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转向

2014-04-04 16:51:00

  随着全球金融开放、金融一体化程度提高,全球金融越来越呈现出周期性变化。这其中,规模越来越巨大的国际资本流动起到了核心作用。伦敦商学院教授Helene Rey在其最新的学术文章“全球金融周期和货币政策独立性”(the global financial cycle and monetary policy independency)中称道,在资本账户不受限制的情况下,汇率制度变得无效,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将会出口到其他国家。即一个国家不管实行的是浮动汇率还是固定汇率,只要资本自由流动,其货币政策就会受到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国)央行政策的影响。按照此理论,美联储货币政策会通过国际资本流动,影响全球的货币环境,美联储货币政策周期性变化导致了全球金融的周期性扩张和收缩。这样,国际资本流动引起了全球的金融周期(global financial cycle)。

  美元主导国际经济金融周期,美国主导国际周期。充分认识美元和美国的战略转变,是认识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和全球体系的前提。当前,进一步充分认识2010年以来美国在诸多领域所发生的重大转折,是我们认识未来经济金融体系的格局的前提。2010年以来的美国有什么重大转向?第一财经研究院集合国际关系组、能源组、经济金融组的年度课题报告《美国大转向——美国内外战略的新周期》《世界能源新格局——美国“能源独立”的冲击及中国应对》已与本书同步出版。

  第一,美联储从10年宽松政策周期转向未来5年左右的紧缩周期。

  2013年12月18日,美联储宣布将开始每月缩减资产购买,这是美联储开始从过去10年的货币宽松周期转向紧缩周期的标志性事件。随着美联储退出QE完成,按照当前的一致预期,美国将在2015年底左右开始加息。美国的货币政策正在发生从极度宽松向紧缩的大转向。

  第二,美国财政从绝对扩张到相对收缩的转向。

  美元是基于美国国债的债务货币,美国所有的扩张与收缩最后均表现为美国财政的扩张与收缩。2009财年是美国财政扩张最快的一年。这一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4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比例高达9?8%。这之后,自2010年之后,美国财政赤字率开始缩减。美国国债/GDP的规模在随后的2010—2012年仍然处于扩张阶段。但在2013年,美国财政经历了历史上最严厉的财政紧缩,财政收入达到2?77万亿美元,超过2008—2012的各个财年,3?45万亿美元的财政支出则降低到2009年以来新低,最终录得6800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为4?1%,较2012年降低38%,较2009年的峰值1?4万亿美元(GDP占比9?8%)降低一半以上(52%)。2013年,美国债务/GDP的绝对规模也已经开始下降。展望未来,我们预计美国财政赤字将于2015年或2016年下滑至十年来新低水平。

  第三,美国加大“能源独立”战略的实施力度,美国能源结构从依赖进口转向本土和西半球自给。

  页岩气革命,是美国2010年至今在全球体系最具格局影响意义的变化,这不仅发生在能源领域,还对经济金融体系和国际关系体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2012年能源展望》,美国2010年能源自给率为78%,预计在2035年将达到87%。实现“能源独立”对美国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奢望。

  页岩气大发展,降低了美国天然气价格,使得美国成为全球能源价格体系的“洼地”。不仅天然气价格,天然气发电替代煤炭发电还大幅降低了美国电力价格。页岩气革命使得美国的天然气价格在国际上具有了无可比拟的低价优势,只相当于亚洲价格的1/4和欧洲价格的1/3。天然气的低价又进一步推动煤炭、电力等美国能源价格的整体下降,赋予了美国很强的能源价格比较优势。2013年底,美国工业用电的平均价格约合人民币0?4元/千瓦时,而中国工业用电电价约为0?9~1?0元/千瓦时,美国还不足中国价格的1/2。

  能源和电力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成本,这为美国经济的繁荣奠定了要素基础。单就能源化工产业来说,美国正在拥有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加大了产业回流美国的进程。例如,波士顿咨询集团(BCG)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67%的橡胶和塑料制品企业、42%的机械制造企业、41%的电子制造企业、35%的金属制品企业表示,他们期望将企业从中国迁回到美国。

  能源独立还减少了美国能源贸易赤字,进而助力美国减少总体的经常账户赤字水平。

  能源独立还在产生系统性的国际关系结果。能源独立降低了美国对中东等外部能源的依赖,这给美国的国际关系战略调整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在这之后,美国启动了具有收缩含义的新军事战略,并启动了“军队撤出、外交官进入”的相对撤出中东战略。

  第四,美国重新恢复实体经济制造业增长。

  美国的制造业在近20年来不断出现空心化趋势。尤其是2000年之后,制造业产出占GDP比重和就业人数加速下滑。但是,这一趋势在2010年后出现了逆转,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正在复苏,并且这一复苏的证据越来越多。美国制造业产出增加、投资加速、产能利用率上升、制造业就业人口回升等无不说明美国生产端复苏的事实。由于美国政府一系列的复兴制造业政策措施和美国能源独立带来的成本下降、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下降等多方面的原因,美国开始变成一个相对具有吸引力的制造国,美国制造每增加一分都会对原有的外部需求产生“进口替代”效应。在美国要素价格下降、国际运输成本上升、美国国内一系列制造业扶持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制造业企业“回巢”现象增加。

  第五,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调整,从打赢两场战争到打赢一场战争的美国“新军事战略”。

  自2009年以后,美国明显进入了战略收缩期。根据美国历史上的战略扩张与收缩的长周期规律,我们认为,美国的战略收缩期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至少持续到2020年。

  这一轮美国的战略收缩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国际和国内两条战线上,把精力从国际问题回收到国内问题,集中力量处理国内的财政、产业、能源及社会问题;第二,实施军事战略调整,缩减军队规模,撤出中东,并减少在欧洲的军事力量。

  远期来看,这还体现了美国主观上部分放弃“世界警察”地位的战略思想。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2012年底发表了题为《2030年全球大趋势》战略分析报告,其中有一个重要预测:最早在21世纪20年代,美国就将失去单极地位,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强国并肩,世界上将没有任何霸权国家。National Intelle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p?p?101-103, www?dic?gov/nic/globaltrends?这也表明,美国从无所不管的“世界警察”地位后撤,正在成为美国战略界的官方主流观点。

  我们认为,2009年美国将军方战略调整为“打赢一场战争”、2010年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以及2012年的新军事战略,是美国战略收缩的“三部曲”。

  第六,美国全球地区战略调整,从中东相对撤出,战略重心东移,“重返亚太”,并确保西非和拉美的“环大西洋能源供应圈”。

  美国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战略重心放在中东的十年。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就已明确提出,要从伊拉克、阿富汗两个战场完成撤军。2009年,奥巴马刚刚上台,即声称自己要当“太平洋总统”。这是美国战略大转向的先声。

  2010 年1 月,希拉里·克林顿在位于夏威夷的东西方研究中心——地点与机构都显然经过了精心选择——发表了题为《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原则与重点》的演讲。这篇演讲标志着外交层面上“重返亚太”战略的开始。她说:“毫无疑问——如果本届政府开始执政时有怀疑的话——美国已经重返亚洲。但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仅重返,而且会留下来。” Hilary Clinton, Remarks on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Asia: Principle and Priorities,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090?htm?这次讲话标志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开始。

  为此,美国开始在战略、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个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调整其对各地区战略。包括:

  相对撤出中东——在美国对中东的能源需求降低后,美国实施“相对撤出中东”的战略举措——虽然这种撤出是相对的,而且并非完全是因为“能源独立”,而是美国为了脱离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既定战略。然而,美国“能源独立”还是会对其相对撤出中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相对撤出后,美国可以容忍一个更加混乱的中东。

  战略重返东亚——这是美国今后十年的战略主题,包括军事战略重心调整到西太平洋、政治外交上加大对东亚的投入力度、经贸投资领域推进TPP、加大对中国实施网络战等。

  确保“环大西洋能源供应圈”——随着“能源独立”战略的展开,西非将成为大西洋供需圈的一部分、美国主要供应地之一,美国对西非将会持续投入,包括投入外交资源。不过,西非将不会成为美国能源供应必不缺少的一环,美国对西非的依赖将会较弱。因此,西非并不会成为美国能源外交的重点。与此同时,美国将重新增加对拉美的控制。

  以上这些措施将为今后数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美国战略定下基调。

  第七,美国贸易与投资战略调整,从全球化的自由贸易,转向有选择的、高门槛的“规则贸易”。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奉行的是全球贸易自由主义,试图将自由市场推向全球。1995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了四年一度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标志着美国将推进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作为重要的对外战略。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2001年中国加入WTO。

  中国受惠于全球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美国全球化、自由贸易战略的赢家。世界经济重心越来越转移到亚太地区。欧元区则在这十几年间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并挺过了欧债危机。与此同时,美国却经历了产业空心化,并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最新的统计显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虽然按照以国别增加值为算法的新统计口径,中国距离美国仍有很大差距,然而,美国国内已经把应对中国在经济贸易上的崛起当做一个基本议题。

  正因为如此,为了在后危机时代重塑美国对国际经济的“领导地位”,美国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转向:从推动全球自由贸易转向推动规则贸易,用以美国标准设计出来的规则来达到扩大贸易、推动其影响力的战略目标。为此,美国希望将其自身的规则作为新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的蓝本。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是其中重要的战略工具。另一个重要工具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此外,还包括重新谈判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诸(多)边服务业协定(PSA)等。这些都是美国建立新版外贸投资国际规则的工具。最终目标,是结束美国长期主导的自由贸易,建立有选择的“规则贸易”。

  以上所构成的“美国大转向”,正在对过去10年、20年全球化概念的全球货币金融经济格局产生系统性影响。

  未来,美国经济的繁荣,不再像过去10年一样高程度地带动新兴市场的出口繁荣。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大分化格局,正在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加速展开。

本文摘自《全球经济金融新格局》


   “美联储从过去5年的宽松转向未来5年的紧缩; 美国向上,欧洲趋稳,新兴市场危机; 全球从同步荣衰到大分化,中国会继续繁荣,还是遭遇考验、迎来危机? 经济、股票、货币、债券、商品投资如何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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