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透析制度变迁、信用和产权（1）

　　全书考察的中心议题是中国的制度变迁，也就是说，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制度安排的变动情况上。这些变迁全都指向最基本的资源之一，即人类的生存之本——土地。通过对制度变迁的考察，我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从土地改革到经济改革，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究竟来自哪里？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对中国农村各类土地的相关制度进行整体回顾，然后再对它们进行逐一研究。总体说来，土地可以分为耕地、草原、森林和荒地等类型。除此之外，我偶尔也会涉及城市的土地。在阐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我将研究工作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进行：一是全国的制度；二是地方的制度。两者之间可能还存在有中间层面，但我并不将其列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地方制度由基层官僚迈克尔R26;利普斯基(Michael Lipsky)率先提出了“基层官僚”这一术语。参见Michael Lipsky,‘Street?level Bureaucracy:The Critical Role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ts’,in Jay Shafritz and Albert Hyde(eds?),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elmont: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2).的等级制度构成，这些地方官员既和平民百姓的生活密不可分，又和上级的行政管理机制息息相关。结合中国的特定背景，地方制度的实施对象主要是乡、县、地级市（盟）等行政单位。

　　本书涉及的两个理论术语是“制度”（或制度安排）和“产权”，它们可谓概括了本书的中心思想。根据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R26;诺斯(Douglass North)的说法，所谓的“制度”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参见Douglass 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3?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制度”这一术语指的是某种认同机制，它具有集体生活的某些一般性特点。正如巴比(E?R?Babbie)所说，“制度是一个相对稳定而完整的集合，它由符号、信念、价值、准则、职责和身份等组成，这些要素分别和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相联”。参见E?R?Babbie,Sociology:An Introduction(Belmont:Wadsworth,1980),p?114?因此，经济制度就是某种特定的公共制度，它掌管着商品和劳务的生产与分配。经济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之一是康芒斯(J?R?Commons)，他对制度的解释是：“有时制度就类似于一栋大楼，大楼的框架结构是法律和法规，个体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就好比是大楼的居民。有时制度又似乎是居民们自己的‘行为’。”参见J?R?Commons,Institutional Economic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1),p?69?有关制度改革以及制度和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已有许多著作可资利用。伍尔夫(C?J?Wolf)于1995年完成了《制度和经济增长》（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文，它是这方面早期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之一。参见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5(1955),pp?867-883?。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制度”和道格拉斯的定义其实并不完全相同。我使用的“制度”一词要更为狭义一些，它指的是国家政策、成文法规、习惯规则，以及政府部门背后蕴涵的“制度安排”。我个人认为，制度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现象，例如耕地面积日益萎缩，土地管理和使用不当，以及对土地资源的投入滞后等等。但与此同时，这些社会和经济现象也对制度本身造成了一定的反作用力。换句话说，制度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决定性因素。如果单从理论的角度探讨制度变迁，人们很容易陷入“鸡与蛋”的两难境地：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是制度先产生呢，还是社会经济状况首先发生了变化？

　　实际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以中国社会和经济的转型为例，我认为制度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后者的影响。由此可见，如果制度和社会经济状况都无法在社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那么产权的改革就很可能以失败告终。但是对于国家的决策者来说，认识到这一点还远不足以说明问题。在创建和改造制度的工程（“制度工程学”）中，决策者希望了解的是以下两点：一是什么时候必须建立新的制度，以指导社会经济转型的正常进行；二是社会经济状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制度的结构。这两个问题目前都还没有确切的答案，因为无论是制度本身还是支配制度的社会经济因素，二者都处在不断的流变过程当中。诚然我的见解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我在书中确实试图证明，如果当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制度变迁反倒停滞不前，或是制度变迁在“错误”的时间进行，这两种情况都会埋下一系列的隐患：首先由于农民的土地权利遭到了粗暴的践踏，社会矛盾将日趋激化直至最终的大爆发；其次一个新兴的农?阶层将由此诞生，这一阶层是由那些丧失土地、一贫如洗的农民组成；最后，由于短期内的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将遭受一场浩劫。正如我始终强调的，由国家进行制度建构所具有的另一个缺陷是，政府常常会建立一种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制度，即所谓的“空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的制度只不过是一纸空谈，或是徒有其表，实际上它对社会行为者的行为几乎不构成任何的约束力。如果希望对“空制度”和“可信的制度”这两个概念有进一步的了解，参见Peter Ho(ed?),Developmental Dilemmas:Land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本书将以中国的草原政策为例，通过剖析这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揭示出“空制度”的特点。

　　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如果国家在关键时刻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那么这不仅有助于催生新制度，而且社会行为者普遍认为，这样形成的制度具备一定的可信度。事实上多方资料显示，中国的农村改革之所以会取得成功，关键在于中央政府经过审慎的考虑之后，决定将本该成纲成条、没有任何歧义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隐藏在模棱两可的迷雾之中——我称之为“有意的制度模糊”。值得注意的是，受迪耶梅格(Daniel Diermeyer)等人的影响，在此我选用的词语是“可信度”，而不是目前远为通行的“信用”一词。参见Daniel Diermeyer,Joel M?Ericson,Timothy Frye,and Steven Lewis,‘Credible Commitment and Property Rights:The Role of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ors’,in David L?Weimer(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perty Right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Credibility in the Reform of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20?当今有关信用的学术讨论大多集中在社会行为者之间的信用关系问题，可以参考William Mishler and Richard Rose,‘Trust,Distrust and Skepticism:Popular Evaluations of Civi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Journal of Politics,Vol?59(1997),pp?418-451?和David W?Lovell,‘Trust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communism’,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34(2001),pp?27-38?即“信用”究竟是社会关系网，还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亲密”信任。但是我探讨的核心却是制度自身的特性，以及社会行为者把握这些特性的方式。换句话说，“信用”通常指向社会行为者，而“可信度”则更关注制度本身。

　　

本文摘自《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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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启用了“可信度” 和“空制度”两个概念。一种为社会群体所信赖并确认为可信的制度，其创生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群体根据其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所做出的选择和安排。无视这一条件，不仅会导致对社会行为人的行为方式作用甚微的空制度的产生，而且会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甚至引起社会冲突。本书指出要正确理解中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其诀窍在于理解政府所采取的放手政策，及其所刻意坚持的制度模糊原则的意义，因为这两者促成了适合不同地方特性并具有可信度的制度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