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一汽工人：红旗轿车登上阅兵式

　　1959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造成的虚假后果逐渐令人感到不安，党中央意识到各种数据的泡沫性，随即进行自上而下的反思。
毛泽东指出了经济上、讲真话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与此同时，“放权”问题初次提出，并成为两个月后“庐山会议”的重要议题。　
夏天，毛泽东在庐山同各协作区主任谈话中首次提到：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并肯定了陈云关于“先市场、后基建”的意见。既然我们的领导人已经为国民经济的未来走向确定了战略，可是为什么在实际操作中，总会背道而驰呢？
“庐山会议”也许是中国经济史乃至政治社会史的一个关键节点。这次会议本来是继续总结经验，也确实呈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前几年社会建设中逐渐从混沌中清醒过来的倾向。然而，彭德怀的一封信让整个会议调转了方向。在信中，这位耿直的革命家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了中肯却言辞尖锐的意见。但彭德怀的话，在身处政治权力核心的毛泽东看来，竟然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狂热的批判浪潮终于让高层领导人忘记了之前的清醒认识。“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局势正在恶化，身处其中的人却无能无力。难以落笔的是评论，更难把握的是分寸，这便是1959年的中国记忆。

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一辆命名为“红旗”的轿车参加了国庆阅兵式。对许多人来说，“红旗”曾经是中国轿车业的最高标杆，能坐上红旗车成了时至今日仍然在延续的一种特殊体验。
这一年，中国汽车业可谓翻天覆地。从关键人物的刻画再到群体的描摹，对于今天崛起中的中国汽车业都是一座值得期待的界碑。

工人的光荣与梦想

工业时代是工人阶级的欢乐场，士农商都因为他们而改变。当时流传极广的一种说法是，“50年代嫁工人，60年代嫁解放军”。新中国成立初，工人有固定收入，是很多普通老百姓羡慕的职业。“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和前苏联援建重大项目，让工人阶级成了那个时代国家最需要的人。
然而，随着世事变迁，工人的命运随之起起伏伏。迅速变化中，人们希望把握住关于工人阶级不变的记忆，无数新闻记者、作家、导演都将自己的目光凝聚到这个特殊的群体身上。
长期关注中国底层民众生活的电影导演贾樟柯，在讲述新中国工人阶级流变的电影《二十四城记》公映之后，出版了一本比电影思考更深沉的书。在序中，他这样写道：“日落时分，（农民们）努力直起弯曲太久的腰身，一边抹着汗，一边把目光投向远处。远处逆光中，柴油机厂的烟囱正高傲地冒着白烟。我就明白，为什么人们都争着进工厂当工人。‘修理地球’真苦，这是肺腑之言。那时候，工人虽然也是劳动者，却是和机器打交道，有技术，吃供应，有劳保，还是‘领导阶级’。”①
一语道破天机。当时的工人，是这个国家毫无争议的主人翁。以厂为家的观念让那个年代的工人们具有很强的归属感，厂里的福利房，年老后可以“不劳而获”领退休金，都不只是物质好处，而是一个阶级的内心骄傲。
过去的体制生活是多么刻骨铭心。半个世纪以后，摄影机面对这些工人师傅，希望能挖掘到他们在那个充满荣光的日子里，究竟在做什么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说：我很平淡，没有故事。数十年的集体生活对一个人的改变，早已渗入血脉成为一种习惯。
以一汽为例，回忆那个汗流浃背的年头，到后来关于一汽的诸多变故，老工人们有太多话想说：“改革开放30年一汽的变化太大。拿仓库来打个比方，以前货品出库、入库都是凭票，现在只要在仪器上一扫，信息就输入电脑了。”除了细节上的变迁，厂区逐渐扩大，生产线越来越先进，一切都让老工人们颇为自豪。
毕竟，一汽的诞生，源自一片荒芜之地。
1953年，一汽动工兴建，2万多人的建设大军在长春市郊不分昼夜苦干。50年的时间，放在历史中并不算长，对于一个人而言，则是大半辈子。一汽很多老工人，从厂兴建就参与工作，此后生老病死都和一汽连在了一起。当时有一种说法叫“顶班”，父母退休，子女继续在父母的岗位上任职，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情况。就是这种模式让一个工厂和活生生的工人们血脉相连、世代相传。
第一辆轿车下线，第一辆卡车上路，红旗车开进中南海……外部世界的每次震荡，都与车间里的某位工人在零件上的轻轻敲打有关。中国汽车业的自豪与荣耀，来源于工人在车间生产线上淌下的每一滴汗水。
时光飞速向前，工人阶级也有了新的意义注解。2008年，王洪军再次走进人民大会堂，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来参加全国“两会”。
过去的18年里，他发明制作了钣金整修工具40余种2000余件，提炼出123种钣金修复方法，创造了“王洪军轿车钣金快速修复法”。在他的培养下，出现了一支200多人的高技能钣金整修队伍。他的维修法和维修工具直接为企业带来了3400多万元的经济效益。他发明的修复法获得了“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由工人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这个出色的工人来自一汽集团。而一汽建厂史上，曾经涌现出大批“明星”职工：全国劳动模范于永来、李黄玺、李骏，“中华技能大赛”得主李凯军，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方向远、孙长春、程传海，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车工状元”马元国……这些工人明星一度成为一汽在汽车品牌之外的另一个人才“品牌”。所有的光荣称号属于新中国汽车工人，和其他行业的杰出工人代表一样，他们共同构筑起共和国的工业梦想。
每当碰到这种宏大的叙事角度时，有心的记者、作家们都在思索：工人们的个人梦想是什么？
2006年底，成都有一家拥有3万工人、10万家属的工厂将土地转让给了“华润置地”，一年之后，承载了那么多人生活记忆的工厂灰飞烟灭，一座现代化的楼盘将取而代之。工厂消逝了，那无数工人的记忆呢？
随着共和国梦想的升华，这些关于工人的记忆和个人梦想似乎渐渐消散。
新中国60多年的工业记忆需要我们去面对。曾经为了国家富强而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但60多年来中国为这种尝试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那些最终告别工厂，又开始重新寻找自我的无数个人，将何去何从？如贾樟柯在书中所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寓言。从土地的变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集体主义到个人。这是一个关于体制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全体中国人集体记忆的故事……”

1959，红旗飘飘

1959年国庆节，美国《时代》杂志登载了一张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大典的照片，身旁是远道而来的赫鲁晓夫。杂志为照片配了这样的文字说明：“毛的脸上依旧是熟悉的慈祥，赫鲁晓夫热情洋溢地望着远方。”
整整10年前，那些衣着朴素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解放全中国。面容慈祥的毛泽东发出了警告：让国内外的反动派见鬼去吧！
10年过去，1959年的国庆大典，对于西方人而言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
他们曾冷冷地看着这个新成立的东方共和国，用充满鄙夷和不屑的目光为崭新的新政权前途下了各种各样的残酷断言。10年过去了，这个国家在一片废墟上逐渐变得井井有条，经济建设如火如荼。西方人大概对自己的判断也产生了怀疑。不过，他们有了更具体的验证自己判断的着眼点：新中国的10年大庆，国家领袖会乘坐哪国生产的汽车出现在世界的面前？
理智的西方人只凭借理性的判断：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能力在如此短的时间，在纷繁复杂的各项经济建设中抽出精力来发展汽车产业。然而，他们低估了这个国家从领袖到民众的爆发力。
此前1个月，10辆红旗轿车送往北京，专供国庆10周年阅兵式使用。
在中国，没有一辆车，会选在中南海进行新车试驾；没有一辆车的停产需由《人民日报》告知全国；没有一辆车，会承载国人关于汽车工业的遥远梦想。当然，红旗轿车除外。
1958年8月，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庆典只剩不到一年的时间，而一汽还没有高级轿车的研制经验。国家最高领导人面临着在10周年国庆大典上乘坐外国轿车进行阅兵礼的尴尬局面，于是中央向一汽下达了制造国产高级轿车的艰巨任务。
一汽人不敢怠慢，他们从吉林工业大学借来一辆克莱斯勒高级轿车，以此为模型，根据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进行改造，整部车用纯手工制造，最终完成了一辆高级轿车。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在全厂万人大会上，正式给轿车命名为“红旗”。
9月19日，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蔡畅等中央领导到一汽视察，红旗轿车就此定型。此后，一汽的工程师们又对红旗轿车做了5次系统的试验，轿车定型样车被正式编号为CA72。这是中国有编号的第一辆真正的红旗牌高级轿车。
1959年10月1日，10辆CA72红旗轿车在北京国庆庆典上登台亮相，国内外竞相报道中国第一车的消息。1960年，红旗轿车编入《世界汽车年鉴》。五面红旗的标志在红旗车的翼板上飘扬了两年后被改为三面，代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红旗车的诞生糅合了复杂的民族感情，刚刚从苦难和屈辱中抬起头来的中国人，急需向全世界证明自己。汽车工人们怀着保家卫国的光荣使命和虔诚信仰，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凭着难以置信的意志力，一锤一凿地敲打出飘扬着时代特色的“红旗”车，飘扬的红旗代表着他们的梦想。
只可惜，迅疾的潮流不断冲刷着这条曲折的梦想之路。
20世纪80年代，红旗车被推向激烈的国际竞争。尽管拥有出色的自主研发能力，相较于有着数百年工业发展经验的外国轿车，还是相去甚远的红旗遭遇了挫折。当它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时，潮水般涌进中国市场的外国汽车品牌已经成了中国人关于汽车的新选择。而50多年来，关于红旗和国庆大典的联系从未间断，可是以红旗车为代表的国产车几经命运波折——限量、停产、整改、转制……
2009年2月，有媒体报道称，红旗HQE车型已被选定为国庆60周年庆典的专用阅兵车。红旗车在市场转轨后，重新进行市场细分，车辆的商业定位也更加清晰，此次作为国庆专用阅兵车的HQE车型就是红旗的超豪华车型。
作为民族品牌，红旗似乎从未走下过历史的舞台，“坐红旗车”与“见毛主席”、“住钓鱼台”成为时代的特殊政治记忆。不过，如果红旗要摆脱这种狭窄的定位，更加平民化的“福特式”梦想——人人买得起的坚固轿车，理应成为战略选择，而政府应当率先扶持。
日本汽车在“二战”后为扶持民族汽车工业，对外国车征收高额进口税，大量采购国产汽车作为公务车，丰田、日产、本田等一批汽车巨头因此崛起。然而，当奥迪、宝马入围政府车采购名单时，普通中国人却一直很困惑且纠结。就像童话作家郑渊洁提出的疑问：“倘若连国家主席在60年大庆上都使用纯正血统国产车阅兵，政府其他官员怎么就不能乘坐纯正血统国产车呢？”

风火长春，中国一汽

1953年，一汽在长春破土动工，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大量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运到汽车厂。两万多名建设者成为一汽最初的主人。短短一年，一汽以惊人的速度建成。随即，它开始在各种波折中迅速成长。
1958年至1960年，经过中间的短暂纠正，“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还是走完了3年的历程。这3年里，刚刚走上正轨的一汽在大背景下，急于求成、忽视科学的态度，造成设备失修、质量下降，企业管理严重削弱。1960年冬季，一汽开始了为期3年的整顿，企业的生产秩序和管理逐步恢复正常。1965年和1966年，成为一汽开工生产以来最兴旺的时期。然而，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十年动乱”，再次让一汽陷入动荡。
在困境中挣扎了10年。1977、1978两年，新的政策让一汽重新启程，各项经济指标又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期，一汽出汽车，出人才，为全国汽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培养输送了一大批干部和技术骨干，完成了建设二汽的任务，承担了一些对外援建项目。
1980年末到1983年，一汽制造出了“解放”第二代产品，开展了学习日本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建设性企业整顿等活动，为企业进一步更新换代打下了基础。解放牌卡车在新时代的国家建设中深入国家的各个领域，庞大的企业在第二次创业时期焕发了新的生机。
1984年，一汽进行大规模的企业改革。在国家高层的支持下，一汽扩大了产品自销权、外贸外经权和规划自主权；抓住了上轻型车、上中重型卡车以及上轿车的机遇，同步进行大量的扩建、新建的前期工作。
风风火火的长春，中国一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狂飙突进。
1988年到2001年末，重点发展了几十年卡车的一汽将目光转向民用轻型车市场。轿车、轻型车的投产让一汽加入了中国现代轿车市场的竞争中，是一汽的第三次创业。通过建设一汽轿车、一汽大众两个现代化轿车生产基地，以及兼并、重组、改造轻型车生产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取得重大突破，中、重、轻、轿四类并举，一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向现代集团公司体制的转变。随着与外资品牌的合作，一汽也由单一的国有资产向多元化资产结构转变。市场方面，一汽的产品出口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1年12月，一汽召开第十一次党代会，宣布一汽第三次创业的使命已经完成。作为中国汽车企业的龙头，一汽的历史对今天的汽车产业有着极为深刻的寓意。一个依靠举国之力兴建起来的大型汽车厂在市场经济局面下，改制成为现代集团企业，产业链不断延伸，集团规模持续增长，随着国家整体经济的如风前行，一汽不断寻求着新的突破与辉煌。

红旗车波折

作为一汽的精神象征，红旗轿车的命运让老一代一汽人难以忘怀。
1981年5月14日，《人民日报》突然刊发一条消息，短短一行字宣告了红旗轿车的终结：“红旗高级小轿车因油耗较高，从今年6月起停止生产。”
红旗轿车在此后数年间，远离了曾经的荣誉与光辉，不免让人产生历史的伤感。红旗轿车催生了一汽轿车分厂的成立，为其后合资道路打下基础，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民族汽车工业人才。今天两大民营汽车巨头奇瑞和吉利的，不少人曾在当年参与过研制红旗车。当然，为政治服务的红旗在客观上扼杀了当年粗具生产条件的东风轿车。
停产前的20多年里，红旗轿车“手工作坊”的生产模式决定了红旗的产量。据官方数据称，从1958年至停产期间，各型红旗车共计生产1510辆。
停产令颁发，见证了红旗诞生的工人们如坠冰窖。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国宝级轿车怎么会在一夜之间落得如此下场。原因众说纷纭，曾经有报道称，红旗轿车质量不过关被迫停产。亲历整个事件的一汽工程师黄兆銮承认当时红旗车存在质量问题，但他认为红旗的停产源于1981年初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
当时，黄兆銮代表一汽参会，一汽党委书记徐元存向中央领导倾诉红旗轿车的苦衷，“干一辆赔一辆，赔了几千万元”。黄兆銮回忆说：“那些话，本意是让上面考虑能否提高收购价。那时一汽重点还在解放车，生产红旗轿车是为政治服务，不是为了经济效益。”
主持会议的领导听完徐元存的话当即表态，“赔钱就别干了，中央用车可以进口。”这句话导致了停产令。红旗轿车停产的最深层原因，也是受到了汽车工业“合资思潮”的影响，计划经济时代为政治服务的红旗轿车，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牺牲品。
1983年，曙光重新照亮了红旗车。这年，国家要求一汽在1984年国庆节前生产一批红旗检阅车。1983年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搏击之年。第一辆上海桑塔纳轿车在上海汽车厂组装成功下线，自主品牌上海从此消失。10月22日，经委机械局副局长鲁兵曾说道：“红旗要进一些关键件提高质量，要快。红旗车声誉还是好的，外国人认为坐‘红旗’是政治待遇。现在上海是桑塔纳的牌子，如果再不生产红旗车，就没了自己生产的轿车。”
1984年9月6日，两辆装有美国发动机和联邦德国风扇的红旗检阅车送抵中南海。10月1日，邓小平在崭新的红旗检阅车上完成了对海陆空三军的检阅仪式。

时光深沉

改革开放继续向纵深发展，中国随之出现了一股势不可挡的进口车浪潮。
新中国成立35周年，红旗检阅车重回舞台，这给红旗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一汽厂领导开始多方奔走，力争恢复生产红旗轿车。时代早已更改，仅靠自我开发的步伐太慢，无法跟上急速变化中的市场经济，红旗最终走上了一条合作之路。
1984年2月，一汽以奔驰高级轿车作为模板，拟出了一套新一代红旗车方案。但是在4年的磋商之后，最终被奔驰公司否决。一位轿车分厂技术高管在报告里写道：“借助国外名车改造红旗车，并不丢脸。丢掉与奔驰的合作是错误决策……”①
事实上，这只是一面之词。一汽与奔驰谈判期间，美国福特公司各种零部件和空调系统，都曾被试装进红旗CA770中。这款红旗经典车型除了外形还保持原样，内部机件几乎全部为外资产品。由于中国零部件保养产业尚未成型，因此这样的红旗车保养成本惊人。所以，单纯的复制并不能让红旗起死回生。
1988年5月17日，一汽与同样来自德国的奥迪签订了合作技术协议，“奥迪100”的技术被合作转让给红旗车。这套技术成为日后“小红旗”的核心命脉。
这个时候，正是国外汽车全面入驻中国的阶段。法国人进了广州、武汉；意大利人进了南京；美国人进了北京、上海；德国人进了长春、上海、广州、海南；日本人进了天津。
一汽轿车分厂只生产红旗一种轿车。在外资进入后，一汽轿车分厂拆分成了两个厂，一轿仍旧专攻红旗，二轿生产奥迪。拆分时，原有的人才、厂房、设备都是尽量满足二轿厂。一汽一轿厂长关俊峰描述那个场景：“分家后，我们几乎什么也没剩下，只剩一口志气。”
1995年，以“奥迪100”为参照的小红旗轿车批量通过总装线。价格依然不菲，但北京人发现昔日仅仅限于中南海的那一抹红，现在的街巷胡同随处可见。人们为了区分两个时代的红旗车，开始把老红旗车称为“大红旗”，把新红旗车称为“小红旗”。
一汽工人的精神信仰让他们始终难以舍弃“红旗”。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他们把“红旗”从计划时代延续到了市场时代，曾经只供领导人乘坐的红旗轿车从政治舞台走向了自由市场，这种身份的变化颇有家世败落、流入民间的感觉。然而，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红旗轿车，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最高待遇。
1998年，红旗轿车大量生产，一个个新系列、新型号纷纷进入市场。这一年，“红旗98新星”轿车（其后更名为“红旗名仕”）投放市场。随后，豪华车“红旗旗舰”下线。2000年，红旗“世纪星”上市。2004年，新“世纪星”投放市场……
历史的变换总是让那些念旧的人耿耿于怀。在充满了怀旧情结的人们眼里，“奥迪100”就是20世纪90年代后红旗车的噩梦，用别人的壳子装上红旗的车标，始终无法和拥有自主设计风格的“大红旗”相比。
2006年底，力求突围的红旗HQ3上市。全国“两会”、十七大等党中央重要会议现场，都能看到HQ3的身影。HQ3为红旗重新定位左右突围，一个个夺人眼球的新闻标题层出不穷：“HQ3重新奠定了红旗国车形象”、“红旗国车凤凰涅槃”、“红旗重归豪华自主车行列”，媒体对红旗的热望显而易见。
30年前的红旗轿车是政治最高礼遇，今天的红旗车在前后选择、重新定位。若干年后，无人知晓红旗将会走出一条什么样的路。尽管如此，对于中国汽车业，红旗是标志。
大红旗曾经是完完全全的民族车，在外形上虽有模仿，但每个部件都是自主研发。反观现在，中国汽车和机械制造领域的技术创新仍在痛苦地徘徊。红旗车越来越像国际豪车，那些过往的红旗岁月在历史的角落里变得日渐深沉。
怀念过去不是止步不前，我们只是不该忘记那些激情如火的岁月，还有那些写满“中国风”的红旗轿车。

延伸1959：中国汽车人

1959年，汽车梦想飞跃之年。
朝夕轮替间，50多年匆忙之间，多少中国汽车人为了同一个梦想不断舍弃，却获得极少。充斥媒体的汽车关键词连篇累牍都是“合资”、“并购”，中国汽车似乎一直在做大，却一直做不强，尽管“自主品牌”也是一个经常被拿来探讨的话题，但真的要列举能拿得出手的中国汽车自主品牌，业内人士不得不选择沉默。
实际上，中国汽车走了一段下坡路。1959年的中国汽车是风光的。据最早的一汽设计师回忆，当时世界上生产解放牌汽车的厂子有3个：一个是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一个是罗马尼亚汽车厂；还有一个是一汽。苏联曾把3个国家生产的产品进行比较，发现中国产的质量最好。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一位苏联专家对饶斌说：“你的工厂多好。我真羡慕你。你看我那个厂，破破烂烂的。”这位专家就是西格乔夫，曾任一汽的总专家，他口中的“我那个厂”就是斯大林汽车厂，当时的西格乔夫是斯大林汽车厂的生产主任。
中国造车人曾经如此幸福，一汽第一任厂长郭力、饶斌，总工程师孟少农，南汽元老李克刚、李阿夫，红旗轿车设计师程正、贾延良，二汽总工程师陈祖涛，北汽厂长郑焕明……这整整一代老汽车人记忆中的事情满是豪情壮志，伴随着国家的重型机械工业迅猛开拓，汽车工业也磅礴进取。
然而几十年后，中国汽车面临困局，国内商用车企业纷纷转型做轿车，可谓是中国汽车业一大“中国特色”。继江淮顺利拿下发改委的轿车许可证目录之后，长城、长丰、双环还有众多急于生产轿车的企业在某一时刻曾排队等候国家的许可。
只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汽车步入了无法回头的转型期，而曾经的几大汽车厂纷纷合资，在轿车领域马不停蹄地攻城拔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汽车工业的快速成长。
中国的现代汽车工业起初发展很缓慢，售价相对较高的车辆主要都是党政部门为官员购买的。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中央决定引进外国汽车制造商。1983年，国有北汽集团与美国的汽车公司签署协议，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汽车制造厂，生产吉普车(Jeep)。此后不久，上汽集团与德国大众也成立了合资企业。1994年，中央决定把汽车业作为推动中国工业增长的龙头。政府相关政策也考虑到了环保方面的问题，表示“鼓励使用燃油效率高且低排放”的汽车。不过，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也要求厂家提高产量。
这样的背景下，汽车工业开始了迅速增长，并在20世纪90年代成了国家支柱产业之一。
新华网资料显示：“汽车这个中国居民家庭拥有率最低的高档耐用消费品，现已发展成为零售增长速度最快的商品。调查资料表明，中国有能力购买家庭用车的人群达1200万户，汽车工业前景广阔。”现在的北京，每天有将近1000辆新轿车加入到各主要道路已经非常拥挤的车流中，市政府下属的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公司分别与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及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建有合资企业，每年为市财政税收作出的贡献超过5亿美元。
尽管看上去很美，激情的背后却是难掩的苦涩。
中国已经成长为巨大的汽车产销地，其中真正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实在不多，而完全为中国人自主开发的更是少之又少。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太大改观。
不少企业热衷于搞合资或合作，希望通过“偷师学艺”提升自主开发能力，但很少有几家从长远利益考虑，建立自己的研究开发体系。据统计，国内汽车企业每年用在科技开发上的费用不足3亿美元，不及年销售额的1％，而国际上著名厂商的这一比例至少为3％，这使得原本就在技术上落后的中国汽车企业更加缺乏后劲。
设计方面，世界上那些经典的汽车设计，无一不深深刻有设计师个性的印记，而中国汽车设计界却是“谁官大谁说了算”，缺乏兼容并包的学术氛围，设计师的个人意志往往被埋没在行政命令中。中国第一辆轿车“红旗”的造型图是一个老设计师一生中唯一被采用的效果图，最终也被改得体无完肤。
这些都是体制内汽车制造业的难言之隐，与此同时却是体制内车企自欺欺人的信心暴涨。体制内的汽车工业在迷局中自我狂欢，体制外的造车人已经行动起来。被人称为“中国商业界的一种可能性”的中国民间造车人李书福给自主品牌带来了一线生机。
李书福决定造车的时候，没有牌照，为此他四处奔走，那个时候他常说：“请给我们一次失败的机会。”这样的悲壮论调给这位民间造车人抹上了浓重的悲情色彩，李书福本人也非常中意这个能博取无限同情的角色。他是一个憨厚的企业家，也是一位天生的本色演员。在他不断演讲作秀、获得各种荣誉的同时，吉利集团却以扎实而坚定的步伐在汽车行业“野蛮生长”。在过去的数年里，它一直引领着中国轿车产业成长的方向，这似乎符合一个追赶型企业的发展逻辑，尽管还远未成功，但是，吉利的成就已经能获得大多数人的精神褒奖。
可悲而残酷的现实是，在民族汽车企业规模日渐扩大的时候，消费者或许会因为它是民族品牌而给予掌声，但在实际的购买行动中，每一个人却必须冷静地考虑性价比、汽车质量以及售后服务成本等等，这些冰冷的数据仍然是左右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终极筹码。
随着国内汽车厂家越来越多，价格战也日益升温。吉利汽车最早是生产摩托车的；生产手机电池的比亚迪在收购了一家国有汽车装配厂之后，时至今日也有了7年的造车经验。他们的最大撒手锏就是价格低廉，这成为国产轿车市场份额迅猛膨胀的唯一利器。
然而举目四望，用数据换来的欢乐并不持久。当问题出现时，国际汽车巨头可以用“召回”赢得“公共责任”的美称，国产汽车却面临口诛笔伐。观察家们苛刻的评判标准和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激烈对比让技术力量孱弱的中国汽车举步维艰，多少汽车人在历经残酷的风霜雪雨之后，只能无奈地声声叹息。
或许，这种成长阵痛唯有依靠时间来抚平，时间是如此漫长，又是如此迅疾。某一天，当无力承受的汽车人最终倒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谁该为中国汽车的伤痛埋单。

1960铁人王进喜


当目光停留在1960这个年份的时候，那些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渐次展开。
1月20日，中共中央就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作出批示：不论哪一种企业，都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积极地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工作，“是我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连续大跃进的一项极重要的措施。希望中等以上的城市党委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并且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
批示为1960年以后取得的诸多重型工业技术的突破奠定了基调。大庆在这一年进行石油会战，是基调的最好注脚。同时，国防、航天事业也在该年取得了突出成就。
1960年，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试验型液体探空火箭，在上海南汇简易发射场首次发射成功，飞行高度8000米，迈出了中国探空火箭技术的第一步；中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107型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刘家峡水利枢纽顺利截流；中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另一方面，航天和国防工业的发展自然无法取代人民经济生活的困顿。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的破裂使其雪上加霜。
正当中国陷入困局时，世界的其他地方却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立；在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发射第一颗气象卫星、“企业号”航空母舰下水；在苏联，太空犬Belka和Strelka乘“史波尼克五号”太空船开始环绕地球；在拉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把古巴所有的商业国有化；政治色彩鲜明的先锋文学在这一年爆发出巨大能量，一批拉美作家受到了欧美的关注，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聂鲁达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非洲，有17个国家独立，这一年被称为“非洲年”。
9月14日，OPEC组织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成立。不久前，中国东北，一片黑土地中,钻井队发现了油田。直至多年之后，置身于当下世界，我们才幡然醒悟，这片油田对1960这个充满符号色彩的年份是多么的重要。
从过去到现在，黑金紧扣着国家经济命脉，石油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从未更改。能源问题日益严峻，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国际风云间的纠结，愈发扑朔迷离。曾经远赴北大荒的丁玲说：“对有思想的人来说，没有地方是荒凉偏僻的。任何逆境中，他都能充实自己。”而在荒原中，谁发现了石油，谁就注定会被历史所铭记。

大厦里的塑像

2005年，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9号，中国石油大厦。
这是一座组合整体建筑，高24层，地下4层，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沿着墙根绕着大楼走一圈，大概需要9分钟。这座大厦外立面的幕墙约8万平方米，总造价30多亿元，“很多五星级酒店也不一定比得上”。在高约50米的中心大厅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翠绿的竹林，竹林正中央矗立着王进喜的雕塑。大楼的主人说：“石油人没有不知道王进喜的，他是我们的榜样和代表。”
早已逝去的铁人王进喜断然想不到，那个舍身忘我的1960年，已然凝固成了几十年后在奢华的中石油大厦中的一尊沉默无言的雕像。
榜样的力量正在被物化。艰苦奋斗的“铁人精神”，只能在这幢造价不菲的大厦中，以固态的形式表现其残存的价值。而王进喜曾经服务的石油行业，早已告别苦楚，且制造出中石油这样一家“亚洲最赚钱的公司”。
而政府对中石油也表现得过分溺爱，看看它能享受到的福利吧：多年来，中石油这样的国企不用向国家上缴利润。即使近年来，国家出台政策要求国企向财政分红，也只是区区5%—10%的利润。2008年4月，两大石化巨头享受了现金补贴、成品油进口税先征后返等优惠政策，继而又获得国家按月发放的资金补助。①
2008年，金融风暴袭来，中石油利润下滑，而员工薪酬并未降低，甚至逆风上扬。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不对等，大型国企服务和社会责任的缺失让很多人日益怀念曾经贫瘠但相对公平的那个时代。
今天的石油人，不会再用身体搅动泥浆，不会再靠人拉肩扛将钻机拉上井架。物质条件已经改变，精神力量正在被符号化。当人们习惯用不屑一顾的神情看待那些毫无杂质的庄严记忆的时候，只能无奈地发出些许感慨，仅此而已。“责任感、主人翁、不怕牺牲、担当大义”，是王进喜留给中国石油行业的优秀品质。他的精神需要薪火相传，只是我们找不到一种足够战胜犹豫心灵的力量和勇气。这无疑是这个时代的困境。

铁人王进喜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电影《铁人》被搬上银幕。
急促奔忙的车站，人头攒动的会战平原，高亢嘹亮的号子，人拉肩扛中缓缓竖起的井架，惊心动魄的井喷……种种场景让人不由想起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里的那句话：“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普普通通的我们，只能浑浑噩噩地虚度着光阴，而极个别主角那样的人，却用血肉之躯创造出令人景仰的传奇。
正如电影艺术的展现，关于王进喜，我们习惯以仰视的姿态激荡起内心的澎湃。每每看到那段因为时间久远而略显变形的视频——王进喜带头跳进水泥池，甩动双臂将身体当做搅拌机，身后不断有人从高处跃入……即便不明白个中缘由，总也会心有戚戚。2000年，《南方周末》的新年发刊词为这种情愫做了最好的注脚：“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
时间回溯到1958年7月，全国石油工业现场会上，王进喜提出“（钻井进尺）月上千（米），年上万，玉门关上立标杆”的奋斗目标。随后，他带领钻井队创造了月进尺5009米，年钻井进尺7.1万米的全国纪录：一年的进尺相当于旧中国42年钻井进尺总和。
王进喜“6岁沿路乞讨，10岁给地主放牛，15岁到玉门油矿做苦工”。熟悉苦日子的人，对于新时代总抱有无限憧憬。新政府依靠工农阶层发展生产力的大方向给了旧社会饱受压迫的底层人群一个光明的许诺——国家的主人。王进喜就是在高度的主人翁心态下，产生了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1959年9月，他当选建国10周年国庆观礼代表和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休会期间，他参观首都“十大建筑”。在路上，看到行驶的公共汽车上背着“煤气包”， 内心百感顿生，忽然意识到了石油对于这个年轻国家的重要性。恰在此时，东北发现大庆油田。王进喜当即申请参加大庆石油会战。
1960年3月，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从玉门日夜兼程赶奔大庆，翻开了叙写一段精神奇迹的篇章。
到萨尔图，王进喜下了火车，没有过问吃住问题，而是找到调度室问：“我们的钻机到了没有？我们的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最高纪录是多少？”得知井位在马家窑附近，他带队步行两个小时来到井场。看到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土地，他难掩激动：“这回我们掉进大油海里啦，甩开膀子干吧。”当天夜里，全队33人，有的住在老乡的马厩、牛棚里，有的就在野外风餐露宿。第二天到火车站，本队钻机没到，就帮助别的队卸车，一连卸了7天。
4月2日，从玉门发出的钻机运抵萨尔图。那时吊车、汽车、拖拉机非常少，60多吨重的钻机设备无法卸车、搬运和安装。王进喜发话：“就像打仗一样，不能退下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有意思地是，多年后，王进喜这句著名的话成了今天的官员们在动员大会上最常说的一句话。
他带领全队把钻机化整为零，采用最原始的办法把钻机和设备从火车上卸下来，运到马家窑附近的萨55井，安装。连续三天三夜，王进喜没离开车站和井场。房东大娘看见他如此不要命，对工人们说：“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
“铁人”名号从此得来。
第一口井完钻后，王进喜指挥放架时，被滚堆的钻杆砸伤了脚，当场晕厥。醒来时看到工人围着他抢救，井架还没放下来，说：“我不是泥捏的，赶紧放架子。”
领导知道后，把他送进医院，他却从医院跑出来，回到第二口井场拄着双拐指挥打井。钻到约700米时，发生井喷，井场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经过研究采用加水泥的办法，提高泥浆比重压井喷。水泥加进泥浆池就沉底，没有搅拌器，王进喜干脆扔掉拐杖，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这便是后人熟知王进喜的经典一幕。身后的工友们被这种不要命的精神感染，纷纷跳进泥浆池。他们用血肉躯体，压住了井喷，保住了钻机和油井。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工业英雄，依然未能逃过“文化大革命”浩劫。动乱期间，王进喜被关进牛棚，受到了无情的揪斗和残酷迫害。1970年春，王进喜到江汉油田学习和慰问，足迹遍及井场工地。4月万里西行，去玉门参加全国石油工业现场会。归途，胃病发作，到北京经医院确诊为晚期胃癌。10月，王进喜因病去世，时年47岁。
1972年1月27日，《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刊发了长篇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4年之后，以王进喜为原型的电影《创业》摄制完成。电影中，导演用一句话为他的一生做了最后的总结：为人民鞠躬尽瘁，为自己不取分毫。

这一年，历史正在转向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批公营机械化农场在东北诞生：通北、赵光、宁安、兴凯、八一五、九三……10年以后，北大荒人把渺无人烟的亘古荒原建成了中国耕地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国有农场群，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和外贸出口基地，成为举世闻名的“北大仓”。
北大荒人加固了中国的农业格局，大庆人则令中国的石油格局陡然发生扭转。而这一年，中国工农业的精神命题是“转向”——由贫瘠转向基本自足。
1960年7月，大庆石油会战初期党的临时办事机构——石油工业部机关党委作出《关于开展学习“王、马、段、薛、朱”运动的决定》，称赞五人是全战区的“五面红旗”，号召全体参战职工向他们学习。除了著名的铁人王进喜，名单包括有1202钻井队队长马德仁、1206钻井队队长段兴枝、采油队队长薛国邦和水电指挥部副大队长朱洪昌。
他们的故事在今天的多数人看来不可思议，却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1960年4月，马德仁率领钻井队来到大庆。在第一口井钻前动员大会上，马德仁说：“我们在新疆打出了威风，到大庆还要站排头，我们要做永不卷刃的尖刀！”4月中旬，井位确定，马德仁带领大家挖水池、泥浆池。由于地冻，一镐只能刨出一个小坑。他们起早贪黑地突击，最终完成了开钻前的土方工作。
段兴枝善于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被人们誉为“智勇双全的钻井队长”。他带领职工革新技术，把大钻机小鼠洞接单根的工艺移植到钻机上，提高工作效率，首创了冲鼠洞新工艺，在全油田和石油系统推广。
油田出油后，上级把第一列车原油的输送任务交给另一面“红旗”薛国邦所领导的采油队。严寒使原油凝固、输油泵打油受阻，为了把原油按预定时间运出，他毅然脱掉棉衣，双手抱住高温蒸汽管，跳进油池，用蒸汽温原油。蒸汽管把手烫得钻心疼，他却始终坚持到泵满罐为止。还有一次供油管线脱扣，他奋不顾身地用胸膛顶住喷着原油的管口，高压原油的强大压力打得他周身麻木。
山东人朱洪昌所在的三大队负责承建17.2公里大口径、长距离输水管线。托管机履带板被钢丝绳卡住变形，为了避免影响施工，工人们商量采用喷灯加热使钢板变直的办法。不料喷灯喷油过多，机车四周燃起大火。他不顾危险，甩掉衣服，冲上去奋力扑打，手和脸烧起串串火泡。火扑灭了，他进了医院，伤势稍有好转就迫不及待出院。供水管线通水试压，他带伤到各处去检查试压情况。发现有一处焊缝冻裂漏水时，为不影响全线试压，他带压带水补焊，不顾身上旧伤未愈，跳进水中一边用手把漏缝的水抹干，一边让焊工补焊，“飞溅的焊花刺穿了朱洪昌手上缠着的绷带，露出了还未长好的伤口”。焊工见此情景，停止补焊，他说：“现在前线各部门等水，不能把工期误在我们这儿。今天我要比一比，是钢铁硬，还是我骨头硬。”
这种穿透历史的描写总是令人触目惊心，我们丝毫不怀疑这种记录的真实性，在那个年代里，人们的精神力量真的可以如同神迹般激发出无限潜能。
1963年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产品已经达到基本自给”。这是中国自力更生进行经济建设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汽车、飞机、重型机械每天都在不停地运转，并且数量越来越多，石油企业财富陡增。可是，在这个因为商业的过度发展，而耻于再谈“精神”的年代，不知道这些企业在“以逸待劳”的同时，是否还能清晰地领悟那些已经死去的力量？

有人登台，有人谢幕

1960年1月4日，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当王进喜和大庆成为这个国家亿万民众景仰的楷模时，北大校长马寅初则在质疑与谩骂中，心有不甘地淡出了学术圈。他用了整整10年研究中国人口增长过快问题，而当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著作《新人口论》，却遭到了潮水般的攻击。
在那部“引火烧身”的著作中，他系统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按1953年统计的20‰的增殖率估算，“30年后同实际的人口数字一比，会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
人口增长过快会带来什么后果，书中写道：“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矛盾；搞社会主义，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然而安排好多人就业，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农业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拖住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大办轻工业有效地积累资金，但是原料多数来自农业，人口多、粮食紧张，腾不出多少地种诸如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人均不到3亩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做不到，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①他尖锐地指出，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日后的问题会更加棘手，更难解决，农民难免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
简而言之，人口增长过快会导致过重的包袱，对发展经济、民生、资源分配极为不利。这些50多年前的判断被人当做罪状予以驳斥，50多年后，中国正在为这些问题焦头烂额。
激增的人口确实在某个阶段为中国带来了稳定的收益，可很难就此作出结论：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能在更长远的时间里傲立潮头。事实上，现在的中国已经在为历史埋单。

中国制造曾经让“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获利颇丰。当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时候，蓦然惊觉，这个国家的市场缺乏核心创造力。过去的种种热闹场景似乎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之后的短暂狂欢。随之而来的是严峻的“三农问题”，尽管计划生育工作力图刹住过快的人口增长车轮，但问题已经摆在面前：国力在增长，人均占有资源却在下降；经济在发展，城乡矛盾却日渐尖锐；耕地在萎缩，城市人口却在不断扩张；产业结构在升级，雇员却大批失业……
每当于此，人们总在说一句毫无意义的话：当初不要生那么多孩子，今天不至于这般田地。
不是历史无法参透，而是眼睛被狂热蒙蔽，那些少数睁开双眼的人却横遭挞伐。为什么在当初那样“众口一词”认为“人多比人少好”的环境下，偏偏是马寅初独自冷眼旁观，公然与领袖“唱反调”，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幼年的马寅初一心读书。父亲马棣生却认为马寅初聪明伶俐，让他学做生意。为读书，马寅初经常挨父亲训斥、毒打、罚跪。人的命运有时候难以言明，但尊重自我意愿却成了中国父母难以兑现的虚假承诺，今日中国的儿童依旧在充当父母意愿的实现者。
这样的“逆境”中，马寅初进入上海“育英书馆”，成绩年年班上第一。后来考入天津北洋大学。1903年赴美国公费留学，先入耶鲁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12年的异国求学生涯之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名为《纽约市的财政》的博士论文，让美国财政界和经济界为之动容，这部著作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
辛亥革命结束，马寅初学成归国，著书立说，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经济人才的培养。1927年到1937年，马寅初南下浙江、南京、上海，以财政经济专家身份，参与对国家财政经济问题的研究。抗战期间，他继续研究中国的财政经济，剖析蒋、宋，孔、陈的官僚资本，撰文抨击“四大家族”趁民族危亡大发横财的不齿行径。
新中国的成立让马寅初看到了希望。他在学术上也获得了更好的平台，先后任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狂热却让冷峻的马寅初时刻保持警醒，他将自己的真实想法仔细地记录在每本著作中，要用笔杆子为红色政权增添一些冷色调。然而，这种与生俱来的“叛逆”最终将冰冷的“水”泼到了自己身上。
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还是人多好。”于是，“人多是好事”成为人口问题的主流思想。正值中共党内从整风运动向反右派斗争转变时期，马寅初关于人口问题的看法和主流思想不一样，不少人自然而然地把它同极少数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言论联系起来看待。《新人口论》遭受批判在劫难逃。
庐山会议，反右运动风云再起，已有人撰文批判马寅初。周恩来对马寅初的处境非常担心，特邀他谈了一次话，希望他做一个检讨，以便在运动中过关。马寅初婉言拒绝，说：“我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我相信几十年以后，事实会说明我是对的。”①
好一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l960年3月，马寅初被迫离开北京大学，回到嵊州老家，从此消失在中国的学术领域。现在，时间已经证明了马寅初的正确，然而过去注定无法更改。我们只希望，从现在到将来，不会再发生将正确当谬误、奉荒唐为真理的怪事。

延伸1960：大庆，一座城市的短暂荣光

大庆在1960年开启的辉煌总是让人惴惴不安。
不同时期，不同媒体的记者来到大庆总绕不开一个话题：“总有一天油会采完，到时候大庆怎么办？”这是摆在大庆面前的现实问题，无法回避。和世界上所有的资源城市并无二样，大庆也终归要面对那一天。
1964年毛泽东提出“工业学大庆”，40年后，大庆油田的产量首次下降到5000万吨以下。产量递减是资源开采的客观规律，这不是“斗天斗地”的革命意志能战胜的东西，更不可能“人定胜天”。
大庆的辉煌在1997年还在延续，这年原油产量达到创纪录的5601万吨，但此后就开始逐年递减，年均递减率为2.2％。
作为一座油田的大庆已然衰老，但作为一座城市，又是如此年轻。作为一级政府，大庆市小得超乎想象，甚至一直都没有自己的独立财政。这种历史的特殊沉积让大庆产生了很多矛盾。
首先是结构的极不合理。石油经济“一油独大”，“占全市经济总量的72.7％，非油经济仅占27.3％，地方财政收入的75％来自油经济”。①其次是体制问题。国有经济主宰着这座城市的命脉，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超过大半都由国有企业承办。另外还有文化矛盾，大庆也是最早进入计划体制的城市，退出体制的时间晚，老观念根深蒂固。原油产量的递减进一步加深了这几大矛盾。大庆市政府危机重重。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我们这一代大庆人面临历史性的选择：是做矿竭城衰的巴库，还是学矿衰城兴的休斯敦？”大庆市委书记王志斌自问自答：“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力。”先后在东北几座矿区工作过的王志斌，目睹和经历了东北煤城的兴衰。
大庆市的领导人要比其他城市的一把手承担更多的困难，尤其在狂奔了40年已成强弩之末的今天。
像大庆这样“成也能源、败也能源”的城市在中国不胜枚举：甘肃白银号称“中国铜城”，从1964年建成投产到1999年累计为国家生产有色金属285万吨。到20世纪末，白银的铜矿资源面临枯竭。同样身处甘肃，曾以“镍都”著称的金昌市，1964年建成投产，镍产量一直占全国90％以上。按目前的开采速度，金昌市镍矿富矿开采年限只剩下20年。
面对资源枯竭，战略转移中的中国没有足够的时间妥善解决能源城市的前途。20世纪末开始的国企改制带来的是老工业基地的整体衰落。能源基地衰落的另一个原因看起来有点杀鸡取卵的意味——由于矿产资源属于国家，中央企业会在第一时间进驻矿区，当地政府要围绕中央企业提供服务，客观上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经济。这就是大庆这样的能源城市注定只能短暂辉煌的深刻原因。对资源的依赖和中央企业的垄断使这些资源型城市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要面临衰落。
能源枯竭之后，城市面临转型，留在他们面前的是无法承受的命运之重：生态环境被破坏，多年大规模开采，大面积的采空区成了大庆的伤痛；城区分散，人口不能集中，发展第三产业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利于城市顺利转型。
世界上有没有转型成功的能源城市？答案是肯定的。德国的鲁尔或许能为困局中的大庆们提供一份参考答案。
鲁尔地区占地4400多平方公里，是当今世界上工业遗迹最多、最集中的地区。德国工业化起步于此，产值一度占德国总产值的1/3。1960年，大庆石油会战之际，鲁尔正面临出局。历史巧合之处，似乎为大庆指出了一条轮回之路。
危机中的鲁尔，保留了产业中技术含量最高的部分，其余则向物流、文化领域转型。在原有基础设施的优势上，集中发展内河航运、公路和铁路运输，转型为现代物流基地。同时，鲁尔区兴建了13所大学，主要以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为主。在就地取材的基础上，随着大学的兴建又衍生出众多科研院所和工业园区及创业园区。
废弃之后的矿区，也多被改造成现代化的办公区域，其貌酷似今日北京798艺术家集散区域。
或许，很多年后，大庆会像鲁尔一样，重新聚焦中国人的目光。那时，废弃的井架将用斑斑锈迹为热闹的人群提示时空的广度，荒芜的矿区覆盖上鲜活的植物，而通往大庆的路上必然还有那个“铁人”的影子。


1961陈永贵:农民当上副总理

有人说，1961年的主题是英雄的人民，因为人民要与饥饿殊死争斗。
对于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来说，1961年是如此难熬。春天，饥饿感阵阵袭来，到了冬天，更是饥寒交迫。中国的农村只剩下了三样风景：共产主义理想、无米下锅的食堂以及饿死的农民。人民公社给农民画了一个颇具诱惑力的大饼，但农民只能眼巴巴地以画饼充饥，抵挡不住真实的饥饿。
从1959年到1961年，据保守的统计数据，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约1500万人。
1月14—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鉴于国民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决定从本年度起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5月31日，刘少奇承认近几年的问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是由于天灾？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过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
人民公社备受争议，在5年前就被判了死刑的包产到户也在悄悄复活，安徽全省每10户农民就有8户参加包产到户。甘肃、浙江、四川、广西、福建、贵州、广东、湖南、河北等省也有包产到户渗透。对此，毛泽东有所耳闻。为了恢复生产，他不得不把他的“大同理想”暂且搁置一旁。但这并不意味着执著的毛泽东就能容得下“包产到户”这粒沙子。他急于寻找“声气相投”的人民公社代言人，陈永贵顺应时机，被潮流推到了前台。

从目不识丁的农民到前呼后拥的总理，陈永贵所有平步青云的政治资本只有一个——大寨。随着人民公社由荣到辱，陈永贵的政治生涯也随即中止。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玩笑——疯狂的制度崇拜下，权力的玻璃门竟如此易碎。

十字路口

1961年，人民公社走到十字路口。
1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轻工业部《关于紧急安排日用工业品生产的报告》。报告里的描述令人心惊，从上一年第二季度开始，很多地区出现了小商品生产下降、供应紧张问题。常用的锅碗瓢盆，甚至缝衣针、鞋钉等小物件奇缺难求。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报告提出，对日用工业品，特别是小商品生产，必须按市场需要，分别轻重缓急，按行业、按品种进行全面安排。
而在农村中，笼罩着饥饿的阴影，越来越多的人对人民公社这种方式产生了怀疑，连毛泽东本人也有些许动摇了。此时还是小人物的陈永贵，只是被选为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离国家副总理的位子还差十万八千里。
此时的他，尚未清楚地意识到，人民公社将直接决定着他此后半生的命运跌宕。这是人民公社遭遇的第一次风波。最终在毛泽东等人的坚持下，化险为夷。
不过，好运不是每次都眷顾陈永贵。
17年后，197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诞辰，陈永贵却郁郁寡欢。11年前的这天历历在目。当时，他是全中国的风云人物，他在红旗飘飘中庆祝大寨丰收。毛泽东专门发来了贺电，这是无比的荣耀。
今天，失去了所有推崇大寨的领导人，他副总理的位子也摇摇欲坠。他告诉儿子：“唉，干不了了！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①
疯狂的时代，个人的命运往往被大局左右。政治格局的利害关系风云突变：今天，你是顺着潮流走；明天，你就是逆着潮流走了。陈永贵，一个从大山里走出的农民，再八面玲珑，他也不能在政治剧变中见风使舵。
陈永贵的辉煌，恰恰成为历史脸上的斑斑伤痕。他的没落，反而见证了历史徘徊在十字路口后的正确抉择。

人民公社：小人物的政治跳板

一个曾经在农村没有立锥之地的农民，就在无政治背景、无流血革命历史的情况下平步青云。谁知道，他这个曾经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抓住了最大的政治背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任何政治秩序中，迎合权力需求的人物，往往会得到权力的厚爱，以更容易的方式实现权力上行。
治理庞大的国家，毛泽东以人民公社为制度的主要环节。1955年，许多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被毛泽东视做社会主义大海的怒涛呼啸而来。“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把握了。当然还有很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1958年，“大跃进”方针正式确定，包产到户被批得灰头土脸，与“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相呼应，人民公社的制度也仓促确定。在高层看来，人民公社集生产、行政于一身，还是社会性的机构，是社会主义的雏形。
毛泽东被他伟大的设想鼓舞得心潮澎湃，索性一笔挥就公社蓝图：②

那时我国的农村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社员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越。

毛泽东给出的蓝图，并不能让所有的农民都能直观而准确地认知——这个蓝图到底有多么诱人。还是国务院负责农村事务的谭震林的描述则更为形象：顿顿有鸡鸭鱼肉，还有猴头、燕窝和海鲜；衣服有各种花色和品种，还有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以及狐皮；人人都有高楼住，房子里有空调、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为这幅蓝图进行现实描写的还有《人民日报》社的众多记者，当时有一组题为《徐水人民公社颂》的通讯，详细介绍了毛泽东视察后，河北徐水“天堂”般的人民公社。这组通讯从8月23日到9月1日分6次在报上连载：
……我想要歌颂这里的人民公社，却感到困难很多。这个县是在去冬今春的苦战中实现了水利化，特别是在今年6月麦季丰收的基础上，开始建立人民公社的。8月初，毛主席视察以后，全县200多个农业社很快就全部建成了公社。8月半，不少小公社纷纷合并；全县20个乡，有的并成了一乡一社，有的是一乡两社、三社。现在，全县却并成了7个大的人民公社——也就是7个乡；每个公社9000户左右，四五万人口。问题是这种一日千里的变化，还绝不只是单纯的数字增减，而是意义无穷。但我却写不出这无穷的意义于万一……
汽水和果汁在这儿的人民公社里并不是特殊商品。爱抽好烟的，有的供销部备有“牡丹”；爱喝酒的，徐水也有特产，徐水的酒远在晋朝时候就曾使得那位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天天醉倒，当时的刘伶就住在现在的张华村里他的朋友张华家中。或者，不喝酒，要买奶粉，也有本县的出产；过去是零卖零包，现在已经跃进到硬纸筒装并且装潢漂亮。
有的售货员会告诉你说：“咱们是上有绸缎，下有葱蒜的万宝全。”一天中午，我在大寺各庄供销部里同售货员郑老祥聊天，突然间有人跑来买面酱，我以为是食堂菜不够，连忙问郑老祥，他说：“食堂晌午吃烙饼！人们有了菜汤还不够味儿，还要沾酱包葱！”

当时看来是真实的描写以及对更加美好未来的畅想，现在一看就是“忽悠”，但这份蓝图却着实让农民着迷了。有了人民公社这座桥梁，共产主义的天堂似乎不再遥远。
人民公社着眼于一个“公”字，原来农业合作社中农民私有的财产如自留地、牲畜以及果林、生产工具，甚至房屋桌椅都被充公，银行可以理直气壮地拿农民的存款大办钢铁和水利，并美其名曰“投资”。30年后薄一波对充公的解释成了打油诗，“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
农民被各种舆论和口号牵引着贡献出自己的财产。不管未来的蓝图有多么美好，他们还不至于被领导人的激情迷惑得不分公私。可他们敢怒不敢言，只能私下里发发牢骚。财物被充公，人也被充公了，被集体化的还有思想，政府甚至给他们的未来、工作甚至吃喝拉撒都作出了规划。
大部分农民稀里糊涂地跟着政治决策走。而决策者则以盲目的乐观进行了确凿的论证：在他们的道德假设中，农民高度自觉，他们的工作热情会被“按需分配”激发得淋漓尽致，就连刘少奇也曾认为，“人们不管报酬多少，不管有没有定额，他们总是做得更好”；在他们的经济推理中，决策者也认为集中起来的财产将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然而，他们的论证过于理想。人民公社并没有把中国向社会主义推进一步，反而造成了很多错误，即使这些错误与常识违背，人们也浑然不觉：“亩产50万公斤番薯、30万公斤甘蔗、2万5千斤水稻”的浮夸，领导人信以为真，连连感叹“这么多粮食怎么吃得完”；粮食丰收时，人们“大炼钢铁”，粮食烂在地里发霉。始料不及的自然灾害导致食品短缺，越来越多的人死于饥荒；农民的生产能动性在“按需分配”的激励下越来越弱。饥饿来临时，人们既没有力气也没有热情“拥抱”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历史由辉煌变得悲壮，“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在饥饿中也逐渐褪色。
作为毛泽东的心血，人民公社一直是毛泽东难以割舍的情结，即使在饥饿弥漫的年代，他只是声称“犯了糊涂”，从不认为他的人民公社是个错误。忍耐了包产到户没多长时间，他开始大发雷霆。因而，悲壮的历史仍在“心血情结”中蹒跚前行，但历史总要还社会一个公道。
大寨，从头到脚贴满了人民公社的标签，这就注定了其与人民公社荣辱与共。而大寨又恰恰是陈永贵的政治“王牌”。陈永贵，也将与人民公社共沉浮。

一个农民的政治天赋

1940年，青年陈永贵来到大寨。陈永贵担任党支部书记之前，作为一个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村，坐落在太行山腹地的大寨，是穷山恶水，“七沟八梁一面坡”。不过，从陈永贵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起，大寨村的贫穷竟然成为大寨村发迹的最厚实的政治资源。
陈永贵早年的发迹，并不是因为“根红苗壮”，相反还有些不清不白。1942年，陈永贵以一个长工的身份成为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给日本人办事，同时又与八路军保持着联系。后来，陈永贵还加入了“新亚反共救国会”。抗战结束，所有与日本人有染的人都会受审，陈永贵不能幸免。时任大寨村村长的赵怀恩为陈永贵说了不少好话，“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就当了伪代表。”最后，陈永贵的问题被定性为“一般历史问题”，逃过了一劫。
在陈永贵被批斗以及为晋升被审查的时候，他的“一般历史问题”总会被或多或少地提起，可总能化险为夷。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几乎是个奇迹。这多半要归因于陈永贵表现出来的彻头彻尾的农民身份。
无论陈永贵以什么样的身份示人，不管是在大寨村担任党委书记还是国家副总理，他都标榜自己的农民角色。30岁没有土地，40岁不识字，始终是农村户口，“中式对襟褂、甩裆裤、小布衬衣、老布袜、千层底黑布鞋和盘在头上的白毛巾”，他永远都是一副庄稼汉的打扮。连去国外访问，他都不肯脱下这身装束。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一眼看到了扎眼的陈永贵，“陈永贵，你官那么大，还是那个衣裳，那个帽子？”所以，不管陈永贵做了好事还是错事，人们更愿意将之看成一个的农民行为。
有了农民角色撑腰，陈永贵表现出的阶级斗争精神相当彻底。土改运动在昔阳进行得如火如荼。作为赤贫的无产者，陈永贵积极参加土改。当党支部书记贾进财准备把土地财产分给某个中农一份时，陈永贵责问：“土地革命是让贫雇农翻身的，他是中农，为啥分东西给他？”贾进财无言以对，只得作罢。
一个持阶级斗争立场坚定的人，往往更能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而他的历史问题也往往更容易被他激进而无畏的阶级斗争精神抹去。毕竟，他是穷光蛋一个，没有剥削过穷人，也没有剥削的资本，他所谓的“汉奸”身份，不过是“被逼上梁山”。在领导看来，“一个农民，哪有那么多弯弯”，所有的非议都被农民的光环所掩盖。
陈永贵大字不识，未必能参透中央的文件，却有着天生禀赋——投政治所好，在太行山这个穷乡僻壤中思考中国的未来。他的思考方式可能不会太复杂，没有多少经济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的分析推理，但他执著地认为中国的未来在农村。这在某种程度迎合了毛泽东人民公社的设想。
革命需要英雄。百废待兴的社会，同样急需塑造英雄为人民打气。新中国成立初期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公”为大，一定要“舍小家保大家”，几乎成了硬性指标。陈永贵以先知先觉的敏感，竭力塑造自己的“公有身份”。他尚未加入共产党，毛泽东在他眼里还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时，他已然有意识地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为国为民”。
贾进财成立互助组，组员都是青壮年，因此被称为“好汉组”，剩下老弱病残。陈永贵毅然脱离了“好汉组”，把老汉和娃娃们聚在一块办了“老少组”。他说：“要当好汉，就要当新社会的好汉，不做那丢下别人不管的好汉。这个亏我愿意吃！……咱祖祖辈辈没有一亩地，也没有一间房屋，祖祖辈辈都是讨饭吃。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分到房，分到地，地是十大几亩，房是地主的房，亏不了！”他的义气行为很快被上纲上线到集体意识。凭借此事，陈永贵脱颖而出，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以后的日子里，陈永贵时刻没有放弃他的“大公无私”的形象，始终全心全意在细节上诠释出一个“为国为民”的农民大叔：把便宜的马车送给邻村，自己出高价另买一辆新的；卖谷草，不能接受两角一斤的价格，一定要3分钱一斤才卖；让父老乡亲把大米白面交给政府，留下玉米窝头自己食用……年老得癌症，死后也留下一大堆药片——都是半片，他将医生的药片服一半留一半，留给国家。这些不可思议的行为，为陈永贵增添了不少政治光彩。
陈永贵执著坚持农民的身份以及“为国为民”的特立独行，在某些人看来是矫情甚至是沽名钓誉。他有着对立的两面：一方面，他“唯上”，极力迎合当权者的好恶；另一方面，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希望让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最终得到社会的尊重与认可。然而，当两者碰撞在一起时，所激起的火花最终却变得荒诞不经。
马克思说过，农民“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①。
陈永贵是农民，但他是一个有权力欲的农民。所以，当曾经的农民都以为陈永贵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时，陈永贵反而把他们推向错误的轨道。

农业学大寨

支持人民公社的村支书不只陈永贵一人，但支持人民公社并把集体优势凸显出来的只有他一个，这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想。如果村支书忠心耿耿，而人民公社灰头土脸，再信誓旦旦也上不了台面。陈永贵的大寨则光鲜亮丽，因此他有更广的仕途可走。
1952年底，参加丰产劳模会，陈永贵知道中国最拔尖的农民在做什么——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紧随脚步，筹办了“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年，他超额完成了粮食统购任务。4.2万斤的任务他完成了4.5万斤。青黄不接的时候，单干组和互助组里有些人揭不开锅，陈永贵就号召农业社里的社员们借粮，社员们不肯，他带人挨家翻箱倒柜地搜。
1953年，陈永贵又开始了他的大手笔——平山造田。莎荫和范银怀在长篇通讯《大寨之路》中如此绘声绘色地描述陈永贵的“壮举”：

如今地主被打倒了，又办了农业社，60户人家合成一家，人们说：“难道咱们这么大的集体，就治不了大寨这点山？”有人问：“山大沟深，满村不过50来个劳力，哪年哪月才能建设好？”陈永贵说：“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3年不行5年，5年不行10年。”一次又一次，争论又争论，党员的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社员的思想统一了。于是，改造大寨“风水”的第一场战斗在1953年冬天开始了。

1953年冬，陈永贵带领50个劳动力在一条700米长的山沟里干了18天，沿沟底垒了7道石坝，造地6亩。不过，他这种“深沟筑坝，拦洪淤泥”的方法，是在洪水的必经之路设置障碍。没有科学的疏导洪水的方式，造田必将被洪水毁于一旦。陈永贵的部分人工造田先后两次被洪水冲毁。陈永贵百折不挠，以石灰灌浆，最终保住了田地。
5年后，陈永贵共带人造田70余亩。单从经济上算，此次造田得不偿失，其产生的政治效应却是空前绝后。陈永贵平山造田，发挥了愚公移山的精神；同时，他改造山河不是寄希望于“子子孙孙无穷尽”，而是证明集体的力量。当时，治理农村“先政治统一，再经济发达”，要统一成千上万个农民思想，使他们步调一致，光有共产主义的口号还欠火候，他们需要具体的崇拜形式——集体。只有让农民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集体的势不可挡，他们才会对集体产生淳朴的崇拜。陈永贵的造田行为，符合了政治的需要。
1955年12月25日，应上级号召，陈永贵成立“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浮夸风猛吹，人人放“卫星”。《昔阳农村经济史记》记载，陈永贵放了几个“中不溜”的“卫星”：①

大寨新胜农业社主任陈永贵，第二生产队队长贾成富和副队长贾进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以大胆想、大胆干的精神，在神土角、干圪梁上亲自种植了2亩谷子试验田，经过县、组监收监打，每亩平均实产14124斤……它打破了部分人生产到顶的思想，树立了谷子高产丰产的大红旗。

与其他恶吹浮夸风的人相比，陈永贵显然老实得多。或许，他认为这是对党和国家的欺骗；或许，他预见到了其中的浮躁，泡沫终将破裂；或两者兼有。究竟如何，我们已无从考证。
1958年8月21日，敏锐的陈永贵从报纸上得知河南新乡专区办人民公社的消息后，带领7个村成立了人民公社。两个月后，陈永贵在大寨办了3个公共食堂，一度实行部分供给制——吃饭不花钱，吃粮不定量。县妇联的总结语是：“办食堂一年来，总共吃白面饺子八顿；蒸馍四顿；油果一顿；烙饼一顿；拉面一顿；大米干饭四顿；生活吃得好，粮食用得少。”
1958年，大寨人均年收入只有67元，离共产主义的理想状态还差得很远，但过惯了苦日子的农民还觉得生活已经很不错了，有诗为证：

全村吃饭到食堂，花样多种味美香。
七天生活一改善，过节过年宰猪羊。
家家铺盖叠成堆，每人平均五身衣。
春夏秋冬各一身，还有一套省穿衣。
群众文盲已扫完，全党全民闹红专。
晚上音乐伴演唱，演唱歌声震山川。

不过，1958年正是“卫星”满天飞的时代，恐怕这打油诗里也掺了不少水分。
陈永贵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山沟里的极品小芝麻官，像他那样的劳模更是成千上万。那个年代能瞻仰毛泽东一面或者与其握握手，已是莫大的荣耀。陈永贵却能参加毛泽东的小型宴会，与后者比肩而坐。这是因为陈永贵的很多行为表现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
合作化之后，毛泽东最痛恨的就是基层干部的腐化，以权谋私，不参加劳动还要记工分。陈永贵是“干部带头参加劳动”的典型。一份题为《一个模范的党支部书记》的材料，这样描写陈永贵的日常生活：“永贵同志一贯劳动积极肯干，他每天总是12点以后休息，早上4点起床，白天劳动总在12个钟头以上，每天三顿饭就是他处理一切问题的工作时间。……他总抢着干别人不乐意干的活。天热了挖厕所，带上党员，挖了个遍。”
经过多年宣传，昔阳成了全国干部学习的标杆，陈永贵的名字渐渐从下到上渗透，最终上了毛泽东的案头。

天灾

到1961年，饥荒的真相难以掩盖。“自留地”的出现，缓和了农村的灾情。在中央领导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纵容下，农民部分自留地的收入远远大于公社收入。
中南海，一部分人开始怀疑人民公社——到底是不是乌托邦，以集体劳动代替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是不是一定就是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
这次，主张保护自耕农利益的刘少奇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人民公社受到空前挑战，要保住人民公社，就急需一个证明人民公社好的案例出现。这一年的洪水是天灾，却阴差阳错地让毛泽东和陈永贵——两个政治地位悬殊的人，最终有了交会的机会。
8月2日，陈永贵正在县城里参加人代会，暴雨铺天盖地而来。第二天，雨还没停，陈永贵看到一份赞扬自己的《人民日报》通讯，称其“心里只有劳动、革命。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之类的小天小地思想，从来没有占据过他的脑子。阶级观点，一时一刻也没有模糊过。”陈永贵在全国已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角色，其政治形象已在全国形成示范效应。不过，舆论的推波助澜只是铺垫，陈永贵还需要新的政治机遇。
暴雨下了7天7夜，小山村多年辛苦攒下的财富全被洗劫一空。回到大寨，陈永贵的第一件事竟然是给乡亲们道喜。人们欲哭无泪，陈永贵反问：“人在还不是大喜？”同级干部中，像他这般语出惊人者，实在少之又少。然而，“人民生命高于一切”，这是一个与社会主题多么契合的论调！
大灾面前，除了自救，大多数村干部的第一反应是把灾情呈报上级，请求支援，以获得赈灾款或物资。可陈永贵一反常规，提出了“三不要”与“三不少”，宣布大寨人自力更生，自己解决灾情。“三不要”，即国家的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不要；“三不少”，即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值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事后，媒体报道一边倒地都称，“是年底，‘三不少’的口号完全兑现”。事实的真相却是：灾难后的大寨人因为缺穿少粮，过得异常艰辛。
好典型硬生生被一场暴雨给淹出来了，陈永贵借此名声远播。头上裹着白毛巾的他终于走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台。
面对台下万余名或有才或有权的观众，没有底稿的陈永贵镇定自若，侃侃而谈，让不少习惯了在大小场合照本宣科的官员觉得汗颜。连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对这个山沟里走出的农民刮目相看。不久，在中国如何突破国际封锁文章的最后，毛泽东提到了陈永贵，“……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那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大寨的陈永贵”。
1964年12月21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22日，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概括了大寨精神，大寨模式最终登上政治舞台。26日，毛泽东邀请陈永贵参加了自己的小型宴会。他与大寨如日中天。

权力过山车

陈永贵的命运跌宕，竟然与数位政治家的沉浮联系在一起。他崛起并搭上辉煌的顺风车时，有很多人正在黯淡消失，比如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一位懂得这个国家政治国情的农民，就这样被历史、政见所左右，与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相遇。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惨不忍睹的饥荒已经给了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大同制度”一记重重的耳光。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评论“大跃进”时指出：“中国领导人的希望是争取达到一个经济上的突破，以使中国走上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对自然和经济客观规律的轻率态度以及他们急躁冒险的行为导致了灾难。”①
否认人民公社的成功，就意味着对党方针政策的质疑，对毛泽东的决策质疑。党内一些领导人被那场饥荒大灾难所震撼，并深深自责。为了当前经济利益，他们更愿意在意识形态作出妥协，以顾及人民的实际利益。毛泽东有了越来越多的对立者，尤其是20世纪60年初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刘少奇支持包干到户，邓小平则抛出“白猫，黑猫”论。毛泽东敏感地认为，反对他的力量不再是零散的个人，而是一个集团，一个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1962年开始，毛泽东有意识地号召进行阶级斗争。经过4年酝酿，阶级斗争大爆发，中南海的院子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最后一行就是毛泽东的签名。“文化大革命”随即风起云涌。
对农村方针政策的分歧被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分歧甚至阶级立场的对错，人民公社更是分歧的焦点。那么，在清算各种倾向的错误的同时，必然会强化肯定人民公社的论断，任何有利于人民公社的论据将会被无限放大。于是，大寨这个偏僻、贫穷、交通不便的小山沟一跃成为整个中国农村的样板。而仅仅是一个农业样板，成为全国农村竞相学习的生产模式，大寨还不足以让陈永贵官至副总理。
阶级斗争的风越刮越猛，大寨见风使舵，由全国农村生产榜样转变为政治斗争标杆。按陈永贵的说法，在那场让自己声名鹊起的水灾中，大寨人走投无路时，“没有办法了，我们请教毛主席著作，越学越清，越学越通，越学越红，越学越有办法”。从此，大寨传递着一个理念，“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毛泽东思想”。为此，山西省省委书记陶鲁笳宣称，“毛泽东政治第一，赫鲁晓夫是经济第一，这是毛泽东思想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而随着“红色革命”热浪席卷全国，陈永贵也由政治上的亦步亦趋发展为追随上级的政治要求——上级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就跟着说“要让地富反坏怕我们”。
1965年夏，陈永贵在大寨成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核心小组，“不信天，不信地，最信毛主席”。大寨的政治运动瞬间在全国普及，昔阳短短几周时间内成立了1584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小组。毛泽东著作要天天读，公社社员在劳作之前要先读书，识字的人诵读，其他人听完后还要报告学习体会，每个人必须按时参加，不能迟到早退。
当然，陈永贵相当善于在政治上审时度势。“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他立即在报纸上发表了批判“三家村”（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以及文人廖沫沙）的文章。一个月后，他发表第二篇文章，表示要“夺掉权威的霸权”。陈永贵舆论上的跟风，很快使其在政治上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吹捧，受到鼓励的他预谋“夺取地方政权”。
1967年2月9日，陈永贵在昔阳县的广场中心主持了群众集会，给他的上级背上“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他一方面义愤填膺地痛斥他们的罪行，另一方面也激情澎湃地号召革命同志联合起来打破旧的权力机构。陈永贵的权力在这场政治风波中迅速膨胀：两天后，全县农民造反组织推举他为领袖。两个月后，这个临时性指挥中心成为官方组织，陈永贵成为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得到权力的陈永贵，以更高的热情与铁面无私来推动他的运动。在他看来，专政的力量必须覆盖所有农民，不能有丝毫懈怠。资本主义无孔不入，城市里被堵死了自由市场，就跑到穷乡僻壤开辟自留地；自留地被摧毁了，就到农村化公为私。为打击资本主义，大寨实施全面专政，“斗”则是最有力最直接的批判方式，“就是斗。我们斗了这二十多年，不斗则修，不斗则亡”。
只有300多人的大寨，三年参与批判会的人数超过10万，这意味着平均每个人在一年时间内就参与了上百次的批判会。批斗会如此频繁，以至于一些批斗者挖空心思寻找批斗的靶子：一句冒犯当权者的玩笑，戴了一件时尚玩意，穿了一件花哨衣服，在劳动中毁坏了农具……大寨的批斗会草木皆兵。而有关经济的问题，早已超出陈永贵关心的范畴。
大寨“与人斗，其乐无穷”，昔阳县则亦步亦趋跟在大寨后面，大寨成为昔阳干部的红色学习班。他们如虔诚的朝拜者，对大寨斗人的方法和技巧顶礼膜拜，整个昔阳县自觉成为扩大版的大寨。1966年到1978年，有141个人死于批斗。
即使是自己人，陈永贵也不会网开一面。他的长子陈明珠在田中劳动时，没有脱去鞋袜，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腐化思想，强行命令其脱去鞋袜，儿子脚底磨出水泡，走路一瘸一拐；郭凤莲准备嫁到城里，这被陈永贵认为是背叛大寨，以“开除党籍”相威胁，最终这位追求城里生活与美好爱情的年轻姑娘，斩断情缘，成为大寨接班人。为此，她得到了回报，日后也红遍全国。
出于谋生本能和与恶劣环境相争斗的自发行动，经过层层政治包装渲染，最终蜕化为操纵6亿农民行为走向的政治力量。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在昔阳召开，会议的内容是在昔阳县及全国农村复制大寨的政治行为。
陈永贵在这场政治洪流中被推往权力的巅峰。
1969年4月，陈永贵在中共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71年，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省委副书记；1973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一人曾兼任从大寨、昔阳、晋中地区、山西省以及全国的五级职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陈永贵一人创造了政治奇迹。而他政治上的蒸蒸日上，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权力格局。与陈永贵、大寨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都无一例外成为“学大寨”的受益者：大寨公社有20多个农民掌管了县级地方权力；昔阳县最先学大寨的干部也被调到其他县里任要职，还有50多人进入省、中央的权力中心。前面提及的劳动不脱袜子的陈明珠借着老子风头，成为昔阳一大恶少，欺凌弱小，横行乡里，却当上了昔阳县委宣传部长；大寨一个名为二苟小的二流子，因为是陈永贵堂兄的妹夫，在当地作威作福，他有一套逻辑，“反对二苟小就是反对俺姐夫，反对俺姐夫就是反对陈永贵，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对大寨，反对大寨就是反对党中央”。
此时，陈永贵和大寨，与历史的初衷越离越远。

春天的脚步近了

1975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天天研究工作、看文件、作指示和报告。
“开会他不怕，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视察工作他不怕，发几条口头指示就可以了；作报告，有几分口才的陈永贵也不怕，扣上一顶农民的帽子，可攻可守。”但是，他怕批阅材料。昔阳县带来的秘书拣重要的给他说，同意的，在材料上画圈或写个同意；弄不懂的，就频繁画圈。别人不解，他的解释是“看见华国锋、李先念画圈，我也就跟着画圈”。
一年后，“四人帮”被粉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站在华国锋一边的陈永贵，再次感受到了“农业学大寨”带给他的政治惠泽。他以华国锋助手、大寨经验的缔造者、国务院分管农业副总理的身份痛斥四人帮的“三反一砍”，即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试图砍掉大寨红旗。在学大寨问题上，他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激烈大搏斗”。陈永贵还在报告中提出一个目标——到1980年，把全国1/3的县建成大寨县。
陈永贵巧妙地把大寨红旗与阶级斗争以及保党保国联系起来，煽动全国继续坚持学大寨。然而，“四人帮”的垮台，对于陈永贵并不是翻开新的一页。人民公社让人民感到难以忍耐。它画了一个大大的饼，社员却没饼吃，有些社员甚至沦为乞丐，扮演着“一半是社员，一半是乞丐”的双重角色。无论高层多么卖力地宣传“学大寨”，在人民公社中没有看到一丁点天堂影子的社员，反而表现出冷漠与麻木。
一波又一波的运动，人们的热情消失殆尽，人们只想改变“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的窘况，人民公社则把他们这么简单的愿望都束缚了。大寨的辉煌变得七零八落。
1978年春天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们呼吁“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农业学大寨”的声音越来越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成为一个高调反对学大寨的高层领导，“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的样板。我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闹了半天，人民公社造就了人民的水深火热。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官方，都出现了对于“学大寨”的倒戈。人民公社规模不断缩小，曾让毛泽东大发雷霆的“包产到组”死灰复燃，安徽、四川、贵州等省都在蠢蠢欲动，人民公社被撕开了大大的口子。历史猝不及防地朝着陈永贵不愿看到的方向滑行，陈永贵同样无法左右。
12月，随着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的新时代。邓小平的一句“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彻底瓦解了大寨赖以生存的政治根基。
舆论不再对大寨一边倒，大寨不再是神圣之地，陈永贵不再是圣人。
1978年4月，以《人民日报》为首的报刊记者撤出了大寨。《人民日报》含沙射影地批评大寨“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搞大队合算等行为，并不符合党的政策”。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指责让陈永贵与大寨无处可遁。
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摘编了一封自称是“陈灵风”的人的信。信中，陈灵风把大寨批得体无完肤，称大寨是“挂羊头卖狗”，接受了国家乃至国外的援助，仍大肆宣扬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作者质问：“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点地吗？这样的干法合算吗？”更让陈永贵无法接受的是，一个连续给毛泽东、周恩来和华国锋写了12封信，控诉大寨和陈永贵黑暗的“反革命分子”，本来被判了18年监禁，竟被无罪释放。
1980年9月，陈永贵正式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辞职后，他并未回到那个曾给他带来无限荣耀和无数口水的小山村。陈家举家迁到京城。大寨陨落了，无声无息，从备受吹捧到饱受争议再到沉寂于历史深处，陈永贵承受不起。
两个轨道截然相反的制度，如果注定要在同一个时间与空间相遇，那么往往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人民公社被瓦解，“包产到户”越来越扬眉吐气。从山西昔阳到安徽凤阳，绝不是距离的挪移，而是两种制度的起落与更替。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去世。追悼会上，昔日在中南海的同事少有人参加，唯有华国锋蹒跚而来，颇有迟暮英雄惺惺相惜的感觉。
任何在当时业已铸就并不可挽回的大错，当它与历史交锋并留下疤痕时，总会有黯然收场的时刻。“文盲总理”也罢，“布衣总理”也罢，这些瞩目而又掺杂平民味道的头衔已不再属于陈永贵。在历史跌跌撞撞的前行中，陈永贵以他独特的政治天赋，以及种种与毛泽东想法不谋而合的政治资本，成为特殊年代的权力受益者。
陈永贵最终以一个悲剧者的角色结束他的历史使命，人们对他的感情也由崇拜、厌恶到惋惜。毕竟，陈永贵算不得坏人，但他充当了党“以集体取代自耕”的排头兵，一旦历史扭转方向，他之前的“誉”都被鉴定成“毁”，自觉与被动兼有的与人民公社捆绑在一起的陈永贵，成为失败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影子。

本文摘自《中国商业记忆195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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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以编年史的形式，选取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商业人物和事件，以此展开一个时代的商业史画卷，例如“1951 纺织工人的春天”、“1958 王选：教师到企业家”、“1984 柳传志与张瑞敏：一年两“大佬””、“2000 马云：《福布斯》封面的中国企业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