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协同发展机制:基于产业集群攀升GVC的案例

　　在实践中我们观察到，目前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了某些以APS为主导的服务业集聚区，它们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企业为服务对象，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有效的高级要素投入提供复合的产品和相关服务，不仅形成了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差别化竞争格局，而且使集群内服务产业与制造产业之间形成了协同定位和协同集聚的嵌入机制。

　　我们实地调查的案例，是位于制造业发达的常州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津通国际工业园①，它由江苏津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占地1000亩，规划建设面积90万平方米，目前已建成近30万平方米的17座高标准工业厂房、1座生产服务中心和1座生活服务中心，此外，逾10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及研发大楼也将正式投入使用。

　　津通国际工业园在功能上定位为“企业的集成服务商”，是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集科研孵化中心、制造生产中心、现代服务中心为一体，以循环经济范式和花园式社区为环境特征的新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②它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双轮驱动”为理念，为入驻企业提供集成服务的国际化产业运营平台。它为制造业配置的生产者服务主要包括:（1）科技服务，如工业设计、工程仿真、专利服务、技术设计、软件研发测试等。园区内的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家级“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国家级“留学人员创业园”为符合条件的创业企业优先提供“种子基金”，以缩短从科技“孵化”到“产业化”之间的时间。（2）制造服务，包括人力资源、物流、国际货运代理、保税仓库、租赁、认证等，是集工厂建设、设备安装和监管、工业工程、后勤服务、企业管理和物业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3）商务服务，如金融、法律、财务、税务、广告、会展等。（4）后勤服务，如餐饮、住宿、邮政、通信等。这种“津通服务体系”的现代服务要素的注入，可为园内企业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多种其核心流程以外的其他业务。

　　作为中外大型企业高效营运的新型载体和中小企业快速成长的互动平台，自2005年10月开园以来，津通国际工业园已吸纳了世界500强中的美国GoodYear、美国GE、美国BELKIN、德国WOLCO电子、日本FOSTER电机等20多家制造企业入驻;并且世界500强中的瑞士SGS标准认证、香港KerryEAS物流、美国RubberShaw工业设计、美国KPMG财务等20多家国际知名的现代服务型企业也一并进入。一流的国际企业的进入，也吸引了许多海外留学创业者和一些国内实力雄厚的大企业的进入。项目首期的入驻率达到了80%。目前该园区已经成为以常州地区为主要辐射范围，逐步将辐射半径延伸至被誉为国际制造基地的苏南地区，甚至长三角地区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制造业服务流程外包的示范区。

　　津通国际工业园的运作模式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曾先后被联合国中小企业联合会、美国电子协会、欧盟机械制造协会等列为外商“在华投资重点推荐工业园区”，受到了国家及省市各级领导的表彰鼓励，尤其得到许多技术含量高、管理水平先进的国际性企业的认同。多次到访的世界著名战略管理学家、“隐形冠军”研究之父赫尔曼R26;西蒙教授对“津通国际工业园”的评价是“培养隐形冠军的福地”，也是“隐形冠军快速成长的最佳实践基地”①。

　　津通国际工业园的投资与建设的初步经验，对于寻找符合我国现阶段发展要求的现实可行的“高级要素”的嵌入机制来说，具有深刻的启示。

　　第一，通过现代服务产业集聚来增强制造业的竞争能力，这种嵌入机制的实现形式，关键是要在地理区位上建立一个贴近服务对象的高级要素投入市场。在集群的建设和发展上，由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之间不是竞争关系，而是互补性关系，更严格地说先进制造业对高级要素的投入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因此我们可以用现代服务业来大力吸引先进制造业的邻近配置，以实现两者的协同定位和协同集聚。Martin（2004）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的研究表明，APS区位是制造业区位的函数。其道理在于，它们之间是“供应商—客户”关系。制造企业从短距离的生产者服务那里获得益处，因而，基于时间的“可达性”是解释二者协同定位的重要变量。接近APS这一因素可以解释制造业的区位，但是，接近制造业并不是一个在统计上可以解释APS区位的显著因素，原因是生产者服务经常又是其他服务业生产的投入。他的研究还表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对接近APS的弹性，要小于非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对接近APS的弹性。

　　第二，经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不仅是促进现代服务产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定位和协同集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且由此产生的协同定位和协同集聚力量，可以使集群产生“自我强化”效应，进一步成为吸引FDI和国内大企业的运作载体和具有巨大“磁场”效应的平台。①我们最近的一项关于空间集聚问题的研究发现，在长三角地区:（1）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水平越高，制造业的集聚水平越高。（2）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水平越高，服务业的集聚水平越高。因此，协同集聚促进了产业集聚。（3）FDI与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正相关，且在加入协同集聚水平后，其显著性有所提高。（4）各地的服务业和制造业集聚水平受其与中心城市上海距离远近的影响，距离上海越近的地区，其制造业和服务业集聚及其协同集聚水平也越高。因此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是很明显的。②

　　第三，为了把高级要素有效地嵌入到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过去我们比较多地强调“产学研”联合体的作用。根据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现在又竭力主张“产学研政”一体化的技术创新和转移机制。但是实践证明，通过“产学研政”一体化来实现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首先要有“非技术创新机制”来支持其产业化或者商业化的进程，否则一定会陷入技术创新的“欧洲悖论”（Veugelers etal.，2007）①。这就是说，“产学研政”联合体的技术创新模式和机制，虽然是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最重要的内容和主要途径，但是如果缺少“非技术创新机制”在背后的支持，高水平创新成果就无法转化为产业的技术进步成果和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认为，这种“非技术创新机制”表现在空间关系上，就是现代服务产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定位和协同集聚机制。通过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运作和资源整合，以APS为主导的服务业集聚区聚集了来自国内外产业界、科研机构、高等院校、金融界、其他中介部门、政府等目标一致的力量，并使之有机融合，有效地降低了来自技术创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第四，津通国际工业园模式的运作经验提醒我们，在GVC分工体系下，价值链的治理与集群升级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并非只有一条途径。过去，诸如GVC理论的代表人物Gereffi（1999）等，都十分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必须通过加入“被俘获”的价值链，以及被大买家控制的治理机制，来逐步实现自身产业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中国的经验证明，在“被俘获”的价值链下，通过国际大买家所控制的治理机制，一般只能通过“干中学”和“学中干”等形式，实现初步的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而很难或者只有很小的可能可以实现功能升级（即攀升“微笑曲线”中价值量较高的两端）。这是由博弈的双方在核心能力方面的不对称和利益冲突的本质所决定的。通过以现代服务产业为主导的集聚区的发展，以及它与制造业之间在空间上的协同定位和协同集聚，我们事实上不仅把价值链两端的功能给独立开发出来了，而且实现了它与现代制造业的有机融合。

　　

本文摘自《服务业驱动长三角》

　　全面攀升产业价值链，转换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长三角地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落实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本书作为我们长期研究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著作之一，虽然是由各个作者独立撰写的，但是却始终统一在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下。即我们要从服务业尤其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角度，分析它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体是通过对服务业与其他重要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分析，来揭示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在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制度变革中的作用。作为研究的重点，我们对现代服务业在长三角地区攀升产业价值链、转换发展方式、和谐经济发展中的机理、机制、行为以及绩效等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规范和实证研究。
　　本书可以供研究现代经济发展、区域经济运行的学者以及对长三角地区发展问题有兴趣的研究单位、政府部门、产业界有关人员参考，也是经济管理类的学生学习和了解实践问题的有价值的案例研究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