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服务业与攀升全球价值链(代序)一、引言

2014-04-09 11:06:11

  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持续的、高速的经济增长,长三角地区现在面临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全面攀升产业价值链,转换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这不仅是长三角地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落实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发展道路上要根本改变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来支持经济增长的状况,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能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本书作为我们长期研究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著作之一,虽然是各个作者从自己的认识的角度出发分别撰写的,但是却始终统一在一个指导原则下,即我们要从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角度,全面分析它与长三角地区其他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揭示现代服务业在长三角地区攀升产业价值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转换发展方式,和谐经济发展中的机理、机制、行为以及绩效。

  作为本书的序言,我首先来谈谈现代服务业发展与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关系。我选择这个议题,是与我对现代服务业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中的认识有密切关系的。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在现代经济运行中,不仅非服务业(初级产业、制造业)的竞争力由服务业决定,而且服务业自身的发展也取决于对现代高级生产者服务业(advancedproducerservices,APS)的投入。沿着这条思路,我选择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ain,GVC)中我国产业升级问题作为分析的切入点。

  近年来,对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分工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南北贸易”问题的研究,已经从要不要加入GVC的争议,向两个深化的问题发展:一是以什么方式加入GVC有利于处于该分工体系低端的国家的产业升级;二是基于绝大部分加入GVC的企业同时也加入地方性产业集群的事实,研究的重点转向如何克服地方性产业集群同质性竞争的格局,如何利用产业集群支持企业不断地攀升GVC的高端。

  Gereffi(1999)认为,加入了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GVC分工体系,发展中国家就会自动实现本土企业的价值链升级。因为,通过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管理能力及制度体系的学习和追赶,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在购买者驱动的GVC中,就会尝到快速升级和“自动”实现机制的甜头:进口零配件进行装配→整个生产过程的自主进行→设计自己的产品→在地区或全球市场上销售自主品牌产品。这种乐观的观点受到了Humphrey和Schmitz(2004)等人的强烈批判。他们认为,在这种GVC中,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升级进程被发达国家的大买家压制或者“被俘获”于GVC的低端环节,很难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更不存在升级过程中的所谓的“自动”实现机制。Cramer(1999)更是提出了在全球化条件下产业升级的悲观主义的“宿命论”:由于局限于自身的比较优势,欠发达国家被迫从事GVC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但这些活动全部由OECD国家的跨国公司的行为、结构和制度所决定,因此欠发达国家被长期锁定在发展的“低端道路”上,并在收益分配方面受到了难以逆转的残酷的剥削。

  这些论点一方面给像中国这类基于国际代工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警示,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要从动态的角度研究价值链的攀升问题,逐步摆脱跨国公司通过GVC的治理机制对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控制。实际上,在产业升级问题上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是不可取的。重要的是要坚持动态主义的方法论,首先突破把未来的竞争优势持续不断地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上的传统做法,利用高级要素的投入改变对“低端道路”的路径依赖。具体来说,就是要增加对现有制造业的现代生产者服务的投入,这是出现Gereffi所说的产业升级“自动传递”次序的关键问题。

  我们把分析的视角集中在GVC中现代生产者服务投入的作用机制和实现途径上。我们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占据GVC的顶端,主要从事非实体性活动从而取得非对称的全球利益分配,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其产业结构调整中,不断地投入现代生产者服务所内含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使产业结构不断地趋向于“软化”。Reeve(2006)最近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教育的投资对OECD国家产业结构演进有着显著和独特的影响。他指出,在新经济情形下,几乎所有制造业都严重依赖于资本和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而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导致了制造产业产品成本的下降。众所周知的是,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水平取决于教育这个根本,因此发展高水平的教育(包括各种高水准的职业技术教育),是中国具有出口导向特征的产业升级的基础。

  关注GVC中的服务业特别是现代生产者服务业,是GVC问题研究中的一个极其现实和极具理论价值的问题。目前国内文献对GVC各个环节的研究,主要是集?在制造业这个层面。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制造环节在整个产业链条中所耗用的时间和产生的附加值都是很有限的,与其相关的服务业例如金融、研发、设计、技术服务、物流、营销和品牌等活动,才是高附加值的环节。此外,我国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在加入GVC的过程中,呈现出既加入地方性产业集群同时又加入GVC的现实发展特征,即加入GVC是以加入地方性产业集群为支撑的。由于地方性产业集群中的制造环节也需要现代服务业来支撑,因此,关注GVC中的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APS,也是谋求地方产业集群全面升级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

  

本文摘自《服务业驱动长三角》


   全面攀升产业价值链,转换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长三角地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落实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本书作为我们长期研究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著作之一,虽然是由各个作者独立撰写的,但是却始终统一在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下。即我们要从服务业尤其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角度,分析它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体是通过对服务业与其他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来揭示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在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制度变革中的作用。作为研究的重点,我们对现代服务业在长三角地区攀升产业价值链、转换发展方式、和谐经济发展中的机理、机制、行为以及绩效等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规范和实证研究。
  本书可以供研究现代经济发展、区域经济运行的学者以及对长三角地区发展问题有兴趣的研究单位、政府部门、产业界有关人员参考,也是经济管理类的学生学习和了解实践问题的有价值的案例研究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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