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攀升GVC需要寻求APS嵌入制造业的实现机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强劲出口能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也十分引人注目。1980—2006年间，中国货物出口量以年平均25.66%的速度增长，超过世界同期货物出口平均增长速度18.32个百分点，对GDP增长的贡献平均达到27%。①这其中，1993—2002年的10年间，出口额从917.6亿美元急剧上升到3255.7亿美元，增长了2.55倍，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从15.3%上升到26.3%，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5%上升到5.1%;2003—2006年，出口额分别达到4382亿美元、5933亿美元、7619亿美元和9689亿美元，年平均出口增速达到31.4%。②我们认为，这种骄人的业绩的取得，主要利用的是低级要素投入的比较优势，而不是通过投入“高级要素”所体现出来的国际竞争力。

　　这个结论在我们最近所做的一项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①我们的研究证实，在有效地控制了行业和地域因素后，产品内分工、企业规模、企业区位等传统要素，对我国本土制造企业出口有正向作用，而经典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与资本密集度等高级要素，并未成为我国本土制造企业出口的决定性因素。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制度因素对本土制造企业出口扩张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主要体现在对小规模企业出口的激励作用方面。中国本土制造企业的出口竞争优势，主要基于集聚效应所带来多因素的融合作用。目前，中国本土制造企业总的来说被压制在或被锁定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低端环节，影响了出口能力的持续提升。

　　这个来自于实证研究的结论充分说明: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主要是通过制度改革提高低级要素投入的生产率来实现的;另一方面，也说明波特所说的高级要素和专业化要素（资本密集度、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等因素），在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的过程中，由于缺少现实的嵌入机制，因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现实中，现代的高级要素难以嵌入中国制造业并由此形成制造企业竞争力，我们认为主要的原因是:

　　第一，赫克歇尔和俄林（H-O）新古典理论提出的要素禀赋差异对国家间专业化分工具有决定作用的国际贸易理论，从整体上可能仍然适用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依靠低成本劳现代服务业与攀升全球价值链（代序）

　　动力要素禀赋来获取出口竞争优势。因此，利用高级要素投入提升产业竞争力，需要密切结合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高级要素投入往往并不能有效地发挥比较优势和提升现实的产业竞争力，相反更有可能偏离国家的比较优势，扭曲现实的发展进程，因大量消费资源而起到消极作用。对此需要思考的是，长期局限于低级要素的投入，容易使中国企业落入“比较优势陷阱”①。因此，问题的本质就不是要不要注重高级要素投入的问题，而是在现有的发展条件约束下，如何利用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既取得现实的贸易利益，促进经济稳定和充分就业，又在动态的发展中逐步改善投入结构，摆脱“比较优势陷阱”的诱惑，实现产业升级目标。这就需要寻找符合现阶段发展要求的现实可行的高级要素的嵌入机制。

　　第二，从我们对中国实践的观察看，目前中国多数本土企业并不追求依靠高级要素投入来构建高端竞争能力，而是竞相追逐以代工等方式切入到由发达国家的大买家所主导的GVC分工体系，并且基本上都切入到GVC的低端制造或加工组装环节。当参与GVC分工体系的中国企业一旦试图构建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品牌和销售终端时，就对多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买方垄断势力形成挑战。作为GVC分工体系中的发包者，它们就会利用各种手段来阻碍我国企业构建自主创新能力，从而迫使我国企业被“锁定”或“俘获”于GVC中的低端环节。①因此，技术创新等因素在我们的实证分析中被发现不是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决定性因素，可能并不仅仅是中国本土企业的自愿行为和自主选择，而极有可能是在现实的GVC分工格局下，与发达国家企业在进行利益博弈时的迫不得已的被动选择的结果。这就提出了如何在现实的GVC分工格局下，打破现有的决定利益博弈均衡的前提条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指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买方垄断势力会被自动解除，而只能寄希望于自身投入要素的不断创新和升级。因为，跨国公司的买方垄断势力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对高级要素的投资形成的。这又需要我们在制造业升级的过程中，找到能与买方垄断势力相抗衡的“高级要素”的嵌入机制。

　　第三，据我们的实地调研发现，中国地方性产业集群中的本土制造企业热衷于低级要素导向的出口，跟目前中国的这些制造业集群的配置方式在功能上的单?、高级要素缺少嵌入制造业的具体途径等问题有直接的关系。中国现有的制造业产业集群绝大部分是同类产业或者零部件配套产业在某一特定空间的简单集聚，这些功能单一的制造业集群，缺少来自基于APS的智力支持功能、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和增强产品差别化的功能，仅仅以大规模和专业化提升生产能力和降低直接的制造成本为己任，它们与以高级要素为内容的APS基本上处于“身首分离”、“翅膀与躯干分离”的状态。因而在集群与集群之间，存在着以地方政府作为主体、以行政边界为特征的区域间的残酷竞争;而在集群内部，则存在着至少来自下列几种力量的异常残酷的生死争斗:一是由产品同质化所驱动的企业间的残酷的价格竞争;二是由集群内部以企业间相互“挖人”为特征的（尤其是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无序流动）生存竞争;三是由知识产权和隐含性知识保护不力所带来的模仿和侵权的竞争。这种激烈的竞争态势，使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集群不注重研发支出，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仅仅进行高消耗的低成本竞争，在带来世界制造业为之恐慌的“中国价格”①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某些定位于低级要素的制造业集群的整体性衰退。②因此，如果不能找到“高级要素”的嵌入机制，我国大批功能单一的制造业集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特别在是在其他要素禀赋比我国更为优越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竞争后，将会面临大规模消失的严峻局面。

　　

本文摘自《服务业驱动长三角》

　　全面攀升产业价值链，转换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长三角地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落实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本书作为我们长期研究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著作之一，虽然是由各个作者独立撰写的，但是却始终统一在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下。即我们要从服务业尤其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角度，分析它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体是通过对服务业与其他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来揭示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在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制度变革中的作用。作为研究的重点，我们对现代服务业在长三角地区攀升产业价值链、转换发展方式、和谐经济发展中的机理、机制、行为以及绩效等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规范和实证研究。
　　本书可以供研究现代经济发展、区域经济运行的学者以及对长三角地区发展问题有兴趣的研究单位、政府部门、产业界有关人员参考，也是经济管理类的学生学习和了解实践问题的有价值的案例研究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