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火烧圆明园(1)

　　《南京条约》及其附约很快就摆到了其他国家政府的案头，各国商务、外交官员对此中条款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读，以窥其堂奥。不久，它们就从中发现了讹诈东方古老民族的妙法。

　　新大陆上的美国，此时已经从独立初期的困境中走了出来，进入了大陆扩张的高潮期，这个最初只有十三州的联邦如今一跃而成为统摄二十六州的大国。呼吸着自由清新空气的美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渴望。《南京条约》订立的次年，美国第十任总统约翰·泰勒向中国派遣专使的提案得到国会批准，国会为专使的中国之行拨巨款四万美元。1844年2 月，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顾盛以美国总统全权代表的身份，率领军舰3艘，来到澳门。马萨诸塞州居住着很多迫切期望在对外贸易中谋求巨额利润的富商，挑选出身该州的参议员出任专使，美国人的意图不言而喻。甫抵澳门，顾盛即同两广总督程采交涉，要求到北京向皇帝呈递国书，跟中国订立“永远和好条约”。要求被拒绝，就用炮舰相威胁。惊魂方定的皇帝陛下慌忙派伶俐能干的耆英赴广东与美国专使谈判。7月3日，《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在澳门附近的望厦小村签订。这个被清帝国政府称为《望厦条约》、被美国政府称为《顾盛条约》的章程，除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及其附约中的一切特权外，还为美国人增设了更多的重要权利：范围进一步扩大的治外法权，通商口岸的关税权，以及在此建立教堂、医院的权利。条约最后一款还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12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为日后再行勒索预埋了伏笔。中国长期的夜郎自大使得帝国既无外交意识，更无管理人才，在从来没有正眼看待过的“夷人”面前，屡屡跌入外交协约的陷阱。

　　能给英美一块饼，自然不能不给法国一个馍，而且还不能小。“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机器开始大规模使用，铁路建设速度加快，工商业由是得到较大发展。急于扩大对外贸易的法国人，在《望厦条约》签订后的三个月，也把军舰开到广州的黄埔海面。耆英又一次表现了他的伶俐和能干，连忙和法国人签订了《黄埔条约》。法国人本性潇洒浪漫，根本就不愿意在条款的订立上劳神费力，而是直接以顾盛的条约为蓝本，轻松地获取了与美国人同样的权利。只不过法国人似乎更加看重本国公民在海外的人权，在条约中对领事裁判权作了较美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重申——在帝国领土上犯罪的法国公民按法国法律判处；犯罪地如果没有法国领事，则法国人可以请求其他友好国家的领事代为处理。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普鲁士、奥匈、比利时等国跟随美、法而来，或恐吓，或欺骗，或讹诈，纷纷要求与帝国订立条约。“在这些弹丸小国的眼睛中，中国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大肥佬，如果不乘机坑骗一下，简直良心上过不去。”（《中国人史纲》下）

　　英国人对各国的交涉结果丝毫不用担心，因为按照“最惠国待遇”，帝国给予其他国家的各种新权利，英国也“一体均沾”，各国敲诈越多，英国人所得自然就越多。

　　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对现代国际法准则一无所知，他们并不知道格老秀斯（注：胡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荷兰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国际法学创始人。其名著《战争与和平法则》（1625年）不仅是重要国际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基础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理论的开创性著作。）为何许人也，他们无法读到《战争与和平法则》，他们自然也就无法知晓在国与国的冲突中，还有关于战争的合法性和正当理由、主权与法权、战败国的政府与赋税、条约订立等方面的规则和理论，他们只有听凭各国肆意歪曲和践踏战争与和平的国际法则，他们只有“我为鱼肉，人为刀俎”地任人摆布。

　　既然对现代意义的国际法一无知晓，那就用不着费尽心思地去领会“条约必须执行”之精神。其实，帝国的官僚们根本就不屑于去了解什么国际法，“天朝上邦”自有它的法度。这个法度就是长期拖延和拒不合作。

　　各国用军舰大炮换来了他们梦寐以求的通行证，但在经过精心挑选的通商口岸却通行不畅。皇帝的子民们也与他们的中央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抵制情绪之激烈甚至超过了他们的政府。广州城内，“磨快手中刀，杀光蛮夷”的口号不绝于耳，自发的抵抗运动自1840年代至1850年代初十数年间从未有过间断。福州和宁波的贸易增长十分缓慢，到1850年，宁波城内只有十几个外国商人在这里从事商业活动，福州城内居住的十个外国人当中，有五个还是传教士。

本文摘自《从绝望中找到希望》

---

　　 本书从管理的角度，以细节的眼光审视历史，以哲学的高度评说得失。分析了1750——1950年这个时间段的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原因，并且与同时段的西?国家做对比，让人们从中绝望中找到希望，看到中国发展强大的前景，重现大国的崛起。
本书视角独特，分析到位，展现了中国从1750-1950年这200年历史的真正面貌，给人以警示和借鉴。