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泡沫（1）

　　如果要找到一个反驳世界经济增长终结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中国肯定是最好的选择。中国每年都会有2000万人从农村搬迁到城市。由于城市居民对人均GDP的贡献相当于农村居民的好几倍，因此，仅城市化本身对中国GDP增长率的贡献就很可观。中国的高速公路修建速度超过全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目前居民每年购置的汽车数量约为1300万辆，而美国的这个数字也只有1100万辆——自汽车大规模生产以来，美国始终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实际上，无论是在规模还是速度上，中国经济的成长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但这样的快速增长趋势还能持续多久呢？它是否能独领风骚，以一己之力摆脱增长极限呢？

1.资源枯竭与资源竞争：中国的煤炭现状

中国对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正在进一步加大，其中包括石油、铁矿石、铜矿、棉花、水泥和大豆。但是对中国经济而言，唯一称得上最重要的资源莫过于煤炭。实际上，如果说中国经济的命运取决于维持其煤炭供给增长的能力，或许一点也不为过。

中国的发电对煤炭的依存度达到80%，全部能源的70%来自煤炭；此外，煤炭还支撑着世界上最大的钢铁行业。就总体而言，中国是世界上对煤炭依赖性最强的国家之一。在过去2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道路上，中国对煤炭的消耗量已经增加了一倍，以至于它目前对煤炭的消耗量已占据全球消耗量的近一半，煤炭消耗量排在中国之后的是曾经一度以“煤炭沙特阿拉伯”而自居的美国，但是中国的消耗量是美国的三倍还多。

正如中国能源专家大卫·弗里德利（DavidFridley）和我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的社论中所言，尽管中国号称拥有足够的煤炭推动其经济持续增长，但这样的说法显然值得怀疑。

最近，中国将其已探明煤炭储量重新修订为1870亿吨，这就让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煤炭供给国。按2009年对煤炭的消耗量（每年超过30亿吨）计算，这个产量还可以维持62年的使用。但这个简单的“寿命”计算法显然是极具误导性的。

矿产储量使用寿命的计算是建立在不变需求基础之上的，如果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那么这样的计算就毫无意义了。中国的煤炭消耗量正在加速增长，因此，这个预期的“62年”当然应该向下调整。在中国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发布的需求预测中，已经将煤炭资源的寿命期缩短为33年。但如果中国的煤炭需求与中国经济的预期增长率同步增长，那么，这个寿命期就会进一步缩短为19年。

但这依旧不足以客观反映现状。产出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的时间会远远提前于煤炭储量彻底告罄。此外，和石油一样，如果煤炭开采的进度依据“先用最好”或是“先摘最低”原则，那么，我们就必须假设，中国目前正在使用其品位最好、开采难度最低的煤炭资源，而留下的就只能是品位稍低和不易开采煤炭了。和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地表可开采煤炭储量并不多；在中国的全部煤炭储量中，90%以上属于地下煤层，最深可到地表以下1000米，这样的煤矿的开采难度可想而知。

一直被人们用于预测石油产量峰值的“赫伯特”曲线（Hubbert）分析也可以用于预测未来的煤炭供给量。2007年，中国学者陶在普和李明宇作出预测，中国的煤炭产量最早将在2025年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其他预测则更为悲观。在2010年由德国能源观察组织（EnergyWatchGroup）发布的一项分析中，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达到煤炭产量的峰值，并在2020年开始快速衰减。塔杜斯·帕特泽克（TadeuszW.Patzek）和乔治·克罗夫特（GregoryD.Croft）在2010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全球煤炭产量在当年即已达到峰值；他们认为，中国的煤炭产量峰值实质上已经出现。

要减少对煤炭的依赖，中国可以作出的选择并不多，因为很多方面都在消耗有限的燃料资源。除了为发电厂和钢铁制造企业提供动力之外，还需要用煤炭为中国北方的数亿人提供取暖；此外，煤炭还被用于生产水泥、有色金属及化工产品。尽管中国的天然气供给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但是要取代煤炭在供热中的地位，其消耗量至少还需再翻一番。

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其替代性能源资源，但这些能源能否及时到来并足以改变现状呢？我们不妨看一些数字。按照中国的政策目标，风力发电量到2020年将达到1000亿瓦，中国还计划在此期间将太阳能发电的装机容量扩大到200亿瓦。这些目标的确令人瞠目结舌，即便是接近于这样的目标，中国也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资源生产国。但问题同样存在。中国目前的发电量总量为9000亿瓦，如果按7%的增长率计算，这就意味着，中国在2020年的电力需求量将在18000亿瓦左右。因此，风力发电和太阳能提供的能源也只能满足其中不到7%的需求。唯一有可能大幅提高这个比例的因素，就是减少能源需求增长率，比如说每年减少2个百分点。

核能的情况基本类似：中国目前拥有11个原子能电站，在建核电站超过20座，2020年的目标发电量为600亿瓦或更多。但这也只能满足3%~5%的全部电能需求，具体则取决于能源需求的增长率。在2010年年底，中国政府的能源政策制定者显然已经注意到越来越严重的能源供给问题，坊间传言中国政府计划在未来20年新建两百座核电站（美国的核电站总数仅为104座）。如果这个新的目标得到验证，如果中国能成功地建成这些核电站，那么，在未来的若干年里，新增电能需求的很大一部分就可以由非煤炭资源得到满足，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煤炭的依赖性依旧如故（尽管这种依赖的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

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净进口国之一，实际上，在2008年之前，中国每年都是煤炭净出口国。尽管中国可以通过进口煤炭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但是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全球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其储量已开始明显减少，而且生产速度也在大幅降低。锅炉用煤（主要用于发电厂）的全部海运贸易数量目前每年也仅有6.3亿吨，但是按照目前的煤炭需求增长率，这个数量也仅仅能满足中国3年的使用量。但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其他国家也需要进口煤炭，包括另一个世界上依赖煤炭的经济体——印度，它的燃料进口量也在持续提高。

虽然这个结论令人不安，但却无法逃避：只要中国对电力的需求按目前趋势延续下来，那么，它对煤炭的依赖性就不会得到明显改善。即使能源需求逐渐放缓，其他可替代能源能够快速跟进，中国国内的煤炭供给能力依旧会受到挑战。这不仅会进一步推高全球煤炭价格，也会抑制国内的经济增长。

2.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借用了日本的基本经济模式，即通过出口低成本产品为国内投资提供资金。从根本上说，泰国、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台湾也采取了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日本这种发展战略所带来的结果，似乎可以为其邻国提供一个值得警戒的故事，尤其是中国。

在“二战”后的40年里，日本经历了一轮飞速增长的出口繁荣期，但币值低估的日元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紧缩，与20世纪90年代末相比，今天的日本经济已大不如前。因此，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同样的政策也将会给中国带来同样的结果。但中国远比日本更庞大，而且今天的全球经济也远比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更脆弱——那也是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时候，因此，中国经济衰退造成的全球性后果肯定会更严重。

“二战”之后，日本对日元持续实行贬值，使得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较低。此外，日本还受益于高储蓄率，使得它有能力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从1950年到1970年，日本的GDP足足上涨了600%，因此，日本居民脱贫的速度也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由于国内商品价格维持高位，工资收入长期低迷（以推动出口），因此，以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通常会抑制国内需求。对日本来说，储蓄收益极为有限，以至于大量可用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企业和政府。

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经济增长的失衡。在大多数现代市场经济中，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都能维持在65%左右（美国的这个比例约为70%），而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等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贡献率仅为15%。1970年，日本国内消费创造了整个GDP的48%，而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率则达到了40%。正如伊桑·迪维恩（EthanDevine）在《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杂志上发表的“日本综合征”一文中所言：“用最直白的英文说，日本人在减少消费的同时，对钢铁企业和高楼大厦进行了大规模投资，这给渔业和旅游业留下的空间就极为有限了。虽然为时已晚，但是日本最终还是意识到均衡经济离不开消费，而以工厂和基础设施包装起来的国家不可能创造出名副其实的均衡经济。”

在20世纪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日本逐渐提高了日元的贬值，以支撑消费文化的发展，并将消费占GDP的比例提高到一半以上。1985年，东京实行了对日元迅速贬值的货币政策，结果却导致不动产和股票价格出现了极大膨胀。泡沫的破裂过程持续时间超过1/4世纪，而股票价格也在2003年跌到了谷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股价又进一步暴跌）。由于消费乏力，使得出口导向行业根本就无力适应国内导向型经济。于是，快速增长转而变成了停滞，并一直延续至今。

尽管日本经济依旧以出口为依托，但目前的政府开支正在成为经济复苏的基本动力。历经20年的财政刺激只是勉强让日本摆脱了更严重的经济紧缩，但政府债务却暴涨至GDP的200%。

我们再看看2011年的中国。和日本一样，中国在严重依赖出口的同时，也在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当私人储蓄被用于投资时，也抑制了国内消费。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采取了日本的增长模式，当时也正是广泛实施改革开放经济政策的关键时期。尽管这些政策创造了数千万的就业机会，诞生了数千条新公路和数以百万计的新建筑，但它们也带来了类似于日本的失衡。

迪维恩引用了几个令人欷歔不已的数字：

中国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性远超过日本，而且这两个数字还在上升。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达到了一半，而消费占GDP的比重却只有36%，这也是世界上最低的比例，甚至远远落后于同属于新兴经济体的印度和巴西。但就像日本的经历让我们看到的那样，低消费必然造成高储蓄，节俭克制的中国居民，再加上持续膨胀的净出口，将世界最大经常账户拥有者的荣誉授予了中国，1985年，中国的经常账户余额达到日本的三倍。中国的传奇式贸易盈余带来了其与贸易伙伴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也抬高了国内的通胀水平。在外人看来，中国就像是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颗璀璨明星，成为体现快速增长的绝佳范例。只不过个人消费（这也是美国和欧洲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却受到很大压制。

中国正在意识到追随日本发展模式的弊端，并启动了一系列旨在鼓励消费和抑制过度资本投资的改革措施。但只有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回归消费增长道路的前提下，这些努力才会收到成效。否则，中国的选择就会受到制约。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成功的前提，就是其他经济体还有为进口买单的实力。

　　

本文摘自《当增长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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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GDP作为衡量经济的唯一指标是否合理？世界各国盲目追求GDP的后果是什么？经济增长真的可以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吗？理想中的可持续社会和生活应该是怎样的？当资源消耗殆尽、环境污染严重、金融体系乏力，有限的世界如何承载无限的增长？增长极限的警钟已经敲响，是时候改变了！本书的核心思想令人惊诧：曾经再熟悉不过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终点，我们需要面对全新的现实。通过浅显易懂的文字和图表，本书解释了全球经济衰退为何发生、如何发生、将会怎样。更重要的是，作者提供了一套考量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金融成本的新经济法则，描绘了“后增长时代的生活”和“理想中的可持续社会”。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无疑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本书适合决策者、企业家、投资者、普通大众等阅读，将为他们提供很好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