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10：不对称的全球化繁荣十年

　　2001—2010年，是繁荣的金砖十年。

　　2001年，美国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BRIC）概念，BRIC为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国英文名首字母。BRIC概念一出，立即流行，并在2001年美联储格林斯潘时代开启宽松政策周期之后，成为国际资本的流向目的地。新兴市场10年繁荣周期也肇始于此。2008年的危机是这种繁荣的一个中止符，雷曼破产危机之后伯南克开启的美联储量化宽松新周期，将新兴市场的繁荣周期推到了2010年的顶峰。

　　有很多指标可以表征这十年全球体系尤其是新兴市场的繁荣。客观地说，这10年是全球经济体的“同步繁荣”。各国之间并没有出现此前全球经济曾经广泛出现的“零和博弈”，即一国的繁荣以另一国的衰退为代价，而是同享全球化红利。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进入以消费扩张为代表的繁荣周期，美国国内消费的扩张则带动了新兴经济体对美国的出口，这放大了新兴经济体的产能投资和出口扩张。新兴经济体的投资周期和产能扩张，则拉动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和大宗商品出口国的繁荣。

　　有四个指标可以衡量过去10年的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繁荣。一是全球GDP的增长，二是全球贸易，三是新兴市场外汇储备增长，四是全球股票市场。这几个指标，互相影响、相互携进。

　　但是，这种经济金融表面的“同步繁荣”，在本质上却呈非对称性。是外围货币和外围经济体，对美元中心货币和美国中心经济体的依附性繁荣。这种不对称性和依附性，决定了体系性危机的必然性。

　　其一，同步繁荣的背后，有一个全新的国际体系链条，即在实体经济层面，新兴市场总体对美国进行产品出口，获得贸易顺差；但在金融层面，新兴市场国家再将积累的贸易顺差，投向美国金融市场。在这个包含经济、金融双层含义的国际体系当中，新兴市场国家出口货物、进口美元和美国国债；美国进口货物、出口美元和美国国债。

　　其二，1996—2010年，金砖四国和东亚主要新兴市场累计经常账户顺差2?85万亿美元，但在金融市场效应之后，新兴市场累计的对外净资产规模反而下降3370亿美元。新兴市场国家在实体经济层面的贸易顺差优势，并没有转化为对外债权净资产的胜势。反过来，对于美国来说，1996—2010年累计产生6?98万亿美元经常账户逆差，占全球逆差的60%，但期间其对外净债务却只增长了2?3万亿美元，这期间美国通过金融效应获得的收益高达4?67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2001—2007年间获得，占3?86万亿美元，占同期美国GDP总额4%。这被国际学界称之为“暗物质”的国家间财富关系，其实在本质意义上表征了在当今国际经济金融体系里不同国家的不对称地位。这是新兴市场十年繁荣、表面贸易失衡背后的真正失衡。

　　2010年的国际货币金融经济体系，相比1990年、2001年的国际货币金融经济体系都有什么区别？

　　1990年的国际货币经济金融体系，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元重建其“中心—外围”体系的开始，是以中国和原苏东体系解体后成为美元新外围的开始，欧元在这一时期刚刚酝酿成立，还没有体系性的成长；2001年，是美元新外围体系建立，这对美元体系是好消息，但欧元确认成立，并开始在欧元区内部“去美元化”，一步步往次中心地位迈进。2010年，表面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开始，实质则是欧元区通过危机加强整合制度建设，进一步坐实次中心地位的开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超过60年之后，终于有一个可以与美元中心地位竞争的货币，美元担忧其中心地位，开始进入收拢外围新阶段。在2010年，美国开始了在财政、实体经济、货币金融，以及能源、外交、军事等众多领域的“大转向”。

本文摘自《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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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联储从过去5年的宽松转向未来5年的紧缩； 美国向上，欧洲趋稳，新兴市场危机； 全球从同步荣衰到大分化，中国会继续繁荣，还是遭遇考验、迎来危机？ 经济、股票、货币、债券、商品投资如何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