成产业的重要性。他的大胆设想居然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强大的政策主导下，病痛中王选坚持完成了别人眼中的“天方夜谭”：第一台样机调试完毕，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了8开报纸的一张胶片。在此基础上，《经济日报》成为全世界第一家采用屏幕组版、激光照排的中文日报社。它卖掉了沉甸甸的铅字、铅锅、字模、字架等所有铅作业设备，全部改用激光照排设备。随后，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方正前身）与北京大学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即现在的北大方正技术研究院）联合，从事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开发与销售，主力产品正是王选研发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

“红旗机”记忆

1958年，王选毕业实习的那一年，中国掀起了“大跃进”浪潮。
这一年的走势从《人民日报》的文章标题上就可以看出端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世界最大的天顶仪：苏联已制造成功》、《石挥是电影界的极端右派分子》，乃至德高望重的科学家钱学森也发表了题为《突破太阳系、飞进大宇宙》的文章，为狂热的时代推波助澜。
农民大放“粮食卫星”，工人大放“钢铁卫星”，中国科技界同样放出了一颗接一颗的“科技卫星”。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文章中这样描述那个年代：①

北京大学自称在半个月内完成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3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技术科学，有 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仅仅半个月之后，北大的科研成果就突然达到了3406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有981项。而1952年至1956年4年间，北大定出的科研项目只有100项，1956年至1957年也只有400项。可这3400多项成果，从8月1日开始算起，只用了40天的时间。
……
北大科研卫星放出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向中国提出，希望中方提供北大已经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的清单、技术报告和资料。有关部门碍于兄弟国家的情面，只得要求北大提供相关材料。很快，中国的科研卫星成了一个国际笑话。

当然，中国科技的发展并没有因为自欺欺人的假话而止步不前。也是在这一年，北大决定研制一台中型计算机，为此还起了一个火红的名字：红旗机。
时间回到4年前，17岁的王选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那个时候的王选大概不会料到，有一台叫做“红旗机”的电子计算机将在他的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记，更不会料到那台计算机会成为许多年以后催生中国信息时代的滥觞。
大学二年级分专业时，王选填了计算数学。当时，世界上第一台商业计算机在美国投入实际应用才不过6年。在中国，没有计算机，没有教材，一切都很艰难。
王选表现得非常实在，“选择正确的专业往往对一个人的发展方向起非常关键的作用，数学系有数学、力学和计算数学3个专业，数学专业作为一门古老而又成熟的学科，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大多数成绩好的同学选择了它。相比之下，计算数学专业则是北大刚刚成立的新兴学科，不但没有一套像样的教材，而且应用性强，包含大量非创造性的技术工作，不见得有多高深的学问，所以许多人不愿问津。”②
但王选却有不同想法。他对那些古老、成熟的学科虽然非常着迷，但在他看来，这样的学科是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很难取得新突破；而新兴学科则代表着未来，越是不成熟，留给人们的创造空间就越广阔。
历史机遇使然，他在此时看到了1956年1月制定的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其中就包括计算技术，这对王选“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958年到1961年，王选始终工作在科研前线。具体工作带给他的实践经验，为以后研究计算机软硬件打下了基础。3年里，中国经历了“反右倾”运动和自然灾害等重大事件，伴随这些事件的，是科研人员们静水流深的努力，“红旗机”的调试工作基本完成。王选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大量阅读国外文献。研究了计算机发展的状况后，他决定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
苍茫的历史和未知的命运，为什么有时候会如此相似？正当准备大干一场时，病痛突然来袭，这时的王选只有24岁。重病让他感受到前途渺茫，迫不得已回上海养病。亲人的细心照料下，病情有了好转。枯燥而绝望的日子里，王选把家里唱片都听了一遍，把家里的杂志都看了一遍。自此，京剧也成了他持续一生的业余爱好。
1965年，病情好转的王选回到北京，参加高级语言编译系统的研制工作。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本来踌躇满志的王选再次受到打击，繁重的劳动使他的病情又一次加重。频繁的命运转折让王选遇到了陈堃。后者在生活上对王选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两个人最终捱过了那段波折起伏的岁月。

从教师到企业家

转眼之间，商业大潮迅猛地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
多少出身草莽的创业英雄追波逐浪，在新中国商业史中留下了他们的印记：禹作敏、鲁冠球、吴仁宝、陈春先、段永基……这些注定会留在新中国商业记忆中的名字蜂拥而至，和他们亲手编织的传奇故事一路沉浮而来。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原本有着体面的身份，还算凑合的报酬以及四平八稳的未来；他们是孩子和家长们尊敬的老师，是社会认可的对象或者知识精英，却不约而同地选择打乱过往平静的生活，开始人生新的冒险。
今天提起“从教师到企业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俞敏洪。作为一名始终自称为老师的企业家而言，昂扬的个人理想和忽而真诚忽而调侃的个人语录都让俞敏洪成为“从教师到企业家”这一经典命题的最好代表。
很多人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心底会忽然涌现一股莫名的历史喜剧感。
改革开放初，中国土地上消失了20年之久的商贩阶层重新回到了舞台——南方的小商贩一路北上，走街串巷叫卖锅碗瓢盆；北京的无业青年们风火南下，拉回来整车的廉价手表和钢笔，获得了可观的钞票和“倒爷”的称号。
这些从不同方向最终汇合在一起的人们，如同淹没了沙土砾石最终汇入大海的溪流，最终打开了一条通畅的大道。然而，“倒爷”、“商贩”、“小生意人”等等一系列感情色彩浓烈的称号，依旧透着在理想与现实交锋中迸发出的种种无奈。很明显，实在没有正经职业的人，甚至是被社会抛弃的人——出狱的劳教犯，无所事事的游民和迫于生计、试图扭转境遇的农民，才会迫不得已捡起这些称号扣在自己的头上。
此后，情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战胜了清贫稳妥的刻板信念。当“万元户”、“个体户”逐渐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商贩阶层正名的时候，历史终于回归到了正常的轨道。拥有正当职业的教师阶层仍然声望很高，但他们中一些头脑灵光、思想前卫的人经过反复思索，在层峦叠嶂的“走”和“留”的激烈斗争中作出了终极选择，继而开始尝试另一条路——他们称之为“下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王选开始从科研人员转型为企业家。那个年代恰好是新中国商业的青春萌发期。商业回报不断刺激着一批体制内耐不住寂寞的人，或者主动下海，或者为大势所趋，纷纷进行着个人身份的微妙转变：
民办中学教师严介和，东拼西凑了10万元，注册成立了淮安市引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即后来的太平洋建设集团。他以工程队起家，在道路桥梁建设大潮中掘得生意上的第一桶金。随着城市化建设迈开步伐，严介和的项目订单一度突破2700亿元。
同时代，复旦大学老师郭广昌用借来留学的钱，注册成立了“广信科技咨询公司”。这个瘦削的浙江台州人，架着一副眼镜，骑着比身体大得多的自行车在阳光里穿行。10多年以后，作为国内最大的综合类民营企业，郭广昌的企业挂牌香港联交所，身为董事长的他估算持股价值超过320亿港元。
对于老师们而言，那是最坏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
浪潮席卷而来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萌生了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这种论调随着商品经济和信息产业的萌发，愈来愈高涨，一直延续到今天。老师待遇低，社会认知也从改革开放初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崇高踏实变得浮躁空虚，这种认知也不无悲哀地延续到了今天。一批出色的教师下海经商，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他们而言，那是最好的年代。
王选的转型却不同于普通老师的下海创业。因为在技术上，在社会地位上，王选都受人敬仰。他既不像严介和那般英雄草莽，也不像郭广昌壮怀激烈，更不似俞敏洪的梦想激情，他的创业属于科学技术进行产业化的大势所趋。
对于王选，1988年和30年前参与“红旗机”研制一样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1988年，北京注册了第一批私营企业，而在修改后的《宪法》中也首次出现了“私营经济”这个词汇。就在1987年春节，方正也开始研发报业排版软件。这一软件的研发成功引发了市场格局的彻底变革，北大方正和潍坊华光公司同时拥有了照排系统，而核心硬件都出自王选之手。
这一年，国产激光照排系统以强大的功能、仅有进口产品1/5的价格占领市场，一年时间，订货款就超过1亿元。一年后，来华销售照排系统的外国公司全部退出了中国市场。王选的激光照排系统最终占领了国内99%和国外80%的中文电子排版系统市场。随着激光照排系统在《经济日报》的应用，中国报业开始了“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革命。这也是众所周知的报业信息化发展第一浪潮。

勿忘之人

王选曾引用过一句话：“预测未来的最高境界是发明未来。”这句话最早出自发明鼠标和图形用户界面的Alan•Kan口中。从话里，我们可以延伸出这样的逻辑：这是信息时代，发明未来的人理应属于这个行业——高科技。
他们开启了一个时代，他们身上带着异常明显的时代烙印。
通信、软件、生物工程等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有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高速发展，正因为发展快速，因此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风险也远高于传统行业。网络经济一度爆发，其泡沫又瞬间破灭，从业者一夜之间从先锋到先烈的转变令人欷歔。通信业的3G之争，小灵通等边缘产品的大起大落，摆在电信企业面前的路充满疑问与未知。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高科技产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土竞争，更严峻的考验在于全球化竞争。高科技产业的从业者一般都具备出色的技术能力和优良的教育背景，工程师、教授、留学生是其主体，技术创新能力是高科技企业在市场中的立身之本。他们的成功在于对主业的专精与升级，即便企业资金充裕，他们更愿意对技术和研发进行投入，坚定地走专业化道路。
1995年左右，很多民营企业在民进国退的大潮中忘乎所以，争相发布着自己的多元化宣言。很快，泡沫被野心撑破。穿过风雨的那批人，大多都坚守着专业化路子，即使走多元化道路，核心竞争力——技术，没有丢。
2008年，求伯君的名字已经写进中国软件的历史，他写出了WPS这个和微软抗争了10多年的国产办公软件，是程序员荣耀的象征。随着金山的上市成功，求伯君也最终成为国内最为富有的程序员出身的创业者。
王江民所造就的是中关村的另类传奇，一个让人望尘莫及的杀毒传奇。初中毕业，38岁开始学电脑，45岁独闯中关村办公司，在全球6万种电脑病毒中，王江民就亲手杀过1万多种。技术出身的王江民始终认为高科技企业就得靠技术，靠市场只能炒一阵子。
然而，有些人赶上了激情燃烧的年代，却错过了科技产业化的新世界。“两弹元勋”邓稼先、固体物理学的开拓者黄昆、“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钱三强、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童第周等等，他们理应被我们记住。
这一点上，王选很幸运。1980年前，他的技术方案被大多数人评价为“根本做不出来”；1981年激光照排原理性样机鉴定后，直到1989年前，多数人的估计是“即使做出来，也无法与外国产品竞争”。事实让质疑的人哑口无言，同时记住了王选和方正的名字。　

最后的时光

人民网2006年2月13日报道：“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王选13日11时许在北京病逝。”在他的头衔中，没有和“方正集团”相关的信息，人们还是习惯将他看作出色的学者，尽管他同样是出色的企业家。
据王选的助手丛中笑回忆，1985年王选的家里只有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当时他工资不高，但作为技术人员多次去香港和国外。在国外的大商场看见很多人一掷千金，他似乎总有一种想法：“将来历史会证明，这些买高档物品的人对人类的贡献可能都不如我王选。”对于物质的淡泊让王选赢得了历史的尊重，他最欣赏一种说法：“不要急于满口袋，先要满脑袋，满脑袋的人最终也会满口袋。”
由于自己事情多，极少有闲暇，王选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那些可以尽情享受业余爱好的人的羡慕之情。他是一名京剧票友，生命最后的时间里，他终于可以不想其他事情，偶尔哼几句京戏。
科学家总是习惯以钻研的眼光看待事物，即便是业余爱好，也会不由自主地拿来比照自己的项目。王选曾经把京戏拿来和科技创新作比较，他说：“京剧讲一招鲜，名演员在保留剧目中都有一些绝招，所以久演不衰，科研也要有自己的特色，也要有一招鲜甚至几招鲜，这就是创新精神。京剧界讲一台戏就是一棵菜，生旦净末丑各行当一起托戏，搞科研项目，也需要这种团队精神。”
作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他推动了中国印刷科技的第二次革命，被称为“现代毕昇”。有人说，王选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技术，改变了科技的进程，甚至改变了一个时代”。作为科学家、企业家，王选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对科研体制改革的思考。2005年，王选向全国政协提了两份提案，其中一个是《提高与科技相关的执法水平》，他提出希望打击软件盗版和对伪造国家科技奖证书进行打假。在此之前，王选致函《科学时报》“打假”，轰动一时。
另一份提案题目为《国家科研经费应重点投向充满活力和创新能力的科研团队》。他在这份提案中指出，我国科研的投入产出比不能令人满意，真正对国民经济作出重大贡献的往往是少数科研团队，他们的人数在众多的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中大概只占百分之几，甚至更小的比例。
“一些单位千方百计争取项目，弄钱，因为评业绩时获得的经费数目也是一项指标，而且科研经费还可以个人提成。不少单位从未有过可应用的成果，但可以凭关系不断获得经费，公关能力往往比科研攻关能力更重要。”王选建议，当前的关键是要建立科学、公平的科研经费分配机制，努力实现更好的投入产出比。在他看来，高技术和新产品是核心，诺贝尔奖甚至只是个副产品。
有人曾询问王选：“如果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您会接受这笔在知识分子看来乃是天文数字的巨款吗？”王选说，“如果是劳动所得，我会欣然接受，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就在这一年，王选将多年来获得的30万元奖金捐献给北大数学学院，设立“周培源数学奖学金”，同当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没有用王选命名一样，这个奖学金的名称也没有以“王选”来命名。
王选的辞世被人称为“一个时代的结束”，这其中包含了无数种遐想。而当新中国最杰出的技术型企业家们垂垂老去，我们是否有勇气去走他们所走过的路？

校办企业浪潮

中国高校依的人才、技术等资源优势纷纷办起了以高校名称冠名的企业，逐步形成了一批高校企业品牌：北大方正、清华同方、东大东软等企业。不到20年的时间，高校办企业的势头越来越猛。当商业浪潮席卷中国高校的时候，这片曾近乎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圣地”开始遭受世俗侵蚀。事实上，以美国为例，高校当然也不仅仅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只是在将研究结果纳入产业经营的转化过程中，高校作为研究机构的角色并未发生如同中国高校这般凌厉的“堕落”。
高校办企业，完美的契合点在哪里？中国的高校迄今沉沦于火热的经商热中，不知不觉中丧失了关于学术和研究的圣洁记忆，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面对众多高校办企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诸如贪污、腐败、学术造假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高校在堕落”的热议，主管部门开始采取行动。
2007年8月，教育部召开会议，发布“高校不得再直接投资办企业和投资股票等”的通知；2009年3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清理直属高校所办企业冠用校名全称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做好直属高校校级领导在高校企业不合规兼职撤出工作的通知》，通知让各高校按照教育部要求，将不符合规定的现有冠用校名全称的学校企业，于2009年12月31日前全部依法取消校名全称。
关于教育部与高校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待校办企业等问题上，有的专家从另一个角度的发言让人猛然觉醒。
南京大学教授董健指出：“现在许多大学校长已经官员化，不再是教育家，且存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不少商人都戴上了‘教授’头衔。”他直呼：“这是可悲的。”大学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商业巨浪中开创了新的辉煌，但同时也面临着大学精神衰退的困局。 董健呼吁：“要实现‘大学办学’而不是教育部办学。大学要建立董事会、校友会和教授会，办学最高权力在董事会，实现独立发展。”①
2007年4月，北京大学投资建起了一家名为“未名湖酒店”的五星级商务酒店，敏感的媒体发现了问题所在：根据规划审批文件，该地块为“教学科研用地”。教育科研用地不能挪作商用是常识，面对质疑和反对，北大科技园相关负责人说：“酒店也是教育科研的配套设施”，坊间听闻，一片哗然。
这只是高校在巨额商业利益引诱下“出轨”的一个简单案例。随着高校办企业兴起的另一股风潮是“请明星当教授”——安徽大学请牛群、国防科技大学请赵本山、海南大学请水均益、南开大学请唐国强、西南民族大学请周星驰、暨南大学请张铁林、海南师范学院请曾志伟、四川师范大学请李湘……
从英国人胡润炮制“中国百富榜”以来，中国有了无数的榜单。近几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高校排名更是层出不穷。令人们尴尬和深受刺激的是，我们公认的中国顶尖名校北大和清华，始终名列数十位之后。
或许，我们在高校忙于经商、争名逐利、虚华浮躁的种种怪现状中，可以不经意地发现一点点意味深长的注解。

延伸1958：这一年的经济“神话”

1950年底，中国人口是俄国20世纪20年代的4倍，但生活水平却不及后者一半。为此，经济学家们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削减重工业的投资比例”，增加轻工产品生产，转而给庞大的人群物质刺激。可惜，这种主张并不符合毛泽东的观点。他所考虑的是如何带领亿万民众“乘风破浪”。
1957年底，毛泽东视察南方，在上海、杭州等地停留数日。其间，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报告起草人是张春桥。一周之后的元旦，《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
社论的结尾充满了毛泽东式的豪言壮语。事实上，这的确依据了他访问前苏联时的多次讲话：“古人说要‘乘长风破万里浪’，在我们的面前正是万里浪——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成强大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先进的科学文化。”
今天我们熟知的“多、快、好、省”的方针就源出于此。在回顾过去一年经济形势的时候，社论中表现出来的高度自信令人不安。这种不切实际的雄心壮志为全国“大跃进”掀开了帷幕。1958年，新中国误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庞大劫难。
这场灾难以各行各业大放“卫星”为标志，疯狂的政治谎言催生了无数个经济“神话”。
农业高产是毛泽东的一个梦想。20世纪50年代中期，三大改造加速进行，国际形势也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趋于缓和，毛泽东就产生了加快经济发展的想法。
中国向来有个特点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1958年，毛泽东最关注的粮食和钢铁产量大放“卫星”的行为很受领袖的喜欢。6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1版上发布了一条“美丽”的消息：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小麦平均每亩达到3530斤。
6月16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了题为《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文章，其中有4句类似打油诗的话让人印象深刻：“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连让人敬仰的大科学家都有如此“热度”，类似的字句在其他报章中屡见不鲜，自然见怪不怪：
“摆在人们面前的铁一般的事实向世界宣告：我国小麦产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2位了。”“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事实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吃过美国一星星面粉，日子却特别过得好，今后还会越过越好。”
诸如此类的“神迹”连篇累牍，大致扫一眼1958年8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几行标题，今天看起来总有时光顿挫之感：
上半年工农业大跃进创造了惊人奇迹；
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34％；
粮食比去年增产480亿斤。
农业“高产卫星”的影响仅限于农村，而大炼钢铁则波及全国城乡，以至于多年后很多人一提“大跃进”还是不由自主想到“大炼钢铁”。早在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
“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那么多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400多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美国只有1亿7000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人家1亿7000万人口有1万万吨钢，你6亿人口不能搞它2万万吨、3万万吨钢呀？……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
此后，各类报章都开始大肆宣扬钢铁产量的突飞猛进，这些“高产卫星”证实了刘少奇关于“大跃进时报纸起了坏作用”的说法。可悲的是，这仅仅是开始。
8月17日，为期两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这次会议也沿用了习惯性的以地名命名会议的方式，称为“北戴河会议”。会议号召为实现生产1070万吨钢的目标而努力。毛泽东在会上说：“苏联将变成2个美国，中国将变成4个美国。”
会议结束，中央书记处几乎每天都要开全国电话会议，贯彻“大跃进”精神。会议多是由彭真和薄一波主持，邓小平也偶尔参加。
全国的“大跃进”在紧锣密鼓的通报中，以更猛烈的态势向前开展。
根据当年的新闻报道，9月15日，河南全省的土高炉日产生铁18693.92吨，在题为《祝河南大捷》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作者热情洋溢地写道：“‘事在人为’，‘人定胜天’，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却是普遍真理。把人的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就可以创造奇迹。”
为了感受“大跃进”的火热生活，秋季的一天，《人民日报》负责工业经济报道的全体人员到河北徐水县“下乡体验”。徐水县是经过毛泽东肯定的，大炼钢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示范地。当时，在徐水的农村吃饭不要钱，人称“共产主义饭”，主食和菜都是土豆，前者是煮土豆，后者是炒土豆。一天后，报社的工作人员们在回北京途中，满目所见都是灯火辉煌的土高炉在连夜炼铁。于是，接下来的1959年元旦社论里就有了“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灯火辉煌”这样的句子。而“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也成了当时很多文章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
《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时，前《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鹰写了一篇文章《杂文沧桑》。文中回忆起1958年的《人民日报》时有这样的语句：“狂热的‘大跃进’年代虽然也常发杂文，大都是一派莺歌燕舞，虚张声势，为报纸增添了不少大话、空话和假话，几十年后回头看，还是免不了要脸红心跳的。”
事实上，那些文章的作者们为新中国文学和历史留下过一些异常精彩的记述，但在1958年，他们却写出了此后连自己也无法相信的东西。50年过去了，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在陷入狂欢的年代里，为什么谎言大行其道，所有人还信以为真？为什么最擅长独立思考的文人竟会成了历史错误的煽风点火者？
答案，无从查究。

本文摘自《中国商业记忆195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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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以编年史的形式，选取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商业人物和事件，以此展开一个时代的商业史画卷，例如“1951 纺织工人的春天”、“1958 王选：教师到企业家”、“1984 柳传志与张瑞敏：一年两“大佬””、“2000 马云：《福布斯》封面的中国企业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