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香港”：海外上市、制度跃迁和银行绩效(1)

　　文/田利辉

　　在我国经济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的同时，我国的商业银行坏账问题日益严重。据标准普尔公司估算，整个中国金融系统的坏账可能高达3 840～8 640亿美元，而要处理这些坏账总共需要的成本约60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中国当年14 0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40%。如果不是我国一直通过资本账户管制实行资本市场控制，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就可能随时会在中国重演。随着中国对WTO承诺开放资本市场的逐步实施，我国脆弱的商业银行体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改革商业银行是当务之急。

　　鉴于银行坏账问题的严重性，我国政府主要采取了坏账剥离和外部注资两种方式来减少坏账。我国政府在1998年给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注资2 700亿元；1999年，国有商业银行的近1.4万亿元不良资产被剥离出去；政府在2004年再度给国有商业银行注资450亿美元。冲销旧的坏账能够使得银行的账面数字暂时有所好转，但是新的坏账继续产生。长此以往，恐怕国家将无力承受。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问题根源于扭曲的银企关系。笔者发现，在银行贷款较多的企业中，管理费用等经理人代理成本较高，企业绩效较低。与西方金融学的“杠杆治理”理论相反，银行贷款的增加反而便利了某些企业经理人的腐败和浪费西方金融学认为，贷款人能够约束借款企业经理人的行为。其他条件不变，贷款的增加，应该降低企业的经理代理成本(e.g.，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and Harris and Raviv 1991)。债务的公司治理效用可以称之为“杠杆治理”（田利辉，2004）。。这种扭曲的银企关系，来源于政府对于银行和企业的双重产权。当商业银行根据政府意志，而非商务规律进行借贷活动之时，贷款人容易出现中饱私囊、挥霍浪费和盲目投资等道德风险，从而可能降低企业绩效并且产生坏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银行商业化期间，政策性贷款是坏账的温床。此后，我国商业银行逐步实现了市场化经营，告别了政策性贷款。但是，笔者发现，上述扭曲的银企关系仍然存在。这种扭曲的银企关系，不仅是借款企业的经理代理成本问题，而且也来源于银行自身不良的公司治理。我国商业银行存在政治化取向，银行管理人员存在道德风险譬如，在2005年，中国银行发现和处理违规违纪人员3 045人，追究相关责任人4 252人，追究领导责任人1 448人，追究上一级领导责任人936人，其中仅各级行正副行长就被免职了31名。通过此次案件专项治理“整肃风暴”检查，挽回资金或避免银行资金损失49 439万元。。所以，贷款管理是薄弱的，银行运营是低效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和河松街支行案件集中折射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危机。商业银行自身的公司治理水平和企业绩效需要切实提高，才能减少坏账的发生。

　　当前，我国政府试图通过股份化和海外上市来改革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机制。建设银行已于香港上市，中国银行上市筹备在紧张进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的股份改革工作也在逐步开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明确指出，海外上市对于我国商业银行改革至关重要。

　　我国商业银行发行上市需要以国家保持绝对控股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国有商业银行的控制权不会因为海外上市而变化。那么，在产权核心没有发生实质改变的情况下，海外上市和相应的外部环境变化能否带来企业内部的制度改革和绩效提升？近年来发生的中航油事件和刘金宝案件可能会让人心生疑窦。“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中银香港”）在2002年于海外上市，其公司治理水平和绩效的历年表现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海外上市的成效原中国银行行长、中银香港董事长刘明康说：“‘中银香港’上市不仅是中国银行发展的一个新里程，更将使中国金融改革进入一个新纪元。”。

　　本文考察了中国银行业，总结了有关海外上市的金融和法律文献，回顾了“中银香港”的重组、发行上市和其后的丑闻，分析了“中银香港”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从而探讨了国有商业银行海外上市的效果和意义。本文认为，即使保持国有控股的产权安排，海外有效的监管体制和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也能够强制和诱致制度变迁，带来“中银香港”公司治理和管理机制的全面变革，从而提高企业绩效。一言以蔽之，在“中银香港”案例中，海外上市成功地引致了制度跃迁。

　　中国银行业和海外上市理论

　　本节回顾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认为我国政府主导的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尚未成功，经营现状仍然令人堪忧。从理论上讲，海外上市可以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本文摘自《北大案例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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